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联的来源与发展研究论文

这是一篇论文，有关的解释如下：一、对联的起源与发展(一)对联概述对联俗称“对子”，简称“对”、“联”；别称“联对”、“联语”、“联句”；雅称“楹联”、“楹贴”、“贴子”、“偶句”、“应对”、“对语”等等，是有独立意义的对偶句。对联的历史悠久，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传统的实用文体。与诗的单位叫“首”，文的单位叫“篇”的道理一样，对联的单位叫“副”，古人用“幅”。对联由两个等量字句组成，前一部分叫上联，也叫上支、上比、出句或叫对公、对首。后一部分叫下联，，也叫下支、下比、对句或叫对母、对尾。上下句合称一联，为全联缺一不可。楹联是传统的格律文学，具有格律性、典型性。凡不符合联律基本要求的作品就不应称其为楹联。对联的字数与“言”有相应的关系。字数是上下联字数之和，其中和之半为“言”。比如传统春联“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是八字四言联，居室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是十字五言联；“满地花阴风弄影；一亭山色月窥人”是十四字七言联。与对联最密切的是横批，也叫“横联”、“横额”。横批贴在两个对联中间上面，一般是四个字的。它的作用是把上下联的中心思想概括出来，有总结和点化作用。(二)对联的起源与形成对联与包括骈赋、唐诗、宋词、元曲、民间韵律性文学等在内的其它文学体裁、语言、文论术语之间，既有互相包容，渗透、扶翼的共性，又有自己的规律、定则。1、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对联区别于其它文体最显著、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上下联，从字数、句式、内容、到平仄、韵律等，全用对偶。因此，要探索对联的起源和发展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对偶。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之一。对偶是“对仗”和“骈偶”两个词的演化综合。对仗是诗词曲联中语句的一种对偶形式。“对仗”缘于古代宫中卫队的行列仪仗队。这种仪仗队是两两相对地排列的，其队形、人数、服饰、旗号等都整齐对称排列，所以叫“对仗”；骈偶的“骈”是指两匹马并驾齐驱，“偶”指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合成“骈偶”，也是成双成对的意思。对偶和对仗二者疏密有间，宽严有别，对仗忌重字，对偶不忌。对偶这种修辞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很早就被人们所运用，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瞧·采薇》)。“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到了两汉时期，一种叫做“赋”的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发展起来，对偶的修辞手法得到了广泛、自觉的运用。到魏晋时期，赋体作品又逐渐趋向骈体化，产生了“骈体文”。对偶修辞方法的发展和成熟，不仅对于丰富、发展汉语言文字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可以说，正是这种艺术手法，孕育了唐代的律诗和以后的对联这两种艺术形式。从整个文学艺术史和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来看，对联这种文学艺术形式同整个汉语言艺术是密切相联的。它是随着我国汉语言文字艺术中对偶修辞手法的产生、发展、完善才应运而生的，是从对偶修辞手法中脱胎出来的一种独立别致的文体。可以说，对联是对偶修辞手法的成熟化、典型化、文体化的产物。2、桃符习俗直接产生了对联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但是，对偶并不等于对联。对偶要转变为对联，还必须具备外在的形式。这种使对联获得独立的外在形式，是我国古代一种民族习俗——挂“桃符”。因此，对联始于古时的“桃符”，即对联源于春联，春联始于桃符。“桃符”又称“仙木”。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原人民在旧历辞旧迎新之际，用两块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样，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旁，意在驱邪祛鬼，祈福避祸。根据神话故事《山海经》等书记载，相传在东海度朔山有一棵弯屈伸展三千里的大桃树，它的枝丫一直伸向东北的鬼门，山洞里的鬼神都要由此出入。桃树下有两位神将把守，名叫神荼、郁垒。他们一旦发现有害人的恶鬼，就用苇索捆住送去喂虎，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这种悬挂桃符习俗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写二神名字或者描画图象，到后来有人在桃木板上写除祸祈福的吉祥话，进而发展到写两句对偶的诗句。于是便产生了所谓“桃符诗句”，即“楹贴”。这种题桃符的楹贴，便是对联的雏形。最早的一副楹帖，即春联的出现，根据史料记载，是在五代时期。《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载：公元964年，孟昶(919—965)命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主孟昶所题的这副楹贴，就目前来讲，被公认为是第一副春联。至此，对偶的修辞手法，便“分娩”出春联这种独立的文体。及至宋代，对联创作已蔚然成风。象苏轼、朱熹、黄庭坚这样的名流大家，也有不少对联作品传世。北宋文学家王安石(102 1—1086)在《元日》诗中描写了人们张贴春联的情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元、明时期，宫廷、宦门、寺庙、佛门已经出现了铭刻于木柱上的对联，后人称之为“楹联”。同时，最早的寿联、挽联、题赠联也开始产生了。宋代大学者朱熹(1120—1200)还编有《联语》，可见楹联已开始盛行。到了明代，春联便作为一种年节志庆的独立文化风俗形式，被正式肯定和推广。据说“春联”一词，就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创造的，并且开始采用红纸写春联。公元1368年，明代建都金陵(今南京)，为庆贺开国立业，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据清人陈元澹《簪云楼杂话》记载)。这种把“题桃符”变成张贴春联的习俗，一夜之间，由宫廷豪门推广到了老百姓门户。