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论文摘要万能模板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加强，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反倾销案件。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原因的基础上，综合其在应诉反倾销中运用策略的现状，提出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应诉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可采取的策略建议。 一、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成因 我国企业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将从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实质及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深层次原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实质 反倾销措施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被广泛采用的，这是由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步被消除，各国竞争日益激烈，为了保护国内工业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学者们也指出反倾销条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因而常常出现被滥用的现象。外国对华反倾销多属贸易保护而非正常的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 (二)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深层次原因 1．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当今世界反倾销具有扩大化趋势，这是我国遭遇反倾销的根本原因：(1)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不景气“交相辉映”，国际收益争夺激烈，中国出口贸易收入水平却增长迅速，年平均递增13％，从而刺激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2)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导致中外经贸领域摩擦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焕发了勃勃生机，实现了连续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这与周边国家金融危机频频、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 2．部分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歧视性反倾销措施。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2001年底，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然而某些国家无视我国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继续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转型国，人为造成我国反倾销案件剧增。 3．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表现出来的低素质是主要内因。国内企业的粗放经营和盲目竞争，成为国外反倾销的重要原因。涉案企业不积极应诉，客观上助长了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气焰。据统计 ，在对华反倾销案中，我国至少有一半的企业不去应诉，直接导致了80％反倾销案件的败诉。 二、我国面对反倾销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企业在应对外国的反倾销制裁时，策略的运用显得极其重要。按照反倾销应诉的整个过程，这些策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事前的规避策略、事中的应对策略和事后的弥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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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但同时国际上一些国家也将我国的出口商品作为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因此，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贸易的反倾销理论和法规，研究分析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消除对外贸易障碍、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贸易中反倾销法的性质和作用 倾销是一种人为地将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它国进行销售，并且给它国带来和将要带来实质性危害的行为。在国际贸易中倾销的动机是多样的，但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措施。因此，在实践中不但会遭到进口国政府及企业的反对，而且也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国际社会和各国对倾销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公约和国内立法进行限制。国际反倾销法产生于1948年1月临时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六条。该条款明确公布倾销行为应受到谴责，各缔约方均享有对倾销的抵制权，从而使反倾销成为GATT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竞争规定，以规范企业参与竞争行为，保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 几十年来，国际反倾销法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在《1967年反倾销守则》基础上形成的《1979年反倾销守则》，进一步赋予进口国在反倾销程序上以一定的灵活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倾销应是构成损害的“主要原因”规定，即只要倾销是构成损害的一个原因即可，进一步放宽了实施反倾销的条件；二是制定了“价格承诺”条款。在20世纪80年代的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1994年反倾销守则》是在原《守则》的基础上引进了新规则，赋予进口国在其经济免受滥用自由贸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方面以强有力的保护功能，以规范贸易行为，减少贸易纠纷。 实践清楚地表明，国际反倾销法具有贸易保护的性质和作用。无论是历史上的关贸总协定（GATT），还是现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并不排斥贸易保护，而是在消除多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注重对进口国的适当保护。目前，反倾销已成为被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用以保护国内工业不受损害的工具。 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国际反倾销法的规定修改或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律。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国际反倾销的性质、作用和规则，是我们正确制定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策略，有效减少或避免遭受反倾销指控的重要前提。 二、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双方贸易有了迅猛发展。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3607亿美元，其中进口1658亿美元，出口1949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91亿美元。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基本处于顺差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外有关竞争者利用反倾销法，频频指控我国出口商品倾销。 从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盐类和闹钟发起第一宗反倾销调查，至2000年9月初，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已达378起，涉及我国出口商品二十多个大类中的绝大部分类别，总金额至少有100多亿美元。