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萧红虽然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为了建立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萧红的女性意识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她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这一论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1、自然层面2、社会层面3、文化层面自然层面 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生育这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却成为女性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 在《王阿嫂之死》中对生育过程做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扎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 “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再加上男人的无知、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这种动物般的生存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 萧红在她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问题，而且所涉及死亡描写基本上都发生在女人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和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情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后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美丽多情的月英的惨死。“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双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绵绒里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残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个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姣好的身体也只剩下“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最终走向了死亡。 面对女性生命毁灭的悲剧，萧红的叙述是直白、平淡、客观的，没有进行多余渲染。对王大姐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的女人送殡了。”对小团媳妇的死未作正面描写：“……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媳妇就死了。”）两个埋葬她的人回来，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这些貌似轻松淡薄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奇巧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激烈的冲突，她只是写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片段，人人都必得经历的生老病死等等，然而她凭借用忠实地描写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涯和悲剧命运。社会层面 求生的艰难——《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了在贫苦生活、阶级压迫以及男性权威围攻下艰难求生的画面，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女性群体命运。 人格的践踏——《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生死场》中甜美温柔的农家女金枝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爱上了成业，但是成业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过来。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成业在外边生意亏本，回来就拿妻子当出气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个月大的婴儿。成业死后，成了寡妇的金枝为了生活来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强暴，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的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艰苦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决定出家当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本军进来之后早已空了，孤独的金枝依然无路可走。萧红在金枝身上表现的则是男人如何诱惑女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把她们当成满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伏侍生活的奴隶并冷漠残忍的对待她们。 自然生理、穷困生活、社会压迫、男权权威等固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广大妇女却是在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害所虐杀了。萧红还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更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的戕害。文化层面 千百年来，女性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12岁的“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因为个子高大，不知害羞，头一天到婆婆家一顿吃了三碗饭而被“热心”的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象个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这些“热心”的邻居们还踊跃疯狂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这些顽固的愚众大都是女性，如赵三奶奶，杨老太太……身为女性她们当初也遭受到类似的痛苦，几十年陈规陋习都这样实施下来，她们把曾经的痛苦抛到九宵云外，已经自觉地把陈规陋习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为虎作伥，和它一道来镇压起姐妹们来。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是善良的，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毛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她舍得花大把钱给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的残害与谋杀。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统的人活在世上。她们的心已经死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 在倡导男女平等长达一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认同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女性虽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工作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生活的两难处境依然普遍，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存在于文字之中体现男尊女卑的字眼依然在传递着封建文化意识的毒瘤，影响着下一代；大量语言中指向女性的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代代口耳相传，愈发骂得过瘾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长期沦为男权中心社会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如小团圆媳妇婆婆类的“异化现象”，她们已内化了男性观念。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意识形态，她们甚至还要面对因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的对男性特权的冲击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围剿。但我们不能把女性的奋斗归于无望…… 无数的当代女性已身体力行地支撑着女性天空，无数的当代女作家正在充实着女性天空，我们要奋力“浮出”沉沦于地表千年的“水面”，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大胆创造自己的女性文化，涂抹女性天空。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世俗性张爱玲的小说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以小市民的视角解构种种爱情的神话，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传奇化倾向，并以此蜚声海内外文坛。但事实上张爱玲小说讲得都是“男女间的小事情”，其中的女性形象被融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还原到世俗生活里，作家似乎在有意拔除现代文学女性意识中的“神性”或者说理想化色彩，期望真实、客观地挖掘出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另一种本相――世俗性。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及其小说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观、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的俗人意识，以及在来揭示这位女作家女性意识的独有的现代精神特征。 (一)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最初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意识对女性现实的理想化认识和主观化把握，这种女性意识只是浅表层的外在觉醒，而没能深入到反省阶段的内部觉醒。张爱玲在女性意识的这种发展需求下应运而生，她将女性意识由对外转向了对性别本体进行关注和自审。张爱玲曾经这样描述了心中的“女神”形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_'d J，这是一个妓女形象，却被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奉为女神，原因何在?其实这只不过是人们喜欢甚至习惯在文学作品中把俗世中的女性理想化，渐渐地忘了她们的原始面貌，张爱玲只是还原了这些被“美”了的“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而且张爱玲的这种看待女性的世俗性眼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发现女性原生态的生存况遇，去关注和探讨女性意识的文明进程和变革。