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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张春祥 一、经济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其特征日益显著。“经济全球化”一词就是当时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针对世界经济的特征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模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此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从而为国际间的交流扫清了障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正在快速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 二是投资外向化日趋凸现。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2430亿美元,1996年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三是加速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现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四是正在形成生产网络化体系。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五是加速了金融国际化。时间、地域和国界对资本流动已构不成障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 全球经济化的日趋发展,生产(资本)、金融、贸易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管理、资金控制和金融服务等活动日益集中在少数当今国际中心城市。这一经济趋势促使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发展成所谓全球性城市,当今少数5~6个全球性城市掌握了全球范围80%的贸易额。这些全球性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性城市;第二个层次为区域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产生辐射作用时,它的中央商务区(cbd )就成为实现经济功能一体化的驱动中枢,以跨国公司、财政、金融(货币、银行、市场、证券)等机构高聚集为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趋势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强化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二是国际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三是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就我国沿海的部分城市来讲,据报载,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24 家在上海投资;新加坡由政府牵线,在苏州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市“八五”期间共签外资项目5175宗,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引进东芝、索尼、日立、nec、本田、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近年引进雀巢、杜邦、京瓷、三星、美能达、诺基亚、三洋、金霸王、佳能等跨国公司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建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日益分散活动,在功能上逐渐融合为一个全球层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体化经济体系,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经济化、世界型经济)。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初,人们强调的多是积极的、有利的一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利于生产力更快提高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因而全球化是具进步意义的历史大趋势,如果全球经济是平等、合理的则可使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当今全球化有其两重性,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可能从中获利也有可能受损。在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利弊的基础上,各国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得更快了,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显著加快,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的创新,能直接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的企业家能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市场销售,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国策,20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越是开放较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就越快,国内很多企业正是在合资中成长壮大的。利用外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但更多的是利益,是竞争中的发展。我们要拓宽开放领域,特别是对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增加新的外商投资热点,扭转当前外资下降趋势,并有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 从以上正面影响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某一国家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就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克林顿在访华前的讲话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可见,宣传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不但不符合事实,还会传播有害信息。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 1.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丑闻不断,投机猖獗,风暴四起,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督,一旦国内经济出问题,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便乘虚而入,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金融状况、商品流动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我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后蔓延到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对我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冲击,整个外贸出口、利用外资都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尚有一定好转。 2.对我国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其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国家。 3.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就会形成与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纯属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4.对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侵入”,市场更多地被外资所占有,国外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分割国外市场,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跨国公司4.4 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28万个。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量、销售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2%,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5.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高新技术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争夺资源上,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对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所“兼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各国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冲击和风险。其表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国的国家主权,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可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等。但是只要对策有方,其冲击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三、对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透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力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欧共体经济。欧盟经济比较稳定,但欧洲的状况出乎意料。就是欧元启动时间不长,已贬值1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使欧洲的资金纷纷外流,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此情况对美有利,因为资金持有者认为美国比较安全,使资金很大程度上流向美国,并支持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但欧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欧元启动对欧盟所以有利,是互相间的交易变成了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欧元以后的变化趋势,欧中央银行认为,目前欧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欧元在国际上仍然是稳定的。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有两方面原因:人民币不贬值是好事,对他们有利;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上是否增加对欧元的储备。我们增加对欧元的储备,对欧元币值能起稳定作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80%是美元。今后要考虑扩大美元以外的其它币种的储备,但必须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增长,究其原因,除国内外有利因素外,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制造业的进步,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大潮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第一,从80年代中期起由汽车业带头,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第二,90年代初,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造;第三,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和再造工程,以及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结果使制造业打了一个翻身仗。从制造业的复兴方面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1.钢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连年亏损。1993年仍亏损3.5 亿美元。80年代一个工人生产一吨钢10小时,90年代只要5小时。到1995 年美国为4.42小时,日、法、德、英依次是4.49、4.61、4.69、4.71小时。1994年,美国获利10亿美元。 2.汽车。在竞争中,80年代日本产量超过美国,占美国市场份额的25%以上。本田车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款式。