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易学的方法与途径论文

1.周易穷、变、通、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2.《周易》重中正思想及其现代意义3.《周易》阴阳思想及其现代意义4.《周易》第六十三起名名库卦、第六十四卦的内涵及其启示5.《周易》忧患思想及其现代意义6.《周易》论“位”的启示7.《周易》算卦人生、教学、哲学思想的辩证关系8.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9.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10.周易论修身及其现代意义11.周易婚姻、家庭观及其现代意义12.周易的君子观及其现代意义12个题目任选其一。 要详细的。 非诚姓名咨询勿扰。 一、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 而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并不惜皓首穷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二、《周易》原为卜筮之书。 但在 发展 过程中。开始具有两重作用：一是占卜。一是智慧的积累与启示。成为哲理与人生智慧的教科书。古圣人在《易经》和《易传》中所阐述的道理。是来源於对人们生存活动的观察和归纳。是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无象无物的道理境界。其形而上说教的目的则在於指导规范形而下人们的生存活动。本文把《易经》和《易传》中涉及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归纳作一处。加以简要的解释和刍议。进而对用易学的道理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进行了讨论。下面。我们从《易经》和《易传》中选取有关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用来阐述把“易学”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人居天地之中。人就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立人。立人就是树立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从而生动而活泼地把握自己的生活。三、《周易》的现代意义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世纪之初、全球形势日益复杂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国也正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尤其对于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更是面临着多重历史难题：如何处理悠久沉重的历史传统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关系。小农生产意识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关系。加快现代化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明的健康进步与消除文明的异化倾向的关系等。在这种历史转折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如何从古代文化成就中获取可资发展的原动力。便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当今的易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便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反映。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即我们要着眼于《周易》的现代意义。尽可能从中挖掘出积极闪光的思想意蕴。在文化发展道路上。中西方是相差甚远的：西方是以科学实证方法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则是以直觉体悟方式走了发明本心的内在超越之路。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那么。中国是靠什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智慧、人生哲学等。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都有明显的《周易》烙印。具体来说。《周易》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太极宇宙观。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仰观俯察、“穷理尽性”[37]的认识论。“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仁义诚敬、刚柔并济的道德主张。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想。……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生存格局、基本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使中国人在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都有非凡表现。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伟大文明。中国古老的《周易》曾经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且与现代科学文化颇相契合。因此。我们相信。《周易》精湛的思想内涵。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益于人类的全面进步。于是。及时而准确地发掘《周易》蕴含的渊博智慧。便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周易》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其中不少思想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指导意义。一、处理天人关系的三大法则：识天、顺天、乐天《周易》关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规律。《周易》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这里。《周易》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知天。这是人生的第一要则。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天有它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后悔莫及。那么。人怎么办?《周易》认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性的地方也就那么几步。有些人善于审时度势。迅捷地捕捉住时机。一步登天。有些人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时机。惜哉悲哉！古往今来。多少成败荣枯竟就在这一步之中。命乎?非也。乃时也！全段话前面是讲“知天”、“顺天”。后面讲到“乐天”。何谓“乐天”?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乐天知命除了表现为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达观态度外。还往往表现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徜徉山水。寄情自然。忘形骸于天地之外。这实是人生一大乐趣。《周易》“乐天”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陶渊明、李白就是两位最着名的代表。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大法宝。守正中孚尚和天人关系虽然是《周易》哲学的主题。但《周易》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周易》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周易》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守正”这是《周易》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周易》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周易》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前面我们谈到。《周易》的哲学是主体论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谈主观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要“和同于人”富以其邻”。第一、如果缺乏诚信。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就会产生纷争。比如讼卦。卦辞就说。“讼。有孚窒惕”。就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呢？是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这话说得很对。人与人之间。难免不发生利害冲突。但如果能开诚布公。相互谦让。至少不会闹到非公堂上相见不可。第三。诚信比物资重要。第四。诚信也要落实在帮助人上。讲诚信不能只是口里说说。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第五。只要处处以诚信待人。广施恩惠。其实是不必去问吉凶祸福的。益卦九五爻辞说得很清楚：“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周易》关于“孚”的思想后来为儒家大加发展。提出“立诚”这一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上起了重要作用。《周易》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和”在《周易》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往往以“中”为前提。“中”往往以“和”为归宿。“和”的思想体现在《周易》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周易》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阴阳和顺是{周易》尚和思想的精髓。阴阳和顺指的是性质相对或相反的事物的交流、沟通与统一。守正。中孚。尚和－－这是《周易》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三、处理一切事务的三大要义：果决、审慎、适变虽说《周易》谈自强不息。谈果决很多。但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警惧、审慎。它不乏青壮年进取的气概。但更多的我认为倒是老年人的忧患和智慧。《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 但“易”最基本的意义——“变易”。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不论从它的内容还是从它的形式来看；它都是讲变化的书。讲宇宙自然怎么变。人类社会怎么变。讲这些变。落脚点还是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变化韵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适变”是《周易》谆谆告诫人们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则。 适变的前提是知变；也就是说要知道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韵原因、规律。关于这《周易》谈得最多。《周易》认为。事物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事物发展到了它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它就要发生突变。向另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虽然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周易》并不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承认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掌握。这就无异于说。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整个《周易》讲的就是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周易》中占筮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从本质上采看。《周易》是一部哲学着作。是一把握人生的金钥匙。{周易》最大的可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掌握这些规律。从而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变与适变是《周易》的全部宗旨。