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与无用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即使那棵大树真的没什么价值,但至少它能给人们以隐庇本身就是“有用”了。“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和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一些市长们。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听闻,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然而这无异与把我们的精神文化思想从我们的身体里剥离,我们是否可以想想,假如把千乘车马都可以在它的绿荫下隐庇的“无用”大树砍掉,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