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生态发展论文

新时期如何推进我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全面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农村发展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 浅析农村经济的发展 》

摘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农村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不但使我国用占世界不到7%的土地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农民奔向小康，走向富裕。在这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增长迅速。本文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农村 经济 发展

1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源自农民的自发选择，但在这一制度变迁的力量释放之后，市场为什么没能引导农民进行新的发展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是导致市场无法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还是从农民自身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三十年来的乡村发展 经验 更为恰当，即农民在其所卷入的农业生产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规则安排及其相关控制权问题才是至为关键的，而这一点显然是需要在国家农业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去理解和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变化的起点和背景是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农民控制政策的放松与农民群体的行业分化，农民从主要从事粮食 种植 业、畜牧业的传统中逐步分化拓展到经济作物、科学畜牧以及非农产业的各个部门领域之中，并且深深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中国的农业改革过程正是一个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农民应对上述自然 、经济、社会与政治风险的能力及其相关权利变化的过程。以农民权利扩张及其面临的调整作为线索，重新评估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的历程显然是值得尝试的。

系统地展现几十年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文献还不多。具有代表性文献如林毅夫(1994)的论文集研究了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作了出色的研究;科林•卡特、钟甫宁等人(1991)系统地描述了经济改革中的中国农业经济全貌。但是，总体而言，现有的文献还缺乏一个对中国农村三十年以来经济社会变迁做出系统的和逻辑一致性的解释。

2农村经济发展基本现状

近年来，全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快速发展时期。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

(1)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业经济运行的宏观政策背景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市场农业的发育以及市场机制对农业的调节作用大为增强，传统农业正在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转变，农业内部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受社会需求和市场价格的作用，畜牧业、渔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2009年与2008年相比，其比重分别由27.4%和8%上升为29.7%和8.9%。粮食作物种植中，高产优质作物品种种植面积明显增加。

(2)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稳定增长的同时，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行业高速增长，对推动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9年农村非农行业总产值和农村工业总产值均比上年有较大增长。交通运输业总产值，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总产也增长较快值。农村非农行业发展规模日益增大，科技进步作用大大提高，特别是全国各区域农村非农企业增长推动因素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东部地区加大了农村非农行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中西部地区农民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些企业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资源潜力不断被挖掘，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点。

(3)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民从事家庭经营生产活动仍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乡镇企业职工报酬收入继续增长;三是农民低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人口比重上升。

3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景展望

3.1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农村政策

改革是改变农村面貌的必由之路。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必由之路，不改革就要落后。目前，农村和你们仍然占我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农村和你们没有得到大发展，其他发展也最终难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所以，必须加大农村的土地和金融等一系列的改革，我农村经济快速、持速、稳定、高效、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要努力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 ，帮助农村加快发展。

3.2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探索与研究

当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正成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切人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不断取得可喜变化。实际上，在经济运动过程中，除了经济因素本身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外，还有大量的非经济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非经济因素作为一种隐性因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各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而且在某些时候还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成为阻碍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顽固积瘤。以非经济因素作为分析视角充分研究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3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消费

把繁荣农村经济、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促进农村消费的关键举措。扩大内需增长空间，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去年以来，国家实施的多项政策在农村地区初见成效，尤其是农村消费品市场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农村快于城市局面，这是扩内需、促消费的战果。农村市场的新变化，反映 出国 家实施的强农、惠农、扩大农村消费等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也表明进一步开拓农村消费品市场大有可为。此外，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刺激消费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农村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从而起到了拉动内需、繁荣经济的作用。

坚持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立健全现代农业支撑体系。按照统筹兼顾原则，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取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和社区股份合作等 “三大合作”，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加强农业机械装备建设 ，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 。抓好农田水利建设。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农业机械化 ，尽快改变农村抗灾能力弱的局面。加快高标准农 田建设 ，建成一批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提高耕地的持续增产能力。这些举措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繁荣。

3.4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进一步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持农村 教育 ，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公共 文化 体系建设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代替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现代农业就是改造传统农业提升生产力的过程，离不开金融强有力的支持。农村金融就是建立现代农业的核心，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一个良好的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都将起着极其重要的支持作用。在新的历史阶段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 ，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加涉农贷款，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满足率，扩大覆盖面，健全服务功能，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 ，以促进农村经济的更大发展。

