社区矫正以未成年人为案例的论文

摘要]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本文试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原因分析 心理学分析 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2001年“四五”普法启动时,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以了解社会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关注情况。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列出的10个法律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这项调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1]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一）从犯罪主体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至3岁。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2] （二）从犯罪手段来说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所谓凶残化是指未成年人在作案时，不计后果、残无人道，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所谓智能化，一是指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例如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对讲机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二是实施高科技犯罪未成年人越来越多的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进行犯罪，例如网络犯罪等。三是未成年人反侦察能力不断增强，实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后伪造现场，毁灭、转移证据。（三）从犯罪类型来说，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并且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断向着严重化达到方向发展。根据公安部相关统计数字，1997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比例如下：抢劫占46.3%；抢夺占23%；盗窃占6.6%；强奸占4.8%。[3]（四）从犯罪的组织形式来说，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已有70%是团伙犯罪。[4]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如果被不法人员掌握和控制或随着团伙骨干成员年龄的增长，将会演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犯罪集团，对社会危害性具有倍乘效应。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下面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一）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心理学分析一切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未成年人虽然心理尚未成熟，但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是受心理支配的。为什么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这是与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在这一特定年龄阶段下所固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分不开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未成年时期的年龄特点所形成的矛盾也是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全过程的，虽然这些矛盾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产生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很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动因。1.未成年人身心矛盾（1）精力过剩与调节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生理机能迅速发育，使他们的活动量增大，日常学习生活之余仍有大量过剩的精力和体力，但是由于他们心理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缺乏足够的调节和控制过剩精力的能力。因此，过剩的精力常常用之不当，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往往将过剩的精力用于抢劫、强奸等暴力性的犯罪活动中。（2）兴奋性高和控制力低的矛盾由于未成年人腺体的发育，内分泌非常旺盛，大脑常常处于兴奋的状态，导致他们的情绪兴奋性高容易冲动，但是由于他们的大脑皮质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欠缺，容易出现冲动性和情景性犯罪。（3）性机能发育成熟和道德观念缺乏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性机能逐渐发育成熟，从而产生强烈的性意识，有接触异性的需求，有了性的欲望和冲动。然而，他们又缺乏组建家庭和负担家庭的法律道德责任和经济能力，从而产生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如果，这一时期的未成年人不能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两性关系，就有可能放纵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不加约束控制，从而强化这对矛盾，导致性方面的违法犯罪。例如，有的未成年人在色情、淫秽制品的刺激下，为了发泄生理冲动，不惜实施强奸、轮奸等性犯罪；或者为了嫖娼而不惜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2.未成年人个性心理结构内部的矛盾（1）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明显滞后。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为因生理成熟产生的种种困惑解难释疑，无法合理地为自己减轻心理的重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未成年人处于这种自我封闭之中在心理上与成年人产生隔阂，不愿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产生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希望与人交往，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拨萃，以维护自尊。因而人际交往的需要较为强烈，这种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独，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于苦恼的境地。他们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希望与同龄伙伴拉帮结伙，有的甚至离家出走，出外寻找“友谊”。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认知狭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上当，稀里糊涂地就加入犯罪团伙，不知不觉地就走上犯罪道路。（2）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看问题时以偏概全、固执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知识就不加考虑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的不良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3）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随着成人感的产生和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强烈要求独立自主，想从心理上改变过去依赖成年人和受人监护的状态，即取得与成年人相同的地位，离开父母的管束，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且社会生活经验欠缺，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还要依赖于父母，在社会上还要依赖成年人。这种在心理上想独立，而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矛盾可能激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加大代沟的裂痕。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因对父母的严格管束十分不满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进而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现了弑亲现象。（4）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有时，当个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时理智的控制能力却显得无能为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计后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或无辜群众实施攻击行为，进行报复。