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宏伟工笔花鸟画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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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江宏伟作品中的象征性主要表现为时间特征。有位批评家曾这样说过：江宏伟对宋画的迷恋事实上是使自己对时间的迷恋有一个依托。迷恋宋画只是一个幻象。通过对宋画的观察，他找到了自己完成时间之梦的方法。江的艺术关心的唯一主题是时间这个存在的神秘。生活中的江宏伟对时间有着一种病态的敏感。作为一个画家，他经常外出对景写生。在与自然无言的对话中他终于测摸到时间的脉搏，更能从春去秋来，花开叶落的季节更替中感受到巨大的时间压力。这种挥之不去的心理症结也同样出现在画室里的江宏伟身上。他从每日不断重复的一勾一描一染一擦中体验到的不是一幅作品朝着完成状态的进步，而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不断地进入幻觉世界是他创作时常备的精神状态，也是他逃避感受时间的秘密武器。他在一篇随感中曾这样写道：一瓣瓣花叶的勾描，一片片羽翼的渲染，让我处于纯粹社会的空白状态，空白到麻木的境地，思维停滞了，各种欲望回到睡眠之中，如此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我在麻木中得以解脱………江宏伟最初为画界和批评界注意是在北京举办的《八人工笔重彩花鸟画展》上。随后，他频繁地在一些重要的展览会上出头露面，并以其作品特有的那种幽深静谧的美感和古朴超然的意境，在当代工笔花鸟画坛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追寻江宏伟艺术风格的渊缘，许多批评家几乎都把目光定格在宋代的工笔花鸟画上。在那个时代，因为一个帝王的爱好和参与，使得这一画种成为许多画家趋之若鹜的时尚，而这一时尚最终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笔。江宏伟经常在他的言谈、书信和文章中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对宋画的偏好，他的许多作品也的确透射出宋人古典审美的高尚情趣。但在我看来那种把江宏伟的工笔花鸟画简单地看作是对宋画的复兴或介于宋人工笔和文人意趣间的穿游往来，抑或看作是抽截宋画的局部衍出一种新的图式的观点，并未触及到画家艺术的核心。事实上，江宏伟对宋画的认识与理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宋代花鸟画的真正创造者是宋人加上时间。当然，这是一个现代画家对宋画的现代面目所下的审美判断。在这里我们至少认识到画家关心的不仅仅是宋画原有的图式和意趣，他还对原本不属于宋画的时间痕迹予以特别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始终贯穿于他到目前为止创作的所有作品之中。可以说，时间因素成为打开通向其艺术核心的一道咒语。时间的流逝原本只会给物质带来陈旧、破损、销蚀甚至死亡，然而那些留有时间痕迹的陈旧、破损、销蚀和死亡的物质常常会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我们不应忽视画家对宋画在这层意义上的领悟。否则，我们也就难以理解他作品中的象征意义，从而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真正释读和把握。其实，这种郢书燕说的效应也存在于域外的艺术作品中。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代希腊的雕刻大都涂有颜色。现在，当我们面对希腊遗存的最优秀的作品时，那种特殊的简朴洁白的色泽之美，又因带些残缺和死亡的气氛而显得格外的高洁和悲壮。这种现在支配和影响着我们感官情绪和审美判断的因素并不是出自希腊艺术家的原有意图；古希腊的神殿同样在废墟中也有着一种月光般的魅力。事实上，我们现在从中所体验到的美感在这些作品美妙的青春时代肯定是不存在的。对江宏伟工笔花鸟作品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画家至诚地热爱并深入地研究宋画这一古代时限，更应该注意到他的现实背景：受过正规现代学院式教育并长期在艺术学院从事艺术教学。认为一个多元、交流、开放的现代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江宏伟对西方从古至今的大师们有着同样的敬意。他作品中的那些梦幻般的色彩以及各种用以营造氛围的手段，与其说是对传统技法的继承发扬，倒不如说是受西方艺术的影响。也许正是画家无数次的从幻象到现实、从古代到当下、从域外到国中这种在时空上瞬息转换的精神体验，触发了他最终用绘画去捕获时间的灵感----他试图浓缩时间并替代时间留下时间的痕迹。因此，我认为江宏伟艺术的起点是宋画，而终点则存在于他尚在进行的精神旅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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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工笔花鸟画源远流长，色彩与线形结构是工笔画的主要构成之一，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语言形式在近几年随着我国对外联系的日益增长，在各国与我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频繁中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洋绘画的冲击。