8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进行了技术和管理改革,扭转了颓势。1992年,三大公司除通用外,均比日本提高了成本效率。生产一辆小车直接成本福特为5481美元,克莱斯勒为4841美元;日本丰田6216美元,本田6216美元,日产是6782美元,马自达6618美元。1994年,产量与收入都超过日本。 3.微电子。80年代美国从自己所创新的领域败下阵来,在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1981年的53%下降到1988年的43%,同期日本由34%上升到46%。制造业前10名,美占前7家,日占后3家,1990年美只剩下一家。市场份额由74%下降到45%,日本由20%上升到48%。美国企业的奋斗加政府支持,1990年扭转了局面。1994年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美日分别为43%、40%。日本占领的低档记忆芯片,始终未打入尖端的微处理器市场。而顶尖公司是美国的应用原料公司。 美国制造业复兴与美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使人们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不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其次,要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优先发展,但不能忘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不能在发展高新技术时放弃传统制造业。美国早期用低价劳力把制造业搬到国外也不可取,应用高新技术武装制造业才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景气状态,看来在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隐患也存在,膨胀的股票市场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持有5000美元以上股票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60%,这些家庭的消费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股票上扬,其消费欲望就增长;一旦股市萎缩,整个消费就下来。美国自己也承认,股市至少有30%是泡沫。美国股票市场市值为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8万亿美元, 我国股市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倍。 当然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三)日本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估计5万亿美元。 其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目前日本经济仍未走出困境,处于萧条状态。从日本官方统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影响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包袱沉重。泡沫破灭后, 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约1万亿美元;二是日本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我国严重的多。日本最大的居民消费是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业处于低迷状态,对国家影响较大;三是日本的设备投资仍未增长。日本的这种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会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今后这种基本格局不会发展大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对我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多地利用外资、资源和技术。改革开放20年,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为4000亿美金,按现在汇率计算约3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对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能源交通方面利用外资最大。与此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先进装备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先进装备主要靠引进,自己开发的比重不足。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可按人口平均并不多,下世纪初,部分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原油就是个问题。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我国资金、技术和某些资源不足问题,对我们是有利的,应抓住这个机遇。 近年来,虽然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但和平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战争,目前的世界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它仍将不断加强。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获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何正确选择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紧迫。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强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中有两个基本点: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见《行动纲领》),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应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绝对优先地位,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发展又取决于人的素质。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必须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既不造成环境破坏,又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仅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生存、发展,而且子孙后代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以节约资源,特别是要科学发现各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保护环境,防止本国和跨越国界的环境恶化;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承受力保持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综合国力方可得到不断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和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世代发展。 (二)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国力的较量,就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较量。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防御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能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民教育、科技投入和管理体制要协调发展,这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唯一正确策略。 (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尽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提高综合国力,增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系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开辟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有原则地、有作为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当然,事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我们要始终坚持中方必须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像电信业的控股问题,寸步不让;农业方面,我们坚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糖、食用油,以及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亿万中国农民的利益。 (四)强化企业体制改革,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垄断日益加强的趋势,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以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美国有汽车制造企业200多家,现在只有3家企业。从国际上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导彩纷呈,兼并与收购表现为强强联合,优优相并。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总资产达到7014亿美元;1996年,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合并,使其获得65%的世界市场份额;1997年6月, 蒂森和克虏伯两大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以其110 亿马克的营业额和1500万吨原钢产量而居欧洲扁钢领域第一、世界第三。并购范围空前,涉及各行各业。汽车工业领域,奔驰与克莱靳勒两大汽车公司合并,福特兼并马自达公司,大众并购罗伊斯公司;1998年初,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公司以96亿美元收购在大型计算机制造中颇具实力的数字设备公司;1999年初,美国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以203 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商艾森德通讯公司,从而把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行业大兼并不断推向高潮。 从以上情况看,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最终也要靠强大的企业力量来支撑。因此,企业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要引导企业把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和落脚点,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全国以至国际水平。全国所在大型企业都应建立健全技术中心,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要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把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五)加强利用外资管理,克服引进外资中的问题 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但利用不当也会形成国内市场流失和金融危机等不利于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引进外资工作,要统一认识,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战略;同时要牢牢控制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以外资的技术含量作为引进外资的质量评判标准,平等互利地利用外资,绝不接受任何出让主权的条件。 (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复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是支柱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所以不能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的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一方面,要引进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制造业,使其恢复竞争优势;当然,这些都应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再造工程、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制造业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一切领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都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以臻共同繁荣,即双方或多方互惠互利,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同竞争并存的历史趋势,以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的世界经济最优状态。