（5）自我意识的矛盾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未成年人由于独立性意向的发展，开始将对外界及外界事物与自己的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关注。这样自己既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自己观察的被观察者，自我意识被分成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部分：前者为理想的自我；后者为现实的自我。一般来说，现实的自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自我这样一来，二者的不一致便产生了自我意识的矛盾.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过高的自我评价，另一种则是过低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确立过程中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这两大心理缺陷。①过低的自我评价。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未成年人，在把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进行比较时，对理想的自我期望较高，又无法达到，对现实的自我不满意，又无法改进。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排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距离过大所导致的自我矛盾冲突，他们往往会产生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我的心理倾向。这类未成年人往往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挫折感和内心冲突。他们的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的环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时，常常会产生过激行为，酿成悲剧。近几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此类心理问题所导致的。 ②过高的自我评价。这是一种与过低的自我评价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状态。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支配下，个体往往扩大现实的自我，形成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自我，并认为理想的自我可以轻易实现。这种类型的未成年人往往盲目乐观，以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不易被周围环境和他人所接受与认可，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极易遭受失败和内心冲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导致苦闷、自卑、自我放弃。有时会引发过激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未成年时期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因此，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本身并不是决定犯罪发生的必然原因。但是，由于这一特定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使得他们极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错误、消极的影响，进而产生形成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不完全社会化或者错误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学校等直接生活的微观社会环境中实现的。1.家庭的不良影响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未成年人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个场所，是他们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在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原发性的影响。（1）家庭结构有缺陷家庭的残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者因为离婚、死亡、服刑以及其他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时，致使家庭结构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在这种家庭中，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家庭，家庭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妻子一方，再加上家务劳动的压力、时间、精力等的限制，疏于管理和教育，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另外，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导致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失衡，人际关系冷漠，未成年人很容易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和反叛心理。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爱和精神生活的满足，往往会向外寻求精神支持和寄托。这样，由于他们心理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在不良环境的影响和坏人的教唆、引诱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2）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家庭的教养方式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一些家长没有遵循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和成长规律，造成教养方式不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很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据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中有80%和家庭教养方式不当有关。[5]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娇宠、溺爱现在的家庭独生子女率在逐年升高，就是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往往对子女采取的是一种百依百顺、即使子女犯了错误也对其包庇的态度，使孩子从小养成了自私任性、好逸恶劳、骄横霸道、自我中心的不良性格和行为习惯。这种未成年人进入社会后，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和需要不能在正常的范围内得到满足时，很可能不顾社会道德、法律规范，从而发生违法犯罪行为。②简单粗暴与溺爱正相反，有些家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家长发现孩子犯了错误后，无视子女正常的自尊和独立的人格，对他们动辄打骂。一方面，家长的举动给子女提供了学习模仿的榜样，很容易使他们形成残忍、粗暴、好斗的性格，形成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观念。另一方面，引发、强化了子女的逆反心理，造成子女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绪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他们在心理上视父母为敌，离家出走，流落到社会去找小兄弟取得“同情”、“温暖”，有的在别有用心的教唆犯的引诱、威胁下，堕落成罪犯。③放任自流父母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对子女的一切行为举止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放任自流。在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极易形成冷酷的、自傲、自狂、目空一切、自以为事、玩世不恭的不良性格。他们在父母的放任下过早的走向社会，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和监督，并且自身认知水平不高，缺乏正确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在社会上各种不良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犯罪心理，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④期望过高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同时也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子女尽最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这时孩子就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焦虑不安，产生了逃避和逆反心理。当这些压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时，在逃避和逆反心理的支配下很可能会离家出走，以至误入歧途；有的甚至做出弑亲等过激行为。