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知道最能全面贴近中国女性内心图示的题材就是现世婚恋故事，《倾城之恋》就是当中的杰作。用范柳原的话来说，白流苏是一个难得碰见的“真正的中国女人”。婚内被丈夫毒打，之后又被早已嫌她吃白饭的兄嫂逼着去给离婚七八年的丈夫奔丧，受尽了侮辱和排挤，整日蜷缩在被“爱”遗忘的角落里，可就是这样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子却在“好心人”徐太太无意的点拨下蓄谋成就了自己“诱惑者”的角色，于是一发不可收，并且对“诱惑者”这一角色拿捏得相当娴熟到位，她自信地知道自己“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知道此时“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知道如何在与花花公子范柳原的暖昧关系中恰到好处地进退攻守，再加上她打着以婚姻求活路的算盘，这一切使自流苏前后判若两人。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行为状态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而是如冰山一样只不过是出水部分和入水部分，正如张爱玲说的“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正是因为这一女性角色是个两种人都做得摇摆的“不彻底人物”，方才显出了没有经过去芜存精的世俗生活的原汁原味，在这种微妙的情爱战争中表现出了现实人生最为朴素的爱情关系式，更何况这些“不彻底人物”终究是认真地为“活”而努力着，虽然成不了英雄，但至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男权社会、夫权文化中她们已承载了太多，浸淫得太久，这种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对她们来说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表现，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 当然张爱玲虽然主张消解女性意识中的女性神话，还原女性形象的原生性和世俗性，但却是心存泾渭。只是理解但并非认同她们的判断和行为，虽然“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然而“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表面看了白流苏以爱谋生的计划最终取得成功，但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的成全了她，女作家用二战中城市的毁灭来满足一个女人的微小的平凡而又平凡的日常生活欲求，这个欲求的实现到底该如何做评，张爱玲虽然没有借助传统的冲突形式来运作这个人生悲剧，却早已使故具有了悲剧的实质：人类那些富有挑战意味不可一世的生存努力，因了无意义而显得可笑又可怜。 (二) 在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世俗化表现的过程中，物质性一直是被其所强调的，作家甚至认为有时物质可能成为决定了人物、事情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的唯一要素。在张氏小说中毫不吝啬笔墨来暴露在物欲中膨胀的人性之“恶”：《花凋》中的郑夫人就是一个被金钱蚀空了灵魂的人物，女儿重病在身，她身为母亲，唯恐自己拿钱给女儿看病，会暴露自己有私房钱，宁愿眼睁睁地看女儿死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一个被物质享乐的潮水冲垮了道德大坝的死世界中的新鬼，看着满柜子金碧辉煌的衣服，虽然想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但是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并不能克制住她的虚荣心理，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并不住安慰自己：“看看也好!”后来她果然穿着这些衣服在交际场上大出风头，一步步堕落为高级娼妓。 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张爱玲是海派作家的缘故，她对物质文明有比其他作家更多、更全面的理解，在其小说中不是一味地斥责物质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也表达了对物质文明适度的宽容和爱悦的态度。“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16]。所以同样身为女人，并且身为对服饰颇有见地的女性，她明白葛薇龙为何无法抗拒华衣锦饰的诱惑?因为对女性来说，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而已，它还意味着有了增加自身的性吸引力，得到异性青睐和爱的砝码，人生的美好前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这里起步。不过。女性虚荣心的最高满足形式恐怕还在于能够击败同性，就像自流苏，“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当流苏因抢走妹妹宝络的结婚对象范柳原而遭众人咒骂时，她不但不感到生气和羞愧，反而觉得高兴。因为“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曾经有人认为张爱玲在批判和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方面继承了鲁迅的衣钵，其实，张爱玲在这一点上与鲁迅有根本的区别，鲁迅批判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揭出病苦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张爱玲则绝无再造“女性灵魂”的愿望，她只是想表现她对人性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张爱玲认为她笔 下那些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乱世中的女性人物，在那个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作选择的时代，当生计问题被大写时，她们无力寻求真爱和其他精神生活，而且也正是这样残酷地践踏着自己的“尊严”、“道义”、“崇高”才得以走过来。张爱玲小说中的物质性命题，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向善过程中的无可奈何和无法阻挡的变异堕落。 另外张爱玲小说世俗化女性意识的附加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女作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自审，并勇敢地揭出中国女性的性别缺陷，显示了女作家在精神上的自觉意识，这在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就女性解放而言，倘若女性没有对自身缺陷的自觉反省，就永远也无法企及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所张扬的世俗化的女性意识在女性解放这一课题上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中具有独特的世俗化特征，与她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虽然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有显赫背景的封建贵族家庭中，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崩溃，张爱玲的母亲在其很小的时候就与其父离异，远走他乡，张爱玲的生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长期处在虚空、无保障的状态中，这使她很早就知道自己必须独自面对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群，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问题。由于母亲容貌出众，风度翩翩，思想独立，'N生开放，这令幼小的张爱玲十分羡慕，并将母亲视为效仿的榜样，盼望自己尽快长大做一个像母亲这样美丽高雅的女人。于是她迫不急待地宣告：“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o,,[19J当然这时的女性意识是处在朦胧而且幼稚的阶段。然而张爱玲的女孩身份，使家中张干、何干这两个的女佣产生的重男轻女的态度和行事方式，使年幼女孩的生存问题当中有多了―份性别歧视的沉重刺激――女性是受到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俗与公众意识轻视的，这使她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清晰的认识。 成年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剧烈动荡的时局中，在渐渐商品化和半殖民地化的沪港都市生活中。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独立观察、体验了这个世界，独立观察了异性、同性和自己，渐渐磨练出了一双现代女性锐利的眼光，磨练出―付对自己、对异性和同性、对这个花花绿绿复杂喧嚣的都市世界独立分析的头脑，也磨炼出―份真实、坦诚对待自己、同性的勇气和自信、自爱、自审的气度。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个个世俗女性在世俗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她们安于不幸、不思反抗的这种看似“安稳”的生命故事，表达了她对女性境况、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女性存在的意义等“飞扬”主题的痛苦拷问和痛切反思，就如她自己说的：”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正是这种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使张爱玲的作品具有识读社会进化和女性意识进步程度的镜子的意义及价值，实现了她“苍凉则是―种启示”的写作初衷。 张爱玲以冷静客观的写实的手法，用看似超脱人世的态度，以还原的眼光来挖掘女性意识中的积垢。使其美丑毕露，虽然是非分明，却总是情恕理谴，心怀悲悯。可以说，张爱玲对女性的内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女性的非神性和世俗性，是达到了现代文学中少有先例的深度。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74。 [2]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p174。 [3][4][5][9][11][12]张爱玲《谈女人》，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8-p72。 [6][7][8]张爱玲《倾城之恋》，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台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3、R54、P。 [10][16]张爱玲《我看苏青》，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227、P226。 [13][14][15]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4、P15。 [17][18]张爱玲《倾城之恋》，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0、P5B。 [19]张爱玲《童言无忌??穿》，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ff2：P88。 [20][2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72、P173。 作者简介：汪菁(1979――)，女，浙江衙州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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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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