他不仅下命令，而且在第二天(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游”，漫步大街小巷，鉴赏春联。当他发现城门口有一骟猪户因无钱买纸来贴春联时，他便命人取来纸墨，亲自挥毫，为该户题上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由后蜀主孟昶“题桃符”，到明太祖朱元璋“设春联”，其间经过四百多年，对联便由桃符的雏形逐步趋于成熟。并且，在此过程中，对联也开始由唯一的春联发展到其它更多的种类。在内容上，也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到清代康、乾盛世时，对联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3、各种文体促进完善了对联(1)对联与赋、骈体文对联的产生，首先应当归功于赋和骈体文的影响。从对联艺术本身的特点看，它句式灵活，长短自如，没有固定的篇幅，少则几字，多则几十字，数百字、上千字。它虽然是“诗”，却不强调押韵；它注重文字修饰和用典等，和赋、骈文也有相似之处。因而，它受到赋和骈体文的影响、促进，是显而易见的。(2)对联与律诗唐代中期以后，形成了文学史上称为近体诗的“律诗”。律诗不仅对诗中的对偶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且形成了固定的位置，它使对偶在诗歌中更加艺术化、系统化和理论化。至此，对联也就随着应运而生。对联是律诗的演变。对联与律诗中对仗的中间两联相比，除了在字数的要求上不同(律诗中只有五言或七言)，其余对仗的形式、要求，大体上都是一致的。(3)对联与词对联的对偶要求，虽然大体上与律诗的对仗相同，但有些方面，却又突破了律诗对仗的严格限制，更显自由和灵活性。这是受到词的影响。最明显的有两个方面：①律诗的对仗，要求以平声对仄声，以仄声对平声。对联突破了这一点，在某些句脚上，不拘平仄声。例如：冬去高天万物复苏；春回大地一派生机。其中句脚“苏”和“机”二字都是平声。又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贾氏宗祠的对联：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上联句脚的“恩”为平声，而下联句脚的“盛”则为仄声。对联这种在句脚上有时可以平对平，仄对仄，出句平对句仄的特点，恰恰是词的对偶特点之一。②律诗的对仗，避免同字相对；而对联却以同字相对作为修辞和用字的技巧之一。如周恩来同志挽蔡元培同志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其中的“从”、“到”、“先生”、“之”、“在”都是同字相对，这种情形在对联中是允许的，这一点与一些词的对偶相似。例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中“里”是同字相对（毛泽东《沁园春·雪》）。(4)对联与曲：明清以后的对联，如谐趣对、叠字对、复字对、以及口语、俚语、成语等用到对联之中的情形日渐增多，说明它受到元曲的影响是明显的。例如：倾国倾城越西子梨梨枣枣；行云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张可久[双调 折桂令]《赠歌者秀英》）。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抗州中山公园对联)。由此可以说，对联是文、赋、诗、词、曲等文体综合、演化、变异而成的。(三)对联的应用与发展对联产生后，它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起初，对联的种类只有唯一的春联，到宋、元、明以后，逐渐被用于人们的装饰、交际活动之中；从起初应用于文坛、官场、宫廷，到后来逐渐普及于广大民间、广大社会，以至于发展到名胜古迹、寺祠庙院、亭台楼阁、门庭书房、卧室案头以及店铺坊馆等。在民间，就连戏台、神座、花灯、香炉、箱柜、粮囤、车辕、畜栏等处，也都有贴对联的现象。对联真正在思想内容上获得充实与发展，真正与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还是在近代、现代。具体地说，是从1840年雅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先进阶级的进步思想开始出现，尤其是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联才迅速发展成为先进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也势必带来了对联艺术的繁荣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联的创作、应用和研究，空前地活跃起来。逢年过节，又可以见到五彩缤纷的对联出现于千门万户。民间红白喜事，企业开张庆典，对联成为必不可少的表达感情的载体；许多报纸、刊物，也都重视刊载对联研究文章；一些研究汇集对联的专著、史料也相继问世；有的文化部门、出版单位为了繁荣对联的创作，还开展了征联求对活动等等。《中国楹联报》已创刊二十多年，为楹联这一传统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联律通则》的颁行(2007年6月1日起试行)为楹联这一独立文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夫、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对联，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又称楹联或对子，最早是起源于桃符，是人们为了去除厉鬼，而将神荼、郁垒的名字写在桃木上，并悬挂于门上。然后随着发展，桃符上开始出现联语。而到了明代，随着对对子的习俗开始盛行，对联的这个词也出现了。时至今日，春节贴对联成了不可缺少的传统习俗。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联，俗称对子。贴对子，已是京西乃至全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风民俗，迄今，经久不衰。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行业，甚至不同村落，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民俗，唯有贴对子，是最广泛、最普遍、最崇尚文明、最富有文化内涵，而且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财富，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对联起于秦汉。从秦汉时起便有悬挂桃符的习惯，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日，造桃符户仙木，百鬼所畏。”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于桃木板上。

