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陈染论文开题报告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各国乃至国际组织也增强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很重要的就是协调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得到利益状态的合理分配，既能够鼓励创新，又可以通过适当的权利限制使知识产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运用。因此，利益衡量机制便很自然地融入到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保护中。本文拟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为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寻求后 TRIPs时代我国处理知识产权国际法律纠纷的策略和方向。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利益衡量 适用限制原则 合理价值判断原则 1、WTO体制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自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果，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产生了保障知识产品私有的法律问题。资产阶级要求法律确认对知识的私人占有权，使知识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与传统财产制度相区别的新的财产方式——知识产权。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知识产品的生产数量和占有容量，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标志。因此，凡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识产品所有者以专有权，促使知识产品进入交换和流通，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项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各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作用，更有国家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知识化带动并加快了世界产业结构演进进程，知识资源的推动更是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领域在拓宽，保护力度增强，知识产权已成为贸易竞争的焦点。为更好地维护作为世界科技与经济强国的地位，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不仅在国内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而且极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由于大国的强力、发展中国家的妥协和稳定、健康、互益的世界经贸、科技发展的需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遵守的重要法则之一。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作为WTO的三大支柱。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伊始，就承诺无保留全面执行TRIPS协议的规定，并明确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目标是达到世界水平和世界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中国入世以来，不断加快了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的步伐，是国内相关立法能够迅速与WTO规则接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改革浪潮。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成熟和完善起来。 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较为完善，但保护水平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差，以至知识产权纠纷时常发生。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不仅要熟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国内保护的基本规范，还要强化自身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去应对市场竞争。然而，究竟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度？比如说，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为时代发展主旋律的今天，是应当以鼓励民族产业的发展创新为标准，还是以知识产权的全面权利为标准，或者说，是应当以国内产业的利益为考量，还是应当以知识产权的完全独占利益为考量，这已经成为制约当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2、利益衡量理论简述 （1）利益衡量的由来 利益衡量论（Balance of Interest）是源于德国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的一种主要理论，它是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在批判概念法学各种弊病的基础上于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主张对法律的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解释时应当考虑实际的利益。在处理两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时，强调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判断哪一种利益更应受到保护。具体到法官在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进行判决时，不是直接通过法律规定来得出结论，而是首先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结论，然后再从法律条文中寻找根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 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认为：“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之可能性，自须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换言之，利益衡量乃在发现立法者对各种问题或利害冲突，表现在法律秩序内，由法律秩序可观察而得之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所谓利益衡量，就是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裁判者对冲突的利益确定轻重并加以权衡与取舍的活动。 （2）利益衡量的功用与正当性 简单说来，利益衡量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对相互冲突的多元利益进行权衡和取舍。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首先就是弥补法律的漏洞。由于法律与现实发展的不协调，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漏洞，因此从利益衡量的角度，以利益为基础来对法律漏洞进行补充，对法律未及之事实作出评判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恰当方式。其次，利益衡量是社会需求的体现。法律确定性和公正性的期望，要求据以衡量的规则应当具有客观性。实际上，如果利益衡量不考虑到“社会需求”，就很难具备正当性的基础。一般认为，社会需求可以包括有公众舆论、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效果等等。有活力的法律和法律实践不能与社会相脱节，私法独立的真正本意并非使法院与社会相隔离，而是在独立的环境下使法官得以冷静对待社会价值和社会期望。