⑤缺乏情感沟通有的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或只注重对子女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视了与子女的主动沟通，再加上未成年人心理上闭锁性，造成子女和父母缺少情感沟通，子女心理上的迷惘和疑惑得不到父母的及时指点，内心的欲望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现实的心理无以宣泄，心理上得不到慰藉，久而久之，心理问题积重难返，进而形成抑郁、敏感多疑、易怒、冷漠、孤僻、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等心理障碍和人格缺陷，由于他们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下，很容易实施暴力犯罪。（3）父母行为不良家庭中的社会化很多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父母的言谈举止、态度等对未成年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未成年人好奇心强，可塑性大，善于模仿，但其分辨是非、控制自己意志的能力较弱。所以父母有赌博、酗酒、盗窃、卖淫、嫖娼等不良行为，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使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下违法犯罪的种子。（4）家庭气氛不和睦“家庭气氛可以成为未成年人违法和犯罪的直接原因，和睦、不和睦或冲突的家庭气氛，与违法行为率关系甚大。不和睦的家庭比和睦的家庭，其子女违法行为者明显增多。”[6]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充斥着吵骂、指责、揭短、厮打，弥漫着一种冲突或不和谐的气氛，会给子女带来极大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长此下去会造成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等人格障碍。有些子女为逃避这种不和睦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5）家庭过于贫困由于父母的工作压力较大或者父母双方都下岗，家庭条件过于贫困，容易使孩子在同龄人中产生自卑感，很容易形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敌视社会的心理，为了满足自己从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物质欲望，往往铤而走险。家庭居住的环境和周边条件不良，周边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治安管理、文明程度等都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孩子容易受周围不良青年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2.学校教育的缺失学校也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起到弥补和矫正的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教育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和失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1）忽视思想品德教育由于在教育观念上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有这方面的教育也往往是方法简单、陈旧或是流于形式，而且内容空洞、脱离实际，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再加上在教师队伍中，确实有一些素质差，职业道德低下的人。一种是课堂上可以讲些大道理、道貌岸然，一离开课堂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样就更加削弱了教育的权威性，甚至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这样就很容易使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排斥主流文化，而对不良亚文化产生认同，进而在不良亚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形成不良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经过相互感染和认同，最后堕落为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再一类是在一些学校中，成绩好的是好学生，成绩差的就是坏学生，并以此为依据，人为的把学生分成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使得学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失去了进取心和自信心，造成了一些学生的厌学、辍学，流失到社会上形成不良群体，无所事事，在坏人的教唆下，很容易堕落为犯罪团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另外，未成年人在心理发育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道德引导和培养，很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对社会上的各种消极因素的“免疫力”极低，在外界诱因的作用下，极易产生犯罪心理，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法制教育效果不佳目前，学校法制教育落后，效果不佳，造成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也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制教育课老师基本上是非法律专业毕业生，而且多数由政治老师兼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解释法律知识准确程度不高的问题，上课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让学生死记硬背。另外，法制教育也只是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上，不能使学生形成与法律规范的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不能使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学生自己的需要和行为，不能使学生用法律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守法的行为习惯，没有收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反而让一部分学生由于了解法律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心怀侥幸，而走上犯罪道路。（3）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滞后目前，学校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而未成年人的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期间度过的，未成年人进入青春期后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开始对性有所感知，性意识处于从萌芽到日渐明确和成熟的阶段，他们对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昧无知，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色情网站及淫秽音像制品等。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成熟不同步，以及道德法制观念的淡薄，在外界的刺激下，加上他们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往往会出现越轨行为。未成年时期面临着心理矛盾冲突的急剧发展和紧张繁重的学习负担及家长望子成龙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产生了各种心理困惑、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但是，由于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没有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只是将心理教育的内容纳入思想品德教育中，这使得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答和引导而更加严重。当他们不能承受时，很可能走向极端，通过暴力等方式宣泄出来，造成暴力、强奸等犯罪。3.同龄群体不良交往的影响马克思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7] 同龄人的相互交往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少数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并恶性发展，是与其未成年同龄群体的不良交往息息相关的。团伙犯罪一直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不良交往往往是未成年人走上团伙犯罪道路的起点。一些被家庭和学校排斥和抛弃的不良少年，在不良亚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由于相同的感受聚集起来，通过不健康的娱乐、游荡、交谈等方式形成不良交往的亚文化群体。法国犯罪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ade）在其专著《模仿规律》（Laws of Imitation）中指出：“模仿的程度，和人与人的距离成正比。关系密切的人，越彼此模仿，即发生模仿的可能性和模仿的强度越大。”[8]他们通过密切的接触、相互观察和模仿，使得原有的错误的社会意识、不良的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得到强化。美国“犯罪学之父”萨瑟兰（Sutherlabd）认为：“犯罪是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习得的。对犯罪行为学习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亲密的群体中。