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国际反倾销案件中，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约占全部反倾销总数的习小。看来，我国已成了国际反倾销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出口贸易正面临着严重的反倾销的威胁。 当前，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次数频繁。自1979年我国产品首次在西方遭到反倾销诉讼至今，我国产品屡屡遭到反倾销诉讼，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我国产品提起的指控有增长之势，如欧盟仅在1996～1997年上半年就发动了10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1998年7月又将中国的棉坯布作靶子提起反倾销调查，要我国企业作出价格承诺，否则就征收反倾销税。1999年新春伊始，欧盟又宣布对从中国、匈牙利、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进口的钢丝绳和钢缆绳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近来，中国产品在国际上接连遭遇反倾销厄运，9家企业刚应诉欧盟反倾销，欧盟又对中国节能灯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6月开始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8月中旬又指控中国钢材对美倾销。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99年上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起诉达53起，还有10起在立案之中，涉及中国出口商品金额约达15亿美元。 2．被诉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业的产品，都可以列为倾销产品的范围。涉及鞋类、电工刀、打火机、油漆刷、自行车、铅笔、抽屉滑轨、箱包、树脂餐具、不锈钢餐具、刹车盘、刹车鼓、电缆绳、彩电以及化工原料和农产品等4000多种商品。尤其是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继把保护的范围由一般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其可诉的范围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对中国产品倾销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般说，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产品以低于国内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向进口国进行销售；二是销售的数量猛增；三是销售的产品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且这种危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是西方一些国家所确定的倾销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甚至有时根本不具备任何倾销的条件。在确定哪些是倾销产品方面带有主观性。作为倾销产品的对象，大多数是我国竞争力较强的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如中国生产和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从1992～1996年一直在上升，但占欧洲的市场份额1995年、1996年、1997年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还确定为倾销，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发达国家的纺织业在中低档产品上已经失去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这些不景气的企业，减少失业人数，一旦提起反倾销诉讼，则一定会确定倾销存在。在确定反倾销税的征收上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实践中，常常不用统一标准对待所有出口同一产品的国家。如1998年欧盟对中国、印度、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国的棉坯布的反倾销中，征收的平均税率是12％，但是对中国则是征收6个月15.7％的临时反倾销税。而实际上，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比中国低40％。再如1999年2月宣布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的钢丝绳和钢缆征收6个月的惩罚性反倾销税，其中南非是33％，而中国则是74.8％。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这些产品挤出欧洲市场。 4．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大。西方一些国家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是很大的，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上千。如1993年12月墨西哥对我国鞋类出口征收165％、232％、313％至1105％的关税；再如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22.9％，最低的是91.5％，最高的是156.7％。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相关企业将不得不退出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 三、我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分析 我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法律因素的制约。综合起来，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国际经贸形势所迫。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除了美国）经济普遍不景气，他们（包括美国）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于是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另一方面，由于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生效，要求各国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数量限制，各国为抵消这一谈判结果对本国工业的冲击，纷纷采用反倾销这一便利而有效的措施。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保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贸易的顺差，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2．制度差异引起歧视。国际上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偏见，对我国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专横地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并对我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即一家企业遭受反倾销起诉，全国同类出口产品同为被告，这显然有失公正合理。即使欧盟于1998年4月改变对华反倾销政策后，但还称我国为“前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仍实施歧视性的反倾销措施，采用“参照图”等不合理做法。 3．价格竞争过烈。我国产品本身就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价格比较便宜。再加上出口秩序混乱，出口企业削价竞销，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进口国企业构成一定的威胁。 4.出口结构失衡。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过于集中。如我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不足100吨，1996年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量增长，怎能不为欧盟对华反倾销提供口实。 5．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我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对外价格竞争手段重视不够。一方面，一些出口企业由于急于成交，在本企业对进口国市场行情和价格水平真正掌握时，报价较低，易使进口方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调查研究，不重视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往往使一些“好货”卖不出“好价钱”；再一方面，一些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6．