这些社会需求能够为利益衡量提供必要的客观评判标准，成为利益衡量的基本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的解释方法而非法的创造。利益衡量是在尊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立法者未对利益的位阶或利益的选择规则作出界定时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 利益衡量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作为司法过程的伴生物，利益衡量在个案中实现了利益的平衡或调节，实现了个案的正义，但这种正义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的正义。由于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相对较大的法律解释方法，如何发展出利益衡量的客观性标准，一方面通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通过个案的审理来达到利益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借助于客观外在的标准，体现利益衡量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主体思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益衡量体现了立足于个案但又超越个案事实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为社会所接受的一般准则。 （3）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 显然，利益衡量不能随意进行，应有所节制，在适用时应考虑实用的可能性并应与具体的条文相结合。利益衡量的原则，或决定着利益衡量的适用界限，或贯穿利益衡量过程而对其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并对利益衡量的进行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适用有限原则。一般地，利益衡量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有利于软化法律的刚性。在有些情况下，立法中已经对法律的这种刚性通过“但书”的形式予以缓解，这样的情况不适合运用利益衡量。但有些情况下，法律并未注意到这些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予以适当处理。由于在此情况下利益衡量是为软化法律的刚性而存在的，因此这种作用不能过扩大，否则就不仅仅是一种软化作用，而是影响到法律的安定性了。然而如果矫枉过正，则也偏离了利益衡量的初衷，超过了利益衡量软化法律刚性之目的。由此可见，利益衡量的适用应进行一定程度的节制，适用时在法律未及时可以一般原则进行衡量，在反对解释排除时的适用上，要注意其目的仅在于软化法律之刚性，依此并根据具体的条文来进行妥当处理。 其次是合理价值判断原则。法律是作为国家的强制来确保人们对正当行为的基本要求的服从而存在的，但人们对行为是否正当的认识同时还受到特定价值伦理观念以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制约。法律体现了价值观念，并将大部分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但仍有很多价值原则游离于法律之外，不能直接从法律进行正当性评价。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和适用法律的法官的自身局限性，使法律及其解释并不一定符合价值观念要求。因此，从人们一般性的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出发来对适用过程中的法律进行解释是很多学者都不断进行探索的方法。价值判断是否合理，是利益衡量得以运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利益之正当性和法律目的之正当追求就成为利益衡量的判断标准。 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利益衡平机制 利益的衡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鼓励创新，还是促进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无论是对权利加以保护还是限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利益衡平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核心理念之一。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利益衡量包括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实际上，这样的利益衡量主要就是实现利益主体的利益状态的平衡以及禁止权利的滥用。在考虑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同时，还应当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法是一种追求正义秩序的信念，成为人定法权利赖以存在和有效的根据。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与不协调，无疑是对法律正义的追求。 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开始，立法者一直在为权衡私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而不断努力。遗憾的是，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利益衡量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甚至有利益失衡的倾向。这一点在国际条约或协定中比较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之考量，往往提出最大限度保护发达国家利益的要求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随着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这种利益失衡的状况也突显出来。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为的就是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能够达到世界水平和世界标准。但是由于基本国情的不同，不可能要求发展中国家能够象发达国家要求的那样极尽完善地保护知识产权。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和利益衡量机制联系得更加密不可分。 4、如何在我国跨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适用利益衡量理论 （1）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利益衡量 知识产权，从法律角度看，是一项民事权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和资源；从市场角度看，是一种强有力的竞争手段。本来，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是鼓励创新、促进知识生产的重要法律机制，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具有独占性质的知识产权往往会使得其拥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或支配地位，限制了该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知识产权的人可能会滥用其依法获得的独占权，通过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来限制和排挤竞争，对反垄断法所保护的自由公平竞争造成了破坏，从而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这种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必然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产业政策甚至于立国之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知识产权领域内的反垄断问题也将会越来越突出。 由于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各自选择不同途径追求共同目标，因此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重要。