五代时开始在桃符上刻字，后蜀孟昶命翰林学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写吉祥词句。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公元九六四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就构成了初的对联，对联的主要目的是祈福。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对联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宋代以后，中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北宋诗人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过年盛况的真实写照。

到了明代，人们才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据《簪云楼杂话》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前，曾命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并亲自微服出巡，挨门观赏取乐。从此，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

进入清代，对联曾鼎盛一时，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流传至今。有许多极富盛名，如蒲松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可吞吴’，陈伯崖对联：‘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以及林则徐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等等。

古时的对联还相对处于启蒙状态，古时候的对联要求平仄必须对仗工整，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而且写作方面而仅限于祝福（尤其是对春节的祝福）。

同时上下联字数相等、结构相同。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还需要对应位置词性相同。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对的位置上。至于音调，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按韵脚来分，上联韵脚应为仄声，下联韵脚应为平声，谓之“仄起平收。还有节奏要相应，就是上下联停顿的地方必须一致。

古时候的对联是由律诗的对偶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古人把吟诗作对相提并论，甚至有人把对联称为张贴的诗。

对联句式灵活，可长可短，伸缩自如。对联可以是四言，也可以是十言、几十言。在我国古建筑中，甚至还有多达数百字的长联。古时候的对联无论是咏物言志，还是写景抒情，都要求作者有较高的概括力与驾御文字的本领，才可能以寥寥数语，做到文情并茂，神形兼备。由于要求太高，不能雅俗共赏，普通百姓不能从中取乐。

民国时期的对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是文与史的结晶。因此无论是撰者还是被撰者，都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样也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文化印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事件与人物的文化。比如民国时，刘师亮讽袁世凯一联：

“袁世凯千古；中华民国万年”。上联‘袁世凯’三个字和下联‘中华民国’四个字是“对不齐（起）”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

现代的春联，自从上世纪的白话文出现，繁简字的转化，语文新词新语的出现，也随着社会的进程在变化，现在的对联并不只局限于春联，它既可以表示祝福，也可以表示讽刺以及批评，他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更获得大家的喜欢。

当今对联一般注重与现实结合，多反映社会变迁喜庆之事..艺术性文学性较古对联稍差文法也不甚严谨。但是他反映了社会现实，即使写得并不出彩，对仗并不工整，但是它适应于老百姓，并不是曲高和寡的文人艺术，也并非下里巴人，而是相当中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