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易学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易学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三、科学易巽军突起《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易学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20世纪，随着世界各个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被动性，原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随之发生动摇和裂变。这些改变迫使原先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哲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语境的“甄别”，因此，在新的语境下“更新”话语就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时尚”。易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被称为“科学易”的新易学的勃兴。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近代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且，“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与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巫觋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掌握者，他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有关，而关于天象和地形的种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框架；他们的关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促成了早期中国的知识系统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法；与“人”相关的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显而易见，这些知识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最初源头，而《周易》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哲学化的总括。 《周易》，特别是《易经》的性质，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与《易经》本身内容的丰富和杂驳有很大关系。就《易经》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怎样的诠释角度，都无法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份，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2]。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将其归入某个界域分明的专门知识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方法论基础的“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会、自然各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样的一个“图示”结构系统是植根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层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并且与巫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两汉以后，随着作为中国思想元典的“五经”在话语权力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的《周易》中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到其它各个知识门类的形成和发展。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它门类知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出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 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学说，以及宋应星在声学、方以智在光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都与之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易学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会通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其中以徐光启、方以智、江永、焦循为代表。譬如方以智，他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3]。从现代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内在差异相互冲突的深刻体现，其个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个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目前科学易的研究状况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易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二是用现当代科学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释传统易学；三是用现代科学比附传统易学。 所谓的科学，其本质特征在于运用诸如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4]。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并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现实过程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和面纱，“科学只不过是知觉的显现、意图的说明、常识的完善和精确的语言表述”。换言之，科学是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之一。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百年，科学观念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裹挟下迅速登陆中土，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在新诞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话语为了求得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话语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共识”也就很自然了。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易学所取得的许多发展，包括文字和历史的考据在内，与科学易试图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这与方以智等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尝试一样，自觉不自觉地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的观念指导下为易学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努力。 虽然科学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 有了“独知”和“共识”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对科学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科学易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以期为易学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基础。这其中虽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剥的成分，也有被学者批评的“丑科学”、“伪科学”现象出现，但它毕竟使得易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并且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易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入门之道，并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里有篇关于周易管理的思想颇合现代意义，你可以借鉴下稍稍变通一下可以以《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为题。希望对你有帮助！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前言：《周易》虽然是远古的著作，但后来经过周文王、孔子的修订，使它从一本占卜书成为了哲学书。到今天，《周易》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的一部分，很多日常用语都是从《周易》而来，这些思想影响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而我们平常没有察觉，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做为“百姓”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就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管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的基础都是对人性的了解，对于现代的管理者尤其重要。怎么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把“变易”的、“不易”的事情，变成“简易”的事情呢？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管理者的职责。因此本人站在管理的角度来看《周易》，希望能给管理者一些新的角度和启示。 一、变易协调——《周易》的管理方法论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变易 “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 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 《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 《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 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 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民为邦本——《周易》的管理主体论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3．要求爱民。由于《周易》认识到民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爱民的思想，《易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仁与义是人道的根本，是实现领导与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仁就是仁爱，《易传》之《文言》讲“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彖》则要求“容民蓄众”，主要是主张管理者体恤民情，并有“交相爱”的思想。为达到爱民的目的，《周易》要求首先要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认为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求不劳民伤财，《易传》讲“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认为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违背农时是爱民的重要内容，这样，百姓就会安心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1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 王军云，《周易与人生智慧》，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张其成，《易经》感悟，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黄玉顺，《周易》及其哲学——《周易人生智慧》丛书“主编闲话” 张其成《周易》管理哲学，张其成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