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前景和可能方案----清华环球财经高级论坛的演讲(摘要)要深入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详细研究。第一、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关的辩论和观点纷纭复杂,我们需要一个逻辑和事实相符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规模、损失如此巨大、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谈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正是因为金融危机给全人类的经济造成重大灾难,才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第二、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曾经说:一个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体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储备货币;需要一个顺畅、公平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需要一个全球最后的贷款人;需要一个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制。第三、 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在哪里?目前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全球货币体系,那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个货币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那就是浮动汇率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最后贷款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联储。但这个体系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它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机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浮动汇率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的内在增加机制。深刻理解美元本位制的运行机理和内在缺陷,是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提。第四、 究竟有没有一个内在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和理论都证明没有。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都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人们传统认为金本位制是自动运行的,其实不是,它的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各国之间的合作,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坚持一些共同的原则,譬如财政不能出现长期的大规模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可以有效运转20多年?因为那时各国宏观政策还是存在一些合作和配合,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较节制、有原则。后来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过度扩张。因此,要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必须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完全各搞一套,互相矛盾甚至对峙,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无法有效运行。第五、 如何才能达成对全球经济体系运转的一些共同观点或原则?理论上说,要改革和建立全球货币体系,各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全球经济模型,那就是说:各国对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转机制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譬如说浮动汇率体系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全球要不要回到稳定的汇率体系?储备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或过度是不是全球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跨国资金特别是投机资金的流动是不是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毫无节制、毫无监管的跨国资金流动是否有利于真实经济的增长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如果无法就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无从谈起。第六、 最后一个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哪些可能方案?有五个可能的方案可以供大家讨论。(1)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2)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3)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 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篮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世界储备的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4) 积极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应该加速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为今后进一步谈判构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中国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战国时代”的形成。(5)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最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以上五种方案,可能性最大的是第四和第五方案,第三种方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下面我着重谈谈第一个问题。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世界上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非常多,而且正越来越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主编过一本书,书的题目是《fifty-years is enough》(五十年已经够了),是1994年出版的,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50年。在这本书里,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专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方面早已经不起作用了,甚至发挥了好些负面作用,所以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当时最具有挑战性的声音就是《fifty-years is enough》。其实在1971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就讲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当然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说的。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写过一本书叫做《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在这本书中,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政策,重点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譬如毫无原则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毫无原则毫无节制的资本帐户开放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浮动汇率政策。斯蒂格利茨这本书有非常严密的证明,包括一些很好的理论模型,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只有很多的坏处。我首先讲这些学者的言论和观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体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改变。很多人早就对它产生了怀疑,甚至一直在呼吁改变它。尽管中国目前还不能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立场。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经把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比喻成路灯,只有当路灯不亮了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国际货币体系也是一样,只有当它出现问题,像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深入地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而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去讨论货币基金体系。所以我首先就要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技术层面有七大原因:(1)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恶意降低。(2)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3)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信用评级机构曾经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极,给投资者以极大误导。(4)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5)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限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或购买长期资产)。(6)金融机构业务扩张过度。(7)所谓抛空等金融创新加剧市场动荡。技术层面原因里面,最核心的原因是衍生金融交易发展过度和缺乏监管。然而,这些是表面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有四个原因:(1)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2)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或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所谓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目前金融危机的祸根。(4)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赢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以上是更深刻的原因。其中核心是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本质上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货币政策承担风险、为美国的错误买单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其实源于人类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弊端:(1)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真实财富规模的数十倍,衍生金融产品乃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表现,它们的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人类整体经济体系的风险。(2)风险递增定理(对应于物理学的熵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就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以立刻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以上是最深刻的根源:西方文明所倡导或主导的财富创造方式和生活无法已经无法持续;人类经济活动的模式终将需要彻底改变。