如何较好的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吸取优良传统而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画家们为之努力和创新的首要目标。画家们不仅要延续古代优秀传统，也要对这一画种进行创新与开拓，赋予其色彩与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和表现性功能。这些问题使得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在对传统的继承突破中形成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多元形，为以后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祭奠。绘画中的主要表现语言就是色彩和线条，它们是构成绘画艺术风格的基本要素，它一直是给人视觉冲击力首要手段。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绘画，色彩与线条在画面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始终是重要的构成因素。在中国工笔画中更是成为了重要表现手段。在现代西方的油画、水彩等各种绘画冲击下，中国工笔花鸟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有限色彩和构图形式，开始结合中国的成熟墨色，融会西方色彩运用找寻现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的独立语言。 在构图上，全景式的作品日益见多，许多作品不再把花鸟从环境中抽离出来，而是将其置于它应有的生态环境之中。作品内容丰富，场面宏大，构图饱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受西画透视画的影响，许多作品着力于实现纵深的层次。而另一些作品，则从工艺美术及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追求一种带有构成因素的抽象意味，在写实与装饰之间求平衡。 色彩上来看，现代工笔花鸟画家开始努力避免色彩的单一性和模式化，更新了“随类赋彩”的观念，改变了以“分染”、“罩染”为基本手段的“三矾九染”的过程，开始吸收西洋画的用色方法，以统一色调处理画面，注意黑白关系，色相对比，冷暖对比等关系，使画面丰富又不失统一。与传统工笔画家不同，现代的画家大多都经过美术院校的学习，汲取了许多西方的绘画营养，有着坚实的造型基础和色彩修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写实再现能力，提高了工笔画汲取现实生活的视觉能力。再加上对色彩的感悟，促使传统工笔画的色彩向现代发展随着时代的转变,现代的工笔花鸟画画家更新了自己的创作观念,拓宽了创作题材,榕树、杂花、田野、蔬菜、水果、珊瑚等在传统绘画中不曾出现的对象也成了创作的题材。还有一些画家从自己画面装饰性的要求出发，大胆夸张变形，不受物象自然形态的束缚，如：陈之佛的《月雁图》，陈新华的《乡土》等都极具个性。 中国的传统绘画一直追寻的是求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和满足，而不是追求绘画对象的现实性。这就与西方的追求写实性绘画相反，中国绘画的色彩被赋予了更多的主观意识，希望从中得到的是精神领域的愉悦。由于现代工笔花鸟画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以及工具材料等的方面的新拓展，使得新的审美境界逐渐形成。以扩展空间来扩大花鸟画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变小情趣为感人意境，通过视觉冲击力触动心灵；画面内容的丰富提升自身的艺术感染力；抽象装饰性作品恰当的传达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在代代相传的艺术实践中，工笔花鸟画取像单纯，多为主体描写。造诣诗情化，借助联想与想象构筑充满感情色彩的诗境，以求“画外有情”。表现手法格式化，运用程式化手法造型、上色、布局、体现一定的装饰性。在追求“似”与“真”的前提下，表现对象的生命与特质，令其吁吁如生。反对被动的描绘花鸟，强调观察对象时内心的触动，创作则是对事物的感性寄托，唤起观众对生活的内心感受。发扬培养高尚情操与生活理想的高级艺术。中国花鸟画在宋朝就已经成熟了“黄荃”父子便是工笔重彩花鸟画成熟时期的代表。到宋朝和元朝，不仅“勾勒着色” 一体为主流，而且又出现了纯以彩色的“没骨”和纯粹的“白描”体格。现代的工笔花鸟画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并得到了创新。很少有人再拘泥于传统的“折枝”“丛卉”，却取资于山水画或使用半截断开、不露天地。但画面并没有忽视花鸟作为主体的地位，明显的以大观小，使对象处于应有的生态环境中。