法律应诉不力。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反倾销应诉机制，存在着应诉经费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企业应诉意识淡薄等问题。国外对华反倾销案调查后，许多企业因多种顾虑往往不愿应诉。我国反倾销诉讼的被动与消极做法，易给人造成国外对华反倾销易于成功的错觉，结果往往不仅丧失了多年开辟的市场，而且助长了有些国家肆意对华反倾销的气焰。 四、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政府部门和出口企业应加强联手，积极应对，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1．强化法律意识，提高企业应诉的主动性。众所周知，WTO限制配额、许可证等关税措施的使用，使反倾销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将进一步增长，因而国外对华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可能还会增加。企业作为市场经营运行的主体，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更多地学习和掌握国际贸易的法律，强化自我保护、自我发展意识。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改变了过去对中国所有企业裁定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诸如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部分都以中方应诉企业实际的"生产要素"为基础计算各个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欧盟自1998年7月份修改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倾销规则后，也规定在满足一定份额条件后，可以给予应诉企业以“分别的税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诉企业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低的税率，而不应诉企业得到的"统一税率"往往大大高于应诉企业的税率（如美国对华金属锰反倾销案中，参加应诉的几家企业分别得到3％、5％和20％的反倾销税率，而未应诉的企业则被一律裁定超过100％的高额反倾销税）。因此，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和调查时，所有的相关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与壮大。 2．规范出口竞争秩序，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一要注重对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二要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尽快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切实做到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反倾销中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和借口失去依据。三要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以避免出口企业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四要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江苏黄海汽配公司从1991～1996年积极应诉与美方打了4场“洋官司”，结果均以美方败诉而告终，关税从156％逐步降至1．23％。这一结果，不仅巩固和扩大了螺母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份额，而且还带动了其他产品进入美国、南非等国外市场。追溯连续几次胜诉各因素，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严格科学的成本管理。该企业定额管理扎实，原始记录、台账健全完整，经济活动分析资料详细，靠了这些扎实的基础管理，外方调查成千上万个管理数据，从怀疑到相信，从相信到折服，最后起诉方居然成了该公司在美国某地区的总经销商。 3．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加大政府交涉力度，力促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在国际上宣传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事实，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要求欧美等西方国家取消参照国做法，按我国国内价格确定产品的正常价格，并对涉诉企业采取实事求是、个别对待的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争取尽快加入WTO，使我国早日成为国际反倾销公约的签约国，以提高我国在反倾销谈判和诉讼中的地位，有效抵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维护中华民族的合法权益。 5．建立健全反倾销应诉机制，全力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为有效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防止和减少国外反倾销造成的损失，我国政府及其出口商品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应认真总结经验，深化体制改革，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尽快建立起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协调网络。充分发挥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的作用，全面调研驻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并及时地将有关信后、传递回国，以利于国内反倾销应诉协调机构和行业商会及时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诉。二要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于反倾销应诉需要费用开支，为防止某些出口企业无力承担应诉费用、应诉不力或拒绝应诉等情况的发生，可参照国外的做法，依据各企业出口量的大小确定一定比例的费用份额，并指定专门机构或海关收取，建立起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三要强化应诉立法，加大奖惩力度。要把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坚决落实“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有关部门应抓紧制定具体的作细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直至取消其生产经营许可证、外贸经营权，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四要加紧培养一批从事反倾销应诉的专门人才。目前，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均聘请外国律师办案，这不仅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且在应诉和抗诉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反映我方意图，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为此，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从现有的外经贸管理干部以及律师、会计师、经济师队伍中选择一批经贸、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人才，进行集中强化培训，以加速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反倾销应诉的专家队伍，为构筑科学、高效的反倾销应诉机制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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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思路 中国虽然已加入了wto，从理论上说，不应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反倾销不会就此停手。