这种群体的主要成员是犯罪人所熟悉的伙伴、朋友等。犯罪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犯罪的技术；二是犯罪动机、驱动力、合理化和态度等特定方向。”[9]这样，他们经过犯罪的学习，初步具备了实施犯罪的条件，通过违法尝试，加速下滑，沦落为犯罪团伙。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如暴力、抢劫等与社会对抗，社会危害性极大。4.文化市场的失控由于文化市场的失控，不良文化泛滥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各种充斥着暴力、色情淫秽内容的音像制品及网络游戏等等未成年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美国学者班杜拉（Bandura）认为：“电影、电视常常生动地描绘暴力的画面，并且剧中的暴力被说成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它甚至反映了一种英雄气概，那些娴于暴力的英雄从未因此而受到法律或社会的制裁。由此，人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暴力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用于处理日常事务或人际关系。”[10]未成年人处于求知和学习的人生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习得方式就是模仿。这样，媒体上大量的暴力渲染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一部分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并且残忍、好斗。遇事，头脑简单，很容易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导致暴力犯罪。另外，一部分影视、纪实作品为吸引观众，对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犯罪信息进行大量报道，对犯罪动机、作案过程进行过分详细的描述。这给一些善于模仿的有劣迹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模仿、学习的条件，他们不仅学会了作案手段，还学会了反侦察，反审讯的伎俩，成为了犯罪的“高手”、“专家”。未成年人性器官开始发育、性机能逐步成熟，生理结构的明显变化引发了心理上的变化，好奇心增强，对自身的生理变化有着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特别是对于与生理变化有关的信息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媒体中的色情内容，正切合了未成年人的这些特征，满足了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一些未成年人，由于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挡不住诱惑，抑制不住生理和心理躁动，便产生尝试的念头，很可能诱发强奸等性犯罪的发生。另外，沉溺于上网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原因。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海淀检察院近期对海淀看守所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发现：73名有上网经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39人承认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上网引起或与上网有关，占53.4%。[11] 网络中通过互发电子邮件或聊天、在线游戏等手段进行交往，可以向对方隐瞒真实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特征。由于网络本身的这种隐蔽性，上网便成了很多处于心理闭锁期的未成年人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网络游戏、网络聊天过程中，虚拟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纠正和引导，就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很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注释：[1]：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R），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第6页。[2]：王秉中主编，《罪犯教育学》（M），群众出版社，北京，2003年出版，第218页。[3]：王大伟， 《中小学生被害人研究——带犯罪发展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128页。[4]：同[1]，第5页。[5]：http://www.oy.net.cn/doc/view/24/8648.html[6]：（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M），知识出版社，北京，1982年出版，第85页。[7]：《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3卷，第515页。[8]：周国平，《犯罪学新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2004年出版，第110页。[9]：杨焕宁，《犯罪发生机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1年出版，第63 页。[10]：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第105页。[11]：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16时左右，一列铁路货物列车进入孝义市某铁路分局管内的万安火车站区内，等候加补机车。期间，家住火车站旁某村6岁的幼童杨某与伙伴进入没有封闭的站区，到上述货物列车尾部最后一节车厢下玩耍，数十分钟后该列车开出，杨某被火车轧伤。杨某先后经多家医院治疗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处、左下肢小腿中上1/3处被截肢，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2003年杨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铁路分局赔偿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损害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费的维修等费用）共计75万元。该案在一审中，原、被告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总计369 129.66元。双方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2、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本起铁路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未成年的幼儿，身体被截肢，除肉体上的痛苦外，也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应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赔偿额度应综合杨某的受害程度、被告某分局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受害人杨某安装假肢后，每年需1500元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亦属更换假肢的费用，应列入赔偿范围，此笔费用为6.9万元；终生护理费及其他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火车有自己固定的轨道，在站内和区间内铁路线路上逗留、游逛、穿越和拣拾煤渣杂物等会发生危险，是一般性常识。国发（1979）178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当时重新修订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将上述行为列为禁止性行为，相对人有自觉遵守的义务。原告进入铁路作业区内停留车下玩耍，被火车轧伤致残，显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但其毕竟是未成年的幼儿，没有行为能力，其父母作为监护人理应倍加看护，确保其人身安全。而本案中其监护人明知村外火车站铁路作业区存在危险，而放任其外出玩耍，无人陪同看护，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发生，应对本案事故负主要责任；火车是高速运输工具，铁路作业人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铁路作业对周围环境中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万安站工作人员正常作业亦无违章，虽尽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但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在铁路作业区玩耍，其注意程度尚有不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应负一定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1条，判决：被告某分局承担损害赔偿总额438 129.66元的20%的赔偿责任，即87626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余由原告及监护人承担。一审判决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准。火车从万安站开出后，才发现杨某被火车轧伤，根本不是注意程度不足，而是开车时没有观察周围环境。原判未能分析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有意把责任推给监护人；原判适用法律方面错误。