这就需要确定以何种标准来衡量 “知识产权人的行为是否超出权利自身的界限，从而对市场造成不应当有的限制，而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禁止”我们认为，市场竞争和权利与利益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运用利益衡量既能够解决知识产权权利的滥用问题，也可以维护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使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目标均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承认知识产权不等于说可以不对知识产权的行使加以约束。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任何权利都有滥用的可能、知识产权的滥用只是民事权利滥用的一种情形，所以民法上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当然可以约束知识产权人的行为。但是，该原则的运用毕竟只是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抽象的规制，缺乏具体的制度规范。知识产权滥用导致了技术市场中各个主体（包括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失衡，而这些利益也正是反垄断法所关注的，所以，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成为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连接点，并且这样的连接点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具体而言，如果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方式超出法定范围，依据利益衡量的判断方法，权利人已使原有的利益关系失衡，那么该行为即构成权利滥用，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 总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既要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又要考虑到相关主体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的竞争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好各种利益要求之间的平衡。这也将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2）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利益衡量 由于TRIPs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并不完善，许多利益失衡之处需要解决，因此，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要求修改TRIPs协议，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 2001 年11月9日至14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召开，并最终通过了《多哈部长宣言》、《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关于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的决定》，涉及的问题主要有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TRIPs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以及非违约之诉的问题。这些议题已经引起世界贸易组织和各个参加国的不同程度的重视，其提出预示着TRIPs协议的利益失衡即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是一种“历史的突破，利益的平衡”。实际上，利益的衡量是一种动态的机制，由于利益导向的不同，利益倾斜能够使一方多受益而使另一方多受损。法律的主要作用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在进行利益调整之时，应当是尽可能地多满足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 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乃是各国政府与民间的共识，但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之余，也应当注重社会公益与文化发展之平衡，否则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将产生更为严重的数字落差。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止于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有关。同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不同的保护水平。利益衡量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以维护本国利益，改善在国际经济贸易和交往中的不利地位，而发达国家也可以借此主张自身利益的绝对保护。事实证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适度的权利限制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创新与传播，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以我国国情为立法前提。具体而言，我国专利法既要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给予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又要建立有效的强制许可制度和明确专利产品使用的例外情况，既要顺应基因技术的发展潮流授予基因专利权，又要严格审查基因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并注意基因资源的保护，既要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加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又要规定相应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

晕 你都这时候才想起来写啊 你写什么方面的啊？

摆渡找下,很多的

浅谈西方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 [摘要]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中的各部分其文化性质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从传统观点来看，语 音、词汇、语法这三个构成部分中，词汇最具文化资格，因为它有比较具体的内容。历来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 系正是从词汇入手的，而借词则是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佳内容。汉语借词的三大特点是从纯音译到意译、字形 意化以及字母词借用。这些特点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关键词]借词；语言接触；文化接触 The Imlmct of W estern Culture on Chinese Loan——W ords ZHAO Bin．．n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l耐：Chineseloan—words areinfluencedbywestern cultures．Firstly。thefeatures ofChinese—loanwords aredescribed．Thentheimpactofwo stem culture On Chineseloan—wordsis represented．Finally。the pfl~T explainsthat Chineseloan—words embodythe ability oflanguageinclusion，creativity and cmsis． Keywords：loan—wo rd；language contact；culture contac 一 、汉语借词的特点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 文化科学大规模地东移，给东方文化带来强烈的 冲击。