在中国出口反倾销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为了尽量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必须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思路： 1、出口企业要控制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其标准是要使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与同类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相近，尤其是要贴近出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一些集中供货的产品，国内厂家不多，如大型成套设备或类似产品，应当由行业协会或商会出面，实行价格协调，不应再打内战，要一致对外，不仅要保护本企业的利益，而且要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2、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利用现有驻外经商处的力量跟踪当地市场行情，尤其要密切监视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市场及价格状况，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定期向国内提供研究报告，将外国反倾销政策的动向及时反馈给国内，使国内企业和商会尽早得到哪种商品可能被反倾销立案的信息，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今后这一工作应加速推广，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受惠。 3、要控制好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切忌某项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或成倍增长，不顾进口国市场容量以及进口国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纵观过去发生在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很多案件的发生都与中国产品出口过低，出口量过大有关。因此，出口企业加强自律，发展公平、有序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国外的反倾销案件。 4、提高反倾销应诉率。以往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应诉率低的原因很复杂，但怕打“洋官司”或希望别人应诉，自己搭便车的想法是最主要的因素。入世后，国内企业应改变旧的心态。具体应诉中，企业除了要聘请精通wto规则、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知识的律师抗辩外，关键是做好举证工作，就被诉企业情况、国内市场、起诉国销售情况、生产成本等内容，在律师指导下填写问卷调查。这也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的建设，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基金的尽早设立。 5、积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商会及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的关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政府及企业不可替代的规范和协调作用：通过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通过组织本行业涉案企业应诉，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为了使指导、帮助和协调更为有力，可以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商会和行业协会一定的权利。 6、修改现行反倾销法律。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需要不断完善，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首先，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例》已经增加了累计评估等新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业，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辨认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其可操作性，阻止国外一些企业利用我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完善在我境内进行倾销。其次，反倾销调查期限应该缩短。我国规定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8个月，这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有差距。欧洲委员会立案的调查期一期在6-8个月内结束，最长不得超过1年。调查时间相对短一些，可以裁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就大些，可以控制倾销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再次，我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复杂，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同海关总署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贸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损害的调查，这种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效益。最好由一家机构全面负责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管理的简单使反倾销诉讼程序快捷，也使企业利用反倾销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7、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争以质量、价格的双重优势占领市场。 8、通过海外投资转移原产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国外生产。如果这种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就应当优先考虑转移到国外生产。通过改变原产地，规避进口国的反倾销视线，或者转移到进口国生产，就地销售，绕过贸易壁垒。这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经常采取的措施。 9、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规范会计资料。在反倾销调查中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否则由进口国政府选定的第三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价作为替代价确定正常价值，而进口国所选的替代价肯定对应诉方不利。所以，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我国的一些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诉中败诉，部分原因就是不能提供有关商品生产的会计资料。 10、利用wto规则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中不公正待遇。（1）利用wto反倾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对其他成员实施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2）作为第三方，在参与另两个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向wto工作组提交自己的法律意见及陈述。（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争取wto成员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保护。 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利用wto成员应有的权利保护我国产品的出口。因此，我国产业界应和政府密切配合，对外国的反倾销措施做出正确评估，以确保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所应享有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PS：直接一点说会有贸易壁垒，比如配额等来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对中国贸易不利，一般不要让他们感觉有倾销的行为，就是价格不要太低，数量不要太大。明白了吧。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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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反倾销，是指进口当局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产品采取强制性措施，以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限制进口数量。 但由于反倾销国在进行反倾销时，常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滥用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口额的不断扩大，同时也使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越来越多。