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指的“承担责任”是指生活上的抚养和教育责任，而不是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2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过错，原审判决也已认定，就应当依此项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一审判决只让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损失的20%，显属不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本案侵害人是某分局，受害人即使有过错也只是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原审法院把减轻侵害人的责任曲解为受害人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从事的是高速运输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判决。被上诉人某分局辩称：上诉人人身伤害是其自己钻入火车下玩耍所致，其行为被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免责。按照《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发（1979）178号文件、铁路法第58条规定，上诉人因自身原因擅自进入铁路工作区造成伤残事故，应由上诉人本人和未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承担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仅对被监护人进行抚养、教育，还要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本案正是由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造成的，故应由其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按章作业，在目前科学可能情况下，列车装有列尾装置，能保证正常情况下列车的安全运行。但本案上诉人钻入列车下面的行为情况特殊，非一般人所能预料，非一般装置所能防止，也大大超乎被上诉人的预料和现有科学水平情况下被上诉人所能采取的防护措施。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及铁路法“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侵害人免责事由，我国法律对适用无过错责任时的免责条件是有严格规定的，除了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及2003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均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铁路法规定的是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自身原因一般解释为受害人的故意。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为故意，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免责条件是侵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除外责任。侵害人要免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人没有过错；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属的万安站区有村庄，村庄与铁路之间没有任何防护，铁路作业时亦未派人看护，侵害人应当预见到村内的小孩可能会到铁道上来玩耍，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便启动火车机车，显然存在过错。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存在故意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为法律规范的主体是有行为能力人和特定情况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还作了特别的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从以上两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主张免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杨斌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其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监护职责。该村庄位于铁路站区区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未采取更为有效的看护措施，对造成被监护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害人不得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有监护职责为由，将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侵害赔偿责任转嫁给监护人。根据本案侵权责任的承责原则和侵害人存在的过错，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60%的责任。杨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即承担4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没有法律根据。关于一审中双方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共计369129.66元，为双方协商一致所确定，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针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其他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判决确定每年需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共计6.9万元应列入赔偿范围，双方对此均未上诉，应予维持。据此，本案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总计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某铁路分局应赔偿杨斌262 877元，其余部分由上诉人的监护人自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上诉人赔偿杨斌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亦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责任认定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31条、铁路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87626元部分；二、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部分；三、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262877元；二、本案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铁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铁路列车的通车里程在不断延长、运行速度在不断地提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铁路列车越来越繁忙地穿梭于人口稠密的城镇、村庄，从方方面面在极大地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可能给周围人群带来不安全的环境。因此，铁路运营中造成人员伤亡时有发生。较之前些年，现今的受害人及家属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且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协助，铁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家属越来越多地欲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铁路法院受理的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正是在这一系列综合背景下呈逐年递升趋势。在这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有一类案件较为典型，即未成年人在玩耍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列车轧伤致残的案件。这些受害人中，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二、三岁。在处理这类未成年人诉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院除面临着一般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适用归责原则、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外，还面临着在未成年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情况下，高危作业人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文即结合本案试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一）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我国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包括：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承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原则形成的历史看，该原则首创于1838年普鲁士王《铁路企业法》。