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诗词研究论文

《遥想东坡》 2000年，法国《世界报》报道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被该报称作“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12位英雄”东西方著名人物，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及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和名臣苏东坡。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才华横溢，思想透彻，感受敏锐；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谦虚谨慎；他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每每读到有关东坡的文字，心是净的，也是静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近日读美籍华裔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我被作者那种写实而生动、严谨而不失风趣的笔触和典雅的文字所吸引。这本书最初是由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次出版，原书名叫《苏东坡新传》，多次重印，被公认为是了解、研究苏东坡必读的传记之一。现在我所阅读的版本是九州出版社从联经社引进版权后在大陆出版发行的。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评价《苏东坡新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 的归结甚有见地。” 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苏东坡大传·浩气不亡》)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有几个人领悟生命能有他的心智和性灵？有几个人有他那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豁达和潇洒？又有几个人有过他那种“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的经历？ 与其他有关苏东坡的传记不同，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中，事无巨细，其资料来源皆详备，且多标明出处，全书仅参考书目就达200多本，体现了作者那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从而使我们能尽最大可能地感受和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东坡，使我们对东坡的喜怒哀乐能感同身受，而正是这点，常让人不禁掩卷长叹，唏嘘不已，如同回到了九百多年前的宋朝，同东坡一起在宦海浮沉，真切地感受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的复杂心态。 其二，在内容的选取上，作者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皆取材自东坡的诗词，参照其他文集资料，勾勒出东坡一生不平凡的际遇。东坡与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他写诗都以事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东坡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词；而不充分了解他的诗词，后人也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东坡的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从他的青年时代起，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多年里他陆续写成的诗篇，传至今天有二千四百多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实情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的第一手好资料……在塑造东坡这一人物形象上，此（其诗作）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 其三，作者在刻画东坡这一形象时，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作者是将东坡放在处于动荡、变革的北宋这一背景之下来进行刻画的，东坡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和折射，而在刻画东坡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却有选择性地从一些细微之处着笔，使他笔下的东坡真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为了刻画东坡的顽强和达观、宽容和慈悲，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因此，后人谈论东坡者常会论及章敦，对章敦一般都深为憎恶。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全文引用了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 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做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做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 读完此书，掩卷而坐，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不少诗句让人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或觉两颊生香、回味悠长：“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让人似乎已经闻到枣花和黄瓜的清香；“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随手勾勒，竟是一幅上佳写意；或觉荡气回肠、飘逸不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觉细腻婉约、催人泪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可以做个参考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词论》，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如《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如梦令》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他是苏门之后，却有着超出父辈的妙笔情思；他是大才子，却没有文人墨客的酸腐之气；他是“保守派”，却有着超俗的洒脱和从容，他——“东坡居士”，注定要谱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少年时期的他，是意气风发的才子。高头大马，锦衣玉食，在“苏门”的光辉下，他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傲气。二十一岁考取进士第二，伴随着欧阳修“吾当避此人一头地”的赞叹，所有人都以为光明的未来正等待着他。 世事难料。原本少年得志的他，被丧父的噩耗打乱了脚步。他主动要求下放杭州，品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感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惬意。举酒引觞之间，他想，也许这样“日啖荔枝三百颗”也无妨，毕竟生性淡泊的他，并不热衷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两年后，他回京，却不知一场权力的风暴正轰轰烈烈地袭来。王安石变法自不容于他心，孤独的行者只能以诗寄情，却不想它们竟成了对手手中最后一张王牌。翌年，“乌台诗案”浮出水面。一夕之间，他成了阶下囚，成为这场文字狱中最大的受害者。这一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 他向黄州走来，带着官场与文坛泼向他的污水走来，带着满心侥幸与些许不甘走来，带着耻辱走来。他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人生最低迷的时刻，却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最高峰。 站在滔滔江水边，心中是无限感慨。“卷起千堆雪”的波涛冲淡了内心的愤懑，取而代之的是饱经沧桑后的旷达与淡然。官场的失意又何妨，也许古战场上豪气干云的厮杀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在赤壁下倚歌而和，扣舷而歌，在一叶扁舟中做他那个神鹤蹁跹的梦。此时此刻，黄州不是苏轼的战场，赤壁却是苏轼的赤壁。 暴风冲击山谷，顷刻化为温柔的微风。他变了：少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情，多了“一蓑风雨任平生”的洒脱。没有了官场中的束缚，他可以在月夜里“把酒问青天”，更能“竹林芒鞋”地徜徉于山间。兴起时“老夫聊发少年狂”，思念亡妻时“尘满面，鬓如霜”。他在黄州度过了人生中最灿烂的阶段，他在这里找回了自我，成为天地间无拘无束的唯一。 点评：习作以苏轼的身世经历为线索，侧重对苏轼内心进行剖析，将苏轼现实中的遭遇与不同时期的词句相融合，让人发出人为词生，词为人写的感叹。那些或豪放或柔情的文词既是苏轼才华的体现，更是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作者走进的不只是作为文豪的苏轼的文词，更走进的是作为普通人的苏轼的内心。------------------------------------------------------------------------------------------似乎自古就有这么一条规律，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三种态度各有其道理，主客因不同，每人思想个性各异，我不敢枉加评判，只是想从第三种态度中发现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最让我感动。 〈序〉 苏东坡，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可以说是这样的人格典型了。自年轻还朝起，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洋与去意。他愈来愈仰慕陶潜，这位园大诗人。他的西斋诗甚至和陶诗一模一样: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淳。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也沃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新青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其实，在此前，东坡就已有一些类似 陶诗的作品：“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百年三万月，老病常居半，其间忤忧禾，歌笑杂悲叹，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众人事纷扰，独士静悄悄”。“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有了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独长醉”的思想倾向，他开始潜心研究陶诗，并愈发感到诗中反映了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当时生活。东坡的和陶之作，便始于此时——《和陶饮酒二十首》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支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得酒诗自成”“有酒君莫违”。言酒中作诗，真情自吐，谈笑自出，如竹常受风吹，枝叶俯仰一样，各成姿态，纯乎自然。如果说前者旨在斥虚伪而任真情，那后首则可看作是对自己“生平出任以犯患”的反省，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正像东坡自语“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定居一生，过“淡而有味”的生活。可命运随即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再度卷入斗争的漩涡。谪居地，他完成了《和陶潜诗》百余首。他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确，“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堪吏职,一生徘徊于隐与仕的取舍之间,晚年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不正符东坡此时的心境.然而,东坡真的醉了吗?他曾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东.往往颓然而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 “是否莫能名”,且看, “归老江湖无岁月,禾填沟壑犹朝请”,诚然,虽有深藏宦海浮沉,身夸非我有的感慨,俣更有只要未死犹得见皇帝的决心 “许国心犹在”呀,何况经=致用的人生理想毕竟占据苏轼思想的主流,他对社会,人生始终态度执着.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百姓,”朝来喜见麦吐芒……剡剡秋谷初分秧……与相地脉增堤防……隐隐叠鼓闹舂糠”，大半生的利民事业之后，东坡仍旧不忘百姓，处处关心农家生产，推进生产工具。可见，他醒，他要全力以赴的为民办事，他要清醒地作他心爱的诗；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奇之气,声彻九天地,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我钦佩，为之震撼． “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 且醉且醉之间,我看见了一颗永远跳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