依然重视造诣诗情，不再依赖花姿鸟态来引起观众的感兴画家开始注重表现晨光、月色、露气、风雨下的花鸟情态。如李魁正的《晨露》、《春情》等。而且绘画技法不再单纯，结合中西，包孕古今。有的还借鉴日本画的精致雅淡。传统的勾勒、设色、白描等被许多画家综合运用。云母、日本色、广告色、炳烯等，以及撒盐、冲水、做纸等也都变成了一种表现手法，也以写意为旨，写实为体，以装饰为用，谋求全新的气氛与肌理感。工具材料的革新使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技法不断得到丰富，扩展了花鸟画的意境。北京的于非阁、江南的陈之佛和巴蜀的张大千。于非阁的“勾勒着色”得法于两宋。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也以“双钩着色”为主，受到日本绘画的影响，元代钱舜举的“疏淡含精匀”宁静淡雅的风格。张大千则自成一体，善于继承古人的好传统。田世光和俞致贞又受教于于非阁与张大千陈之佛在工笔花鸟画领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在古旧里出新，他继承了宋朝时期的传统，借鉴传统中的造型、意识，造型以工整写实为主，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将图案的装饰手法和日本的绘画设色特点相结合。画面追求唯美，表现雅静与淡泊之美。如：《雪雏图》、《月雁图》等。他的画依照不同的物象,不同季节,不同感受,采用不同手法.画树杆,有的用皱檫渲染,显得挺拔.有的用水渍法,运用水渍色彩的浓淡变化,显见苍润.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带有明显的装饰性。在描绘花鸟的客观基础上，恰当的运用了意象、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由于他在画面上运用了许多的装饰性手法，使他体现出了自己独到的个性与现代特征。中国画中的积水法，在其之前已经有很多画家运用，但他将这一“特技”普遍化，灵活去运用。自然流淌而渗化的水渍痕，具有着现代设计的肌理感，将要表现的内容与画面情调统一起来，既有了物象的质感又有了材料的表现。陈之佛的花鸟画色彩运用微妙，他在传统基础上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影响，清淡典雅而十分统一，在设色方法上，保持了传统的“三矾九染”，又能根据实际画面需要灵活运用。以色彩的淡薄来表现对象的远近、虚实，以及对象所处背景。金鸿钧的花鸟画多方面收益于田世光、俞致贞、李苦禅和王雪涛等人，使金鸿钧在创作中深入领会了工笔重彩花鸟画的传统，继承了观察生活，把握大自然的认真、严肃的创作精神。在他的画面中虽是工笔画，但有着大写意的气势。用线，特别是白描同线，是工笔花鸟画中必不可少的造型手段和主要技法之一。在工笔花鸟画中，线要表现物象的结构和轮廓，要表现质感，要表现光色，要表现意境。前三者是客观表象，后者是主观情态。缺了前三者之一，便会失去视觉形象的完整，而缺了后者，便会失去艺术的感染力。从而用线表现情意是尤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杨悦浦在为《金鸿钧新作选》所写的序言中称赞他的用线：“《牵牛》中的线的功力令我着迷，那用水分充足的深灰黑色勾出的铁蒺藜，我曾把全画面的每一根线都看了一遍，想搜索出一处败笔，结果没有找到，反到为在运笔用线之轻松、随意、流畅，以准确地表现了铁丝之质感和弯折、剪断、连接种种变化这种深甚功力而惊叹不已。”说明了金鸿钧的观物的细致和用笔的精微。《万紫千红》一画以偏冷的红色调统一整个画面，几组花分为曙红、紫红、玫瑰红、等色，而少用朱镖、橘黄。在画面的层次表现上依靠了色彩的轻重虚实变化和双勾、没骨两种画法的穿插结合解决。《牵牛》、《红满香山路》、《枫叶白鸽》等作品都是赋予生活现代气息的作品，在摄取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着深刻的创作观念。前代画家在花鸟形象的择取上有一种规范化了的审美习惯：“凡花入画者，皆剪裁培植而成者”而《牵牛》、《红满香山路》等则是打破了传统审美习惯，截取生活环境中的一角，经过创造的新意象、新审美表现，就连原不给人美感的铁丝网，与白色的牵牛花，等组合在一起，也形成了有节奏的画面、和韵律。《牵牛》中墨绿的花用积水冲色法画出，最后用金色勾出叶脉，使画面有了装饰性的光泽，《枫叶白鸽》中的水泥地很难用传统技法来表现，金鸿钧用撕碎的泡沫塑料蘸上色彩在底子上拍打出斑点状，而后用统染方法来表现。李魁正受教于俞致贞和田世光，俞致贞和田世光的花鸟画重在传统，善于提炼，传神，讲笔法，浓色泽。然而这种风格的确立，即没有艺术表现上的特长，也同时带来一些局限性。李魁正在跟随他们学习的同时在自己的风格方面摆脱了法式的束缚，树立了自家的艺术个性。在《金秋烁烁》中闪烁光芒的老干，把变形有序的果实映照得硕实累累，构图为平面分布，屏弃了大背景，冲破了古法的禁忌，由于加强了绘画效果，而更能使观众进入绘画的主题，感受灵光普照的精神世界。他弱化用线，强化色彩，形成他自己的“新工笔画”，孕育着“现代没骨画”的诞生。以新工笔画为主的《清气》，实际上已经是“现代没骨”了，它彻底扬弃了用线勾勒，在渍染中表现对象，甚至不乏水墨大写意气势。并且还充分发挥了色彩冷暖对比转换的精制表现力，由此李魁正倡扬并推出了“现代没骨画”，这一推出的风格随源于传统工笔没骨，但更丰富了色彩，加强了统调增加了光感以新工笔花鸟画中层层渍染、冲染、接染喷流等新技法，新语言技巧，使光色形韵进一步从双钩墨线中解放出来，在造诣抒情上取得了幽雅自然的效果。