3.5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文化素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没有高素质的村民，就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按照“农民提需求、部门供资源、远教来培训”的要求，进一步整合涉农部门的培训资源，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培训平台作用，进一步拓展农村远程教育覆盖面，广泛开展集中学习、专题培训、课件下载、光盘刻录、现场指导、基地示范等培训活动。要强化农村中学初、高中 毕业 生劳动技能课程的安排和学习，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后续力量打好基础，为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家庭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3.6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多 渠道 就业

要做好农民种养结构调整的引导工作和服务工作，加快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要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形成有特色的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加强农村经济和技术的服务指导工作，解决农村和农民经济发展中的有关问题。因此，需要我们的有关部门从城市下到农村和农民家里去服务。同时，要发展农村远程教育，卫星传输宽带网，扩大村民组播放点建设规模，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步伐，为农村种养结构调整和农村市场开拓提供信息保障。

中国是农业大国，有8亿人属于“农民”的范畴，农民的就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态。2010年，国家为了提高农民就业的竞争能力，将继续大力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推进新农村建设，巩固劳务输出、稳定企业促进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另外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等方面予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处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同时，要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广大农民尽快步入小康[6]。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3.7强化干部队伍，夯实执政基础

有一支领导能力强、工作业绩好、服务水平高的干部队伍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根本保障。要进一步加强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特别是加强农村科技推广干部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干部培训机制，加大农村干部的培养力度，努力提高他们的领导、发展和管理农村经济的能力。继续搞好大学生村官选派工作与管理工作。完善村干部的考核评价工作机制，奖惩结合，解决好干部“沉下去”的问题，让基层干部真正为农村和农民的经济发展尽到应有的职责。

3.8借鉴先进经验，壮大本地经济

过去几十年，我们向沿海输送了大批年轻劳动力，包括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劳动力。经过多年的学习，他们多数已经掌握了技术和管理，以及有了一定的资金储备。他们有相当一部分希望回来创业当老板。这应该是我们利用他们发展内地农村经济的好机会。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主动联系他们，并且从政策和制度等方面为他们创造条件，包括办农民工创业园，农民工创业一条龙服务等，让他们回家开厂、办公司，这将是内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参考文献：

[1]赵德余.以权利看待发展：中国农业改与农村经济社会之变迁.学术月刊.2010.3(42).

[2]黎东升，马敬桂.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04-O1.

[3]谭芝灵.新时期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问题研究进展.经济纵横.2010(5)24-28.

《 农村科技协会的发展 》

摘要：充分发挥农技协自身优势，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升级，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农村科技协会农民致富领头雁

温在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与甘肃代表团的代表一起审议政府 工作 报告 时，谈到对甘肃惦记的事情很多，重点讲了关于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努力改善民生四件，这四件事都是与“三农”有关，其核心是老百姓的生活，盼望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他“真心希望经过5年的努力，使甘肃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现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从温对甘肃惦记的事情不难看出，一方面，我们甘肃还很落后，特别是农牧民的生活还很困难，迫切需要加快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这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提出了艰巨任务，要积极谋划出台促进甘肃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不论何种有效措施都必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群众，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来实现，要切实调动农民积极参与。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来担当政府与农民、市场与农户的桥梁纽带的重任呢?本人认为，不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实践来看，在甘肃这个欠发达的省份，其重任只能由农村科技协会等服务组织来承担。

甘肃自1984年在天水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土专家”和“田秀才”，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我省第一个农技协会――武山县洛门镇蔬菜协会以来，依托农村致富带头人、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农村科技工作者发展形成的农村科技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省各级农技协会已有5117个，拥有会员41，6万人，并实现了由单项农技协会向甘肃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成立的跨越，涌现出了“临洮县花卉协会”等全省十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榆中县洋芋营销协会”等五十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技协会在推广普及农村实用技术，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提高农牧民科技素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带领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推动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仅2000年至2005年，全省农技协会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1640个，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17118期，受训农民228万人。因为这些协会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也代表了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

农技协会是改革开放新形式下，农村广大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而组建的新型农村技术经济合作组织，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是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化的组织形式，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其特点：一是“民办、民管、民受益”;二是组织形式多样、活动方式灵活广泛;三是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因此，必须把加快农技协发展，做好农技协工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措施，真正抓出成效。具体将做好如下五项工作：

