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三线精神的研究论文

三线精神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时期，是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三线精神的内容可简要表述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三线建设涉及西南三线、西北三线和中南三线,其重点在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三线地区,项目投资占全国三线建设的三分之一，其中四川占全国四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以攀枝花为代表的三线建设主战场，开始了有关开发建设的总结和精神层面的提炼。1984年2月9日攀枝花市第一次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热爱攀枝花 建设新渡口》的主题报告中，第一次全面总结了攀枝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伟大成果，概括阐述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五个方面的内容，正式明确地称为“攀枝花精神”。六盘水市提出了发扬奉献、包容、创新、超越的新时期“六盘水精神”[4]。1993年4月9日，领导同志为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题词：“让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强调了新时期发扬三线精神的重要性。2014年3月23日，由中国社科院当代研究所和攀枝花市共同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在北京成立[5]。大会通过的《章程》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中，明确提出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6]。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一起，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三线建设”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举措。由于鲜明的特定时代特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三线建设”的评价看法各异。正确评价“三线建设”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环节，宏观地、历史地、科学地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建设，是中国当代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三线建设”，是指 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亲自视察部署下，在三线地区进行的以建设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和交通建设。“三线建设”历时15年，共投资2052亿元。1983年开始，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又对全国三线企业进行了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使之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发展。“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到1980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立起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包括攀枝花、六盘水、酒泉等钢铁、煤炭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等重要铁路干线，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重庆常规武器制造基地，贵州、陕西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基地，葛洲坝、刘家峡水电枢纽等，至今仍然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的支柱。“三线建设”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的整体布局。当然，“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之处，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毋庸讳言。决策者在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对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偏差，“三线建设”上马仓促，工程的选址、规模等前期决策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在遭遇“文革”时，片面追求政治目标，忽视规律，进程过快、过急，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事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共中央认为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1983 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作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战略决策。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改组变革。“三线建设”虽然结束了，但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基础设施、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校等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三线建设”中的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经济和国防建设，是在战后两次局部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威胁到中国安全，以及中国与苏联、印度也发生武装冲突的环境里开展的，因此它没有将投资的经济效益和机会成本放在第一位，投资结构和布局以及施工方式也显得仓促，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投资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国防费用和成本。同时，这种主要出于备战和国家安全的投资在客观上又兼顾了缓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为经济落后的内地偏僻地区带来了现代工业的技术、人才以及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那么，怎样看待“三线建设”？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其中基本否定或认为得不偿失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主要目的搞的，花了这么多钱，既然大规模战争没有打，说明当时决策有误；二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当时资金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 ，将那么多资金用于基础条件极差的“三线”地区和国防工业，远不如当时用于沿海地区和民用工业的经济效益高。上述两种观点的形成有其客观环境，这就是1978年以后，一是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我们党也转变了对形势的估计，认为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二是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因此，一方面资金短缺，对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和效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还需要国家投入很大的资金来保证搬迁和转产。此外，80年代实施的“两个大局”设想、优先发展条件好的沿海地区，也需要转变“三线建设”所体现的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正是由于上述客观原因，使得自80年代以来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基本否定的声音不小。我认为，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一定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第一，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战争论战争，而应放在上世纪60年代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看待。6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而言充满了威胁。从世界局势来看，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事件不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从国家间关系来看，在新疆塔城事件、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越战升级，中美关系紧张；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导致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和规模，无法准确地预料，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认识来评价昨天的判断。第二，要从开始“三线建设”时内地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客观情况来看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最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形势，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改变落后农业国面貌的工业化战略。在战略实施中，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由于历史因素形成的发展差异，特别是工业发展的较大差异成为一个阻碍。“三线建设”的上马，确实是以备战为中心的，但也有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改变我国经济布局、开发落后地区资源的长远考虑。“三线建设”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潮，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第三，应看到在努力探索真相、客观评价历史的前提下，仍然有一个史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从史学的功能和文化传承来看，应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增进正能量、提高中国软实力为目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有有形资产，还有无形资产，或称其为精神遗产。“三线建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三线建设”中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