从《皎洁》、《生命》、《秋艳》、《晨露》，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没骨法中兼工带写，无线有骨，色调同一和谐，光感强烈而柔和，肌理丰富而别致，情韵精而圣洁，发挥了没骨花鸟画的特点。从“新工笔”到“现代没骨”，李魁正通过线的隐没和光色的发挥，更新了花鸟画视觉效果。王广华从事花鸟画接近二十年，他的作品在意境上也相对传统有所变化。有的作品比较华丽，像海棠小鸟、山茶双鸽、曹洲牡丹一类。有的则比较清雅明快，如《白玉点韵》的昙花、《散点绿地》的荷花等。画面比较开阔，注意环境的衬托，意境清幽深远，《生生不息》，作者把握住了较大场景，处理多种树木花卉，都能繁简、疏密得益，大体与局部关系恰当，并无杂乱堆积之感。在现代工笔花鸟画的探索中，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洋绘画的冲击，如何较好的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吸取优良传统而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画家们为之努力和创新的首要目标。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的对传统的继承与突破形成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多元形，为以后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祭奠。参考书目：《美术》、《国画家》、《李魁正泼墨》、《美术史》、《金鸿钧新作选》、《陈之佛画集》

——略谈中国花鸟画的装饰美 中国绘画很重要的民族特征便是其绘画的装饰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保留、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特征，了解研究中国花鸟发展演变过程中，关注人们对装饰美感的审美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绘画史上，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战国时期的帛画上，花鸟鱼虫的生动形象多以装饰纹样的形式出现。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在线条、色彩的处理方面集中体现了绘画的装饰美感。宋元时期大批富有创作精神的花鸟画家，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将花鸟画推向艺术高峰，这个时期的精品在风格上都体现出强烈的装饰美感。宋人名作《出水芙蓉》作者把一朵满构图的荷花花瓣脉络细致有规律的描绘出来，在神形兼备的同时，注重了形式的装饰美感。近代绘画史上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是其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作者用强烈的装饰变形手法将整幅长卷画在金碧辉煌的泥金纸上，画面形式与纸张色泽的统一构成了和谐的装饰美感。 中国花鸟画的装饰手法，是将自然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的提炼处理，尤其在工笔花鸟的创作上，没有装饰性就失去了艺术性。花鸟画大师于非an 先生所作的《白玉兰》，用石青作底，衬托出白玉兰的洁白高雅，画面上两只黄鹂鸟与大片石青兰对比，，映照出“玉树临风”精神内涵。于先生善用中国民族色彩规律，用朱砂画红叶，金粉钓边，石绿点苔，体现的也是民族化的装饰美感。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花鸟画家更新创作观念，将西方色彩学及材料技法，引进到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中，为现代花鸟画创作开辟了更为广泛的创作空间，郭怡 宗先生的《赤道骄阳》《紫荆花》等作品用的都是装饰性色彩。尤其是《与海共舞》中的芦花，在用石绿、赭石分染后，用银色的马克笔点出阳光下的闪闪芦花，是近代花鸟画创作中装饰美的典范。 我过去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工作，对中国民间艺术品，包括年画、刺绣、陶瓷、漆器乃至古建筑，体现出的装饰品味，尤为关注。这几年在花鸟画的创作实践中，一直思考如何把中国传统的装饰美感融汇到现代重彩的创作理念中，感到只画出自然状态下的植物、花鸟形态的式样，画面缺乏张力，缺乏现代设计的理念。为此，在最近创作的重彩画系列时作了一点尝试，《艳阳天》中为了突出正午阳光下牡丹花饱满挺拨的姿态，画面采用了几何形的构图方式，用直线分割画面增加力度；《三月雪》用银箔贴出大片几何形图式的枝杆，布满画面；《漂逝的白云》则强调了方形瓦片肌理；三幅画都采用了无机形与有机形的对比，衬托出花朵的生命力。在对比关系中加强具有现代意味的装饰美感。 中央美院郭怡 宗花鸟画创作高研班一年的学习，时间很短，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却是很多，我们的探索研究实验，都是为了在保留中国花鸟画民族精神的同时，运用更为广泛多样的手段，使现在花鸟画的样式，更为饱满，更为丰富，更具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