措施：（一）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走出低价阴影 中国企业应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后期服务,建立企业自己的品牌。不要仅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应以质量取胜、服务取胜。这样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从而改变原有的产品形象。 产品质量的提高，不仅可通过成本的提高来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还可以通过建立的品牌形象加大产品的附加值。由于反倾销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低价而言,中国企业应努力走出低质 低价的低谷,减少国外反倾销的诱因,防止授人以柄。 （二）借助海外直接投，应对反倾销 海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有效饶过国外的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被诉倾销的几率，而且还有以下三项优点:第一,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和技术能力；第二,学习国外最新的技术、管理、信息、经验和营销，锻炼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三,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构建企业的全球生产、研发和营销网络，加快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 在我国，最典型的国外投资饶过反倾销的案例是海尔在美国投资建厂。（三）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应诉反倾销 据统计，在已发生的480起对华反倾销案中，至少有50%的我国企业选择了放弃应诉。其中有些企业是因为不了解国际贸易法规，缺乏国际商务人才，不知该如何应诉。美国目前拥有反倾销专业人员2000个，而我国只有20个，仅及美国的百分之一。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官员有200人，而中国从事反倾销调查的人员连欧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培养在经济、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国际商务人才，为反倾销应诉取得胜利提供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持。（四）主动出击，拿起反倾销武器，保护我国企业自身正当权益 如此，不但可以抗衡外国对华反倾销，亦可消除外国在华不合理竞争行为 ， 保护我国产业安全。如自吉林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对来自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进口新闻纸提起反倾销申诉后，相继有武钢诉俄罗斯冷轧硅钢片倾销案，杜邦等6家公司诉韩国企业聚酯薄膜倾销案。但整体来说，我国企业诉讼外商倾销的案例的确很少。这并非外商不存在对华倾销行为，而是我国企业缺乏使用反倾销这一正当手段的意识。故我国出口企业还应主动拿起反倾销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保护自身正当利益。（五）转变营销观念，实施多元化国际营销战略 我国企业要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技术贸易领域发展，同时，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减少国内企业间的冲突，避免形成低价竞销的状况。在商品结构上，我国企业要加大科研投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必须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从长远看，要加紧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效益。在市场结构上，要变目标市场过于集中为市场多元化。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在竞争手段上，要变单纯的价格竞争为多种竞争手段并用。在经营方式上，要改单纯出口商品为直接对外投资，这样既有利于国内剩余生产能力的转移，又可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 （六）规范企业内部管理 我国企业应加快实现对账目的统一管理，与国际接轨。这些数据将是反倾销 诉讼中重要的证据来源。企业不仅要采取国际标准，还应该了解主要出口国家的相关制度，注意两者的不同。这样，我们所提出的会计报表将更加规范化，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及可信度。 （七）国内企业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国内一些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由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不配合或不积极 配合往往力不从心，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一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诉讼成功，我国的同种产品以及同类产品在该市场将受重创，甚至可能从该市场完全退出。这对我国该产业的对外贸易将是巨大冲击。因此，国内企业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全面联合起来筹措和募集基金，对参与诉讼的企业同行业其他企业予以全方面支持和鼓励。 （八）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在反倾销案件中，起诉方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元化和多层面的，因此，在对外 贸易中，我国企业应促进贸易双方的深层了解与合作，达成相关协议，以求在中国产品被指控倾销时，该国部分相关企业能共同参与诉讼，提供有利于我方的相关证明，甚至说服起诉方撤诉，这已经是化解反倾销调查的重要途径之一。 （九）加深对进口国的法律了解，拓展信息渠道 我国企业应尽快培养一批专业的法律人才，积极应诉反倾销。我国企业之所 以不应诉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不敢应诉，而是他们不了解国际贸易法规，缺乏国际商务人才，不知道如何应诉。因此，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培养在经济、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国际商务人才，为反倾销应诉取得胜利提供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持。同时，可以通过驻外机构、向外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建立的一些海外企业，了解该国的法律法规、政策动态并及时反馈给我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形成快速高效的信息网，完善我国预警机制。 （十）用反倾销手段，保护自己正当权益 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势头越来越猛，而中国对外提起的反倾销指控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说外国生产商不存在对华倾销行为，而是我国企业不知道反倾销是一个正当的保护手段。由于我国在税收管理，关税削减等方面的改革，使市场准入条件大大改善和缺乏相应的严密管理，导致许多外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他们不惜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甚至亏本销售，大肆倾销。所以，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同时，直接受到倾销行为威胁的生产企业必须主动使用反倾销措施，从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整体而言，面对国际间众多的竞争对手，我国企业还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我国企业应深刻意识到这一情况的危害性，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完善企业制度，从根本上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的避免或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行为。同时，从企业本身出发，企业要抓住机遇，立即着手强化企业管理，着重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把标准建设为企业文化，使职工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养成良好的工作喜欢，形成公司的文化。还有，企业要认识到，只有严格的按照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要求，坚持走科教兴市的道路，不断创新，求真务实开展各项工作，才能在市场竞争正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