该法律确认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损害，铁路公司不得以无过错为由免除赔偿责任，这个法律几经修改，不仅适用于铁路运输，而且广泛适用于电车运输、采矿等各种存在风险的工业部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通过特别立法和法院判例，纷纷在火车、汽车、航空、航海、电气、核能利用、科学实验等危险性工业中采用无过错责任，以调整工业灾害中企业主与雇佣工人及其他受害人的关系。1922年由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苏俄民法典》明文规定了危险业务责任。该法典单独列出条款，把危险性工业称为高度危险业务，确认源于高度危险业务的损害负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设立目的也在于敦促高度危险作业人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国民法通则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关于火车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曾有争论。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铁路列车的运营速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应列入高速运输工具范畴。有人提出，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应当根据其时速确定，超过一定时速才能称为高速运输工具，否则不能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看待。笔者以为，不能单纯以速度的快慢来认定铁路是否为高速运输工具，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起源及目的看，更应着眼于铁路运营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众所周知，一旦被运行的列车碰撞、碾压，产生的后果必然是非死即伤，尽管有时列车行进速度并不高，但损害后果同样也是非常严重。另外，火车的速度是变化的，启动和停车阶段慢，中间运行阶段快。所以，认为以火车运行的时速来确定其造成损害的归责原则是机械、片面、不科学的，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随着人们普遍对高度危险作业认识的深入及法学研究、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火车系高速运输工具、铁路运营为高度危险作业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按照以上关于高度危险作业及无过错责任产生的背景和目的介绍和分析，铁路运营致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审判实践中，铁路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如何承则一直存在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对铁路法的规定认识不一。1990年颁布的铁路法中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有观点认为该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冲突和矛盾，又由于铁路法颁布在后，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铁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另一观点认为，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扩大了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相冲突，应为无效，审判中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可以说，由于没有来自于权威部门的解释，民法通则与铁路法规定是否存在冲突的不同认识一直存在，导致此类案件如何适用归责原则一直扰着审判实践，而这些不同认识也在受害人与铁路运输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中集中体现。就同一损害事实，受害人往往援引民法通则第123条主张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故意行为，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对其作业中造成的损害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则引用铁路法58条主张损害发生是由于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根据铁路法58条免责条款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关于两法适用问题，受害人认为，根据上位法效力的优先性，应适用民法通则；铁路运输企业认为，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应该优先适用铁路法。另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两法并不存在冲突，铁路法第58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具体贯彻和运用，两者均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其实铁路法第58条“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民法通则123条的从事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已对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原则作了规定，有关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的单行法、部门法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规定。故对铁路在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应该是明确的。（二）如何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条件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是否构成铁路运输企业法定免责条件既然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该如何确定免责条件呢？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铁路法58条的免责条款，即“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含义。铁路运输企业认为：火车有固定的轨道，如果没有受害人侵限的事实就没有被轧伤亡的损害后果，受害人伤亡原因是由于其侵入铁路线路造成，属于铁路法58条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这一免责条款，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一抗辩理由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凡是铁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均可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受害人不去铁路轨道，就不会发生人身伤亡。显然，这样理解“受害人自身原因”与设定无过错责任这一归责原则的立法目的是相背。笔者认为，在理解铁路法这一专门法时，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去理解和解释“自身原因”的含义，应该结合民法通则123条，以及其他法律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事由除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和2003年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均规定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不可抗力；（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参照民法通则和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情形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铁路法第58条关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含义应理解为：1、不可抗力；2、受害人的自杀、自伤；3、受害人破坏设施或其他违法犯罪引起的事故；4、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同时应该明确，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亦应当根据原因力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铁路法58条对“自身的原因”的免责条款仅列举了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两种情况,其他情况怎么办？法律调整不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办？这些均未规定。且这里讲的是“违章”，如果违的是铁路部门的规章，可以作为免责的法律依据吗？特别是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撞压伤亡是否属于“自身的原因”呢？