至此，汉语从英语借用了大量词汇。涉及 到科学技术、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心理 学、生理学、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医学、工业、商 业、农业、外交、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领域。借用方 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从纯音译到意译 从清朝起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已经同西方各国 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许多爱国者为了寻求 救国之道，纷纷向西方国家学习，并吸收了大量新 科学、新思潮的词语，而这些词语最初都是纯音 译，即选用同音汉字去标记外来词的语音。如英 语volt音译为”伏”。被音译的词大都是专用名词 (国名、地名、人名等)、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动 植物名称、医药名、化学品名、艺术科技术语、历史 等特殊名词及一些日常用词，如“伦敦(London)”、 “芒果(mango)”、“先令(shilling)”、“安培(ain— pere)”、“福尔马林(form~n)”、“探戈(tango)”、“沙 发(sofa)”、“克隆(clone)”。然而，许多音译词不能 反映出外来词的概念或内涵，往往会产生歧义，比 如：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布理的家门(predica— ments)、爱康诺米(economy)等。后来，随着时代的 进步，意译词因为符合汉语言习惯并且表意明白 易懂，逐渐取代了早期的纯音译词。汉语具有自 己的语言规律，汉语的词音长度的最佳区间、汉语 的语素单音节倾向、汉语的词语系列化或系统化 要求以及中国人的认知特点大都有利于意译而不 利于音译。中国人对固有语言文化的偏心、对外 族语的陌生和偏见又使音译词受到更大的阻碍， 从而使意译词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2．字形意化 从语言学的原理看，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之间 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种语言中表示事物名称概 念的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彼此只有声音相似， 而无语义联系。当英语中的外来词借用到中国 后，许多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根据传统的 “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办法把这些外来词写作 谐音字(罗常培1989)。象“shark”(鲨鱼)。这类 外来词利用汉语形声字的特点在音义形上得到最 佳组合，见形生义，见形生音，通过字形展示原词 的音义。 3．字母词的涌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引来了外资，而且随着 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大量的外来词 势不可挡地涌人中国。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 息交换的频繁对词语的运用提出了简省的要求， 于是大量使用字母词。字母词一般是包含较大信 息量的缩略词，只用首字母，采用起来既方便又快 捷。比如：D l(S(double income no kids)丁克家 庭、WTO(the w0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贸组织、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 ing Countries)欧佩克，等等。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当一种语言 的词汇进入另一种语言时，主方语言必然会对客 方语言的词汇进行驯化，使之在形式和内容两方 面都符合主方语言的结构规律和发展变化规律。 汉语借词的吸收方式从音译到意译以及字形意化 都表明了此规律所发挥的作用。汉语具有如双音 节、有声调、汉字表意性强等特点，如果外来词进 入汉语时不符合这些汉语言规律，自然就会受到 排斥，尤其是纯音译词，如果不经过汉化改造是很 难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因此，汉语借词最大的 特点就是双音节化和表意化。 二、西方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 西方文化对汉语借词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见证 了宗教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在古代经历的一次 最大的外来冲击就是梵印的佛教文化。由于佛教 文化的涌人并与中原固有的儒、道文化相结合，使 中国的文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传统。在漫长的封 建社会中，至清末以前，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 以与佛教文化相匹敌，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像 佛教文化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 们的深层意识也发生重大变化。与这种新意识、 新文化伴随而来的则是一大批新的词语，其中音 译外来词数以千计，数量惊人。尽管这些外来词 在现代汉语中已大部分退出，或只存在于专业人 员使用的狭小范围，但它们两千年来所起的作用 却是磨灭不掉的。只要选出一部分还不陌生的词 一128 一 语加以介绍，就可以证实其影响并非虚言夸大。 比如：梵天(Brahma)、婆罗f-1(Brahman)、佛(Bud— dha)、佛教(Buddism)、阿弥陀佛(Amitabha)、菩萨 (Bodhi)、忏悔(I~ama)等。 西方文化对汉语借词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 与西欧的科学文化结伴而来。科学文化的渗入是 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分不开的。开放带来了西方科 学之风。中国大规模向外开放始于元代。成吉思 汗西征欧洲，忽必烈经营四方，同时也打开了中国 的大门，引来了众多异国的贤能商贾。其中著名 的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 以及许多欧洲的传教士。中西文化的融合体现在 天文、地理、科技、文学、宗教等领域。为了更好地 相互交流，西方出现了众多翻译家，比如意大利人 罗明坚(Michae1 Ru醉eri，1580年来华)、利玛窦 (Mattoe Ricci，1583年来华)、葡萄牙人傅泛际 (Francisco Furtado，1621年来华)、德国人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662年来华)等约70 人。他们不仅拥有宗教方面的译著，而且关于科 学技术的译著大约还有120种。中国自己也涌现 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大师，最早的是玄奘、严复，之 后有徐光启、李之藻、王徽、李经天等，他们的译著 涉及到天文学、数学、物理、矿冶学、水利学、生物 - 学、经院哲学、逻辑学等许多领域。早期翻译家更 多的是采用音译形式来介绍外来词。 三、结束语 语言借用往往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文化 影响，还有语言亲缘关系、社会的及个人的因素 等。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导致了汉语从英语的借 用，并产生了大量汉语借词，这是民族文化交流的 必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它能大 大增加借人语言的词汇，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表达 能力，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99． [3]胡兆云．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 版社。2001． [4]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辞书出 版社，2O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