1、鼓励和支持农民建立形式多样的专业技术协会。积极探索加快农技协发展的有效途径，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扶持引导，鼓励有技术、有经济实力、有开拓能力的农民牵头创办农技协：要依托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开发创办农技协;要引导乡镇机构发挥人才优势和组织优势领办农技协;要围绕地方主导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兴办农技协。其发展模式可以是能人带动型、民办官助型、中介服务型、股份合作型、经济实体型等。通过创办各类专业协会，切实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运输、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等方面的服务，建立为农民服务的市场网络体系。

2、加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和规范化建设。农技协作为农民的自发组织，要坚持走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路子。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引导，适时加以规范，使之逐步走上机制完备、管理科学的轨道。农技协要建设好班子，完善协会章程和 规章制度 ，明确组织的宗旨、任务、体制和会员权利义务。要实行组织会员制、民主办会制，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联接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真正把农技协办成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具有较强辐射功能和竞争能力的市场主体。要加强对协会的登记注册、整顿规范，加强内部管理，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成立联合会，发展团体会员，走联合之路，形成上下贯通、左右相连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组织网络体系。

3、加强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扶持指导力度。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形成支持农技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农业、科技、财政、计划、扶贫、民政、工商、税务、金融等有关部门要提高服务质量，对农技协给予大力支持。在贷款、科技开发、项目、经营销售等方面应给予支持和政策优惠，优先帮助解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办技术经济实体、发展专业化生产、建立专业化生产基地等方面的资金困难，帮助争取组织实施好国家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各级星火计划等科技、产业发展、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对农技协开展科技咨询、科技开发、科技培训、技术服务等活动，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享受国家给予民办科研单位的扶持政策。对于条件具备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工商管理部门取得独立的经济法人地位，要求其依法经营，按章办事，并努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之不受侵犯，使他们在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向农技协乱摊派、乱集资，不得干预农技协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县科协作为农技协的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支持农技协工作，做农技协的坚强后盾，推动农技协健康发展。

4、加大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技术支持。要向专业技术协会选派科技特派员，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及有关部门向农技协传播先进的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帮助农技协挂靠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科技成果，努力提高农技协的科技水平，促进农技协与市场的对接。要发挥农技协在农业技术推广普及中的作用，支持开展科技咨询、科技开发、科技培训和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农技协骨干和会员进行培训，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技协骨干力量。培训内容要有实用技术、 市场营销 知识、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懂技术、信息灵、跑市场的经纪人、懂民主管理的农技协骨干队伍。农业、科技、劳动人事部门要加快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技术职称的评定工作进度，由试点向全省推进，并落实有关政策待遇。

5、引导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不断提升协会档次。为了适应专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除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外，还要将服务范围向资金融通、销售供应、加工储藏等领域延伸，不断引进新技术，改进传统产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市场空间，依靠卓有成效的服务，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面，推动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向合作制经济组织、集团化方向等高层次发展，培育地方特色典型群体。

总之，通过加快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使广大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承担起农村科学普及、信息传播、成果推广、科技服务、技术交流、销售服务、发展经济、政策宣传、法律普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牵引点，农村普及科学技术的依托点，带动农民走致富道路的支撑点和农民致富的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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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642.1 309.4 570.4 176.2 159.5 164.6 70.1 261.0 1999 129,205.5 405.1 841.7 205.3 134.7 394.6 107.1 436.6 2000 128,243.1 603.7 1,566.0 163.3 61.7 762.8 578.2 962.4 2001 127,615.8 265.9 893.3 163.7 30.6 590.7 108.3 627.3 2002 125,929.6 341.2 2,027.4 196.5 56.4 1,425.5 349.0 1686.2 2003 123,392.2 343.5 2,880.9 229.1 50.4 2,237.3 364.1 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4.08 3.95 3.91 4.41 农村人口 人 3.84 3.68 3.73 4.16 家庭劳动力 人 2.50 2.48 2.45 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2.38 2.33 2.35 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0.31 0.30 0.30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6 0.79 0.92 0.87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5 1.05 1.00 1.11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4 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0.11 0.11 0.09 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0.17 0.17 0.14 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1.38 1.10 1.46 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0.25 0.28 0.21 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0.87 0.78 0.89 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