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程度是和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密切相关的。真实经济就是要实际参与物质的转换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就比如开个餐馆,就必须买来原材料,然后做成可口的饭菜来招待客人。虚拟经济呢?就是是买资产等着价格涨上去之后再卖出赚钱。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从事真实经济,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将是非常缺乏效率的,要回到原始经济,以物易物,经济规模会很小,增长会很缓慢。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搞虚拟经济,都买了东西在那里等着涨价赚钱,那么人类经济体系也会完全崩溃,最后的规模也会是零。所以人类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必须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但是现在人类的经济体系,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已经严重失衡。比如说金融衍生品,是典型的虚拟经济,只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但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已经超过了600万亿美元,最高达到了68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已经超过了全球GDP总值的十多倍,人类的GDP总值也才58万亿美元。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大量从事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买卖。比如摩根、花旗等银行买卖的金融衍生品规模是非常庞大的,都达到数十万亿美元。这样规模的金融衍生品一旦出现赔付或违约问题,后果就非常严重,会出现很严重的偿还和追债问题。华尔街那些金融巨头倒台,重要原因就是衍生金融交易的巨额亏损。反过来我们要问,如此规模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人类的经济体系比喻成一个钟表,现在的发展严重摆向了虚拟经济的一侧。虚拟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风险递增定律: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和整体风险就越大,甚至是几何级数地放大。现在有些人建议美国进行的金融改革,重点还是要发展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分散风险,比如说发展住房期货来分散风险,发展住房市场抛空机制,来稳定住房市场,来防止住房市场的泡沫产生。我个人认为这是不行的。华尔街风险分散模型成立的前提是系统风险没有增大。可是整个金融衍生品的链条增长的时候,金融风险是呈几何倍数增加的,这时再分散,风险仍是很大。这个可以从CDS看到,CDS被创造出来本来是用来分散危险的,但是实际上却是风险更大了,当然这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会存在我前面说的七个方面的技术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出现严重的背离?为什么整个金融体系出现风险递增?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严重缺陷。第一是美元本位制完全没有约束;第二个是浮动汇率体系。很多经济学大师研究的结果,说明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制增加的内在机制。浮动汇率体系促使全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无限制放大。从1971年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数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弄清楚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或者是国际金融体系?第二,需要比较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主要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第三,需要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要维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各个国家就要承诺对自己的政策有所约束。没有一个自然的、自动就能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五,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或者我们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各国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就要有一个共识,或者说一个“common model of world economy”,没有基本的共识,改革就无从谈起。第六,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哪些方案。
亚洲金融风暴是一场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的事件。事源于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随后危机进一步波及至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及其它的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这一事件在泰国又被称作“冬阴功危机”。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纷纷进入大萧条。危机还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为危机陷入长期混乱。除此之外,危机中更是影响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经济。
背景:
1989年,亚洲吸引将近一半的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南亚经济体,以提高利率,尤其吸引追逐高回报率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这个区域流入巨大的资金,经历剧烈的资产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8%-12%的高GDP增长。这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
90年代中期,一系列事件冲击著经济环境:人民币和日元的贬值、美国利率的上升及进而走强的美元、半导体价格的骤降,这些都影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美国经济在90年代早期从衰退中恢复时,格林斯潘领导的联准会开始提高美国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
相较于东南亚一直以较高的短期利率吸引热钱,这使得美国成为比东南亚各国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这抬高美元的价值。对于那些把货币锚定美元的南亚国家来说,走高的美元使得它们的出口更加昂贵、失去国际竞争力。同时,1996年春,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预期显著下滑,使他们的经常账户更为恶化。
受影响地区
泰国、韩国和印尼是受金融风暴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资产泡沫消失后由于国家接近破产状态,没有能力还清债务,亟需需要国际支援。老挝、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波及。而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虽有影响,但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日本则处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身的长期经济困境中,投资能力大减,受到此金融风暴的影响并不大。
扩展资料:
影响
此危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投资者损失惨重纷纷预计停损,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亚洲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此陷入长期混乱。
经济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分别贬值39%、36%、72%和40%。
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受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风暴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风暴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成长开始缓慢。
政治
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国家多个政权倒下,韩国、泰国和印尼政府倒台,在韩国,执政多年的保守派大国家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在野新千年民主党首次取得政权,在泰国,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在印尼,执政32年的苏哈托倒台。在马来西亚,执政17年的马哈迪把其副总理安华革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此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主倒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亚洲金融危机
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下,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来拉动经济增长。从1998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都在1000亿元以上,国债投资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并拉动了GDP的增长,对中国宏观经济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发挥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2002年4月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公布中国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他表示,中心政府财政出现“收入增长太低、支出增长太快”的严重情况,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行五年后必须“逐步淡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对策是什么?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研究。1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及成效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涵义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对一部分产品所进行的分配和再分配。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是政府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弥补“场失灵”的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的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的反周期操作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功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9.1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10.1%.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0.4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3对于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应当逐步退出,但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这就需要中国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解决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做适当的调整;一方面要采取相应对策,逐步退出。在当前形势下,应采取以下对策。