笔者以为，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其对行为后果缺乏必要的认知和预见，对铁路作业区这一特定危险场所玩耍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完全、正确、清醒的认识，所以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不存在自杀、自伤的目的，又因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并非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法律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规定除外），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也就不应属于违法犯罪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其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不存在有无过错，故不能认为是其自身的原因。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我国法律还对未成年人做了特别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有观点认为, 即便人身伤害损害后果的发生非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对未成年人有抚养、教育义务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侵入铁路限界，造成人身损害，应由监护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责任。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赔偿，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以赔偿的，由监护人赔偿。而被监护人受他人侵害造成人身伤害损失的，由侵害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与被他人造成损害时，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不能把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责任等同于未成年人被侵害时监护人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被造成人身伤亡的，侵害人应当依法承担过错或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应因为监护人的过错而被替代。而且，监护人并非未成年行为人，监护人的监护过错不等于行为人的行为过错，由于未成年人不是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不存在主观过错问题，故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综上，在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不能构成铁路运输企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但监护人其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侵害人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如此，既可以敦促高危作业企业采取更为有效防护措施，进一步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又可以警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监护职责，以期社会到家庭最大可能避免未成年人人身伤害发生的可能，真正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后语：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然证明，社会的欲加文明、进步，人的生命价值亦会欲会得到彰显和重视，这也必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各个领域和环节。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其在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样也是在体现法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原因和目的是协调一致的。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够清晰、明确，使得对理解和适用的分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院判案的统一，虽然多年来，法官一直在通过案例分析、论文研讨等形式在解释争议，提出观点，但不可回避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官仅是适用法律的居中裁判者，其对法律的解释无论从论点到论据多么充分，其权威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而质疑的后果也必然使得铁路作业人不易接受无过错责任这一加重其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不能使其从根本上在这一原则促动和指导下，自觉加强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好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刘女于2004年4月10日出生，是刘某和杨某的非婚生孩子。其在出生后一直由母亲杨某抚养，在广州市生活。2005年4月14日，刘女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其父刘某支付其自出生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216000元。「裁判要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女是刘某的亲生女儿，刘某有义务抚养刘女。由于刘某在刘女出生后一直没有负担抚养费用，故刘女起诉要求刘某支付其出生后至18周岁时止抚养费的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抚养费的给付数额，现刘女要求刘某每月支付1000元，但由于刘某不同意，该院根据广州市现时的生活水平和刘某的经济状况，认为以刘某每月支付350元为宜。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某在判决生效后之次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350元给刘女，至刘女18周岁时止。二、刘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按每月35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2004年4月至判决生效之月时止的抚养费给刘女。三、驳回刘女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刘某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其理由是：1、支付抚养费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以后的生活创造好的条件，它不是需要偿还的债务，不存在可以溯及既往的问题，故原审判决第二项不当。3、他现在没有工作，作为一个专科毕业生，即使以后有工作收入也不会很高，故他无力负担孩子的抚养费。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刘女是非婚生子女，但其依法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刘某作为刘女的生父，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其能独立生活为止。刘某以自己没有工作、无力承担为由请求不予支付抚养费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刘女出生后至本判决生效之月止所需的抚养费已由杨某支付，刘女起诉请求刘某负担此期间的抚养费，实质是杨某要求刘某返还其已支出的款项。由于本案是刘女提起的抚养费纠纷，杨某的上述请求与刘女所主张的权利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调处。原审对此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一初字第77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及对一审诉讼费的处理；二、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一初字第7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评析」在美国，对于子女抚养费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子女抚养费的支付必须是自动的、不可抗拒的，就象死亡和纳税一样”。但是事实往往并不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除了死亡无人可以逃避之外，拖欠支付抚养费和偷税漏税一样仍然存在。支付子女抚养费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不言而喻，但是对于本案而言，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子女能否对判决生效之前的抚养费提出请求？在合议庭进行讨论时，法官们一致认为本案中刘女对判决之日前抚养费的追索，实质上是刘女的法定代理人杨某与刘某之间的纠纷，反映了杨某由于刘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未对女儿尽抚养义务，造成了她的损失，要求刘某予以赔偿的心理。合议庭认为这可以构成诉因，但不应当在以刘女为主体的诉讼中进行审理，而应由杨某另行起诉向刘某追索，因此对刘女的该部分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社区矫正很难办的，要当地司法局签字，案发地公安签字，还有要谅解书

。。。。。。。。。。5分 谁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