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首先适当发行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由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变化有许多不确定性,外需的增长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而国内民间投资没有启动、消费需求刚性较强、未完工项目需要后续资金、通缩和就业压力增大等客观情况以及国债投资使用中存在投资效应减弱,由于缺乏好的项目国债投资下拨缓慢,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等问题,今后可以适度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自1998-2002年,中国发行国债分别是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截至2002年,中国共发行国债6600亿元。2003年,发行国债1400亿元,减少100亿,是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首次减少,这意味着在中国实施了长达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减弱力度并平稳淡出。其次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非凡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果断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第三要加强国债资金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国债资金拨付使用程序,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治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第四要注重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扩大政策实施效果。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起来,将扩大政府投资与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财政风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五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国债资金的使用重点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在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应该集中财政资金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要向农民倾斜。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必须要减免农民税费,切实给农民实惠。在这方面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第一,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体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稳定收入,保护农民的合理利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在经济建设专项国债中拨出专款用于对农业生产性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增加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三,对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给,差价由国家利用支农资金或拨出专项国债资金进行补贴。第四,中心财政应拨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农村校舍、补贴学校资金不足、补发教师工资,对于非凡困难的边远地区还可以免除学杂费等方法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差距。第五,减轻农民税负,继续推进农村费改税,并相应对农民个人储蓄存款部分免征利息税。降低税负,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减轻税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资金,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是第一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由于对购进的固定资产不答应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消费型增值税是对新增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征税,其扣除额既包括全部生产资料转移价值的税额,还包括新增价值中用于投资部分的税额,有扣除范围广、税基小的优点。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会使财政收入减少一部分,但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中国已加入WTO,但外资企业所得税仍有优惠,国家应对外资统一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第三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实行全额退税。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治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第四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有800元,应根据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扩大扣除额,也可按一年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所得可用于补贴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差距,也可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加大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的力度目前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投资性财政政策适应于社会对资本具有大量需求时期。随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的连续实施,国债资金的大量投入,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电信、铁路、公路、电力等重要生产部门的资本已经趋于饱和,社会对资本的需求势头已经减弱,投资空间趋于缩小,社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逐渐形成,市场供给迅速增加,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资本投入不足,而是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财政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福利资金支出,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而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是无任何成本的,同时,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11万亿元,且增长率较快。较高的储蓄率严重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扰也会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追求享受,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甚至可以超前消费,从而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资金已占GDP的10%左右,成为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说明了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大于投资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适当宽松,加大支持经济的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工具,在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相应地积极活跃起来。一是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采取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发行量,消化特定贷款等历史坏账,继续降低再贷款利率;下调中心银行存款预备金利率,必要时可以实行零利率,刺激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改革邮政储蓄,理顺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现在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中心银行一年期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在中心银行存款利率的水平,造成邮政储蓄增长过快。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解决银行的贷款激励和风险约束不对称的问题,确立银行的利润目标,建立起以商业原则为基础的贷款决策机制,并加强对贷款企业的财务约束,从而切实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联动效应。四是加强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主要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大货币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同时把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资本市场,重视和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的有利环境,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伊拉克战争及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使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安全与收益产生怀疑,这将导致美国资金的外流,这对中国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中国在加入WTO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有着良好的预期,对投资中国的积极性很大。而且中国目前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与社会形势最安定的国家,对外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要充分利用目前的良好机遇,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实行观念提升和方式更新;要从区域开放观念上升到全球化意识;要从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势环境观念上升为用法治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识,提高“软环境”质量要从商品经营观念上升为资产经营、资本运营意识;要从政策引导的主管观念上升到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要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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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爆发原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
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扩展资料:
警示:1997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今天当这个仍然带着伤痕的巨人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并且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金融安全——不只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离开了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产业帝国,其足下也不过是一片暗流涌动的沙丘。
公元2007年的初春,不论以何种姿态,回望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显得意味深长。1997年,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破坏之深,令全球为之震惊。
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
日渐融入全球化的中国金融市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建设,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这其中就包括银行、股市、期货和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金融市场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潜伏着诸种危机,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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