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对现代教学的影响研究论文

“小学”的最初意义就是童蒙识字课本.中国最早的记录是在春秋战国之间秦国人教学童的《史籀篇》,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多部给儿童识字用的读物.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可证,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在十七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能“讽籀书”九千个字才可以担任官职.又试以“八体”,优良者可以做上书史.吏民上书给皇帝,写错了字,就被揭发判罪.可以想到当时的国家对语文教育的重视程度.南北朝的《千字文》以四言成句,对仗工整,琅琅上口的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地理、伦理、教育、人物掌故等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儿童识字课本.而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与《三字经》,则同《千字文》合称“三、百、千”蒙学识字课本,流传甚广,基本上都是以韵语和部首为识字基础.至元朝出现《新编对相四言》,它以图文对照为基础,已经开始注意直观教学的问题.当然,中国古代的童蒙之学不仅仅是交会学童识记汉字,同时也在向他们传授着为人处世的生活哲理.往往短短几句浅显易懂的话却道出著书者的感悟,循循善诱的教导,传达着“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古代在启蒙教学阶段,注重学生的识字数量.在入学之初集中力量学习,应当说是前人确立的既有目的又有方法的一条识字原则.古代童蒙读物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生活息息相关.将目光投向这些古典的童蒙读本,至少我们会获得这样一个启示：把各科知识融合起来,让知识与生活沟通起来.对比现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更多的是为了应试得高分,真正能教会学生的是什么?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一旦考试完毕就全部还给了老师.《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古代童蒙读物已经不再广泛受到现代中小学教育的重视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重新拾起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宝,认真学习吸收.像《三字经》、《弟子规》这类教材,内容丰富,编排合理,朗朗上口,易记易诵,适合儿童的学习,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典故和历史故事来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并由此延及到天文地理、人间伦理和动物草木之类的知识,篇幅虽短,内容却扎实有据.在孩子早期启蒙阶段,先读《三字经》再读《弟子规》,能起到“立本”的作用.教导儿童读经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作为老师,首先必须要熟读经文,而且不可以读错.重视文字的教育,教学生真正识记汉字,比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认字,要深究每一个汉字背后的意义；规范汉字读音、字形、字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老师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教书育人”,要培养学生纯善之心；教育学生对人、对事、对物应有正确的态度.对人：要明白五伦关系,要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体贴他人、互助合群的理念,培养宽厚待人的心性,懂得知恩报恩.对事：强调事虽小,勿擅为的重要性,注重礼仪,讲求信用,教育学生知过必改是善良的品性,培养孩子面对困难能冷静学习、如何解决问题的态度.对物：日常生活必须节约,晓喻物资来源的艰辛,感恩大自然的赐予.例如,长养慈爱心,爱护小动物,物有定位,对物品要有恭敬爱惜之心.培养学生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能力.

我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早在《周易·蒙卦》中记载：“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自先秦至清末，几千年蒙学教育绵延不绝，编写了大量文质兼美、适于教学的蒙学读物，如《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以儿童启蒙教育为编写出发点，充满丰富的人文精神，对儿童的成长教育大有裨益。历代蒙学读物累世选出，早在周代就有了读书、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最早的《史籀篇》据传是周宣王时的太史所作，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至明清时期，形成了包括识字教育、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蒙学教材体系。据最新统计，中国古代各类蒙学书目多达两千余种，其各类之多，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决定性作用，故特别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也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孩子思想还没有散滥的时候，及早进行教育，易达到预期教育的目的，能够“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蒙学教育的根本是道德教育蒙学德教为先首先表现在明人伦，教育蒙童明白人伦秩序，懂得长幼有别，树立正确的对待尊长的态度。《三字经》开卷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接着又提出“首孝弟，次见闻”的价值标准，接着又用典故加以强化“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值。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三字经》举黄香温席、孔融让梨这些故事，就是要从小培养孩子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品质。教育蒙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弟子规》中也强调真诚与守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切戒之。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儿童天真纯朴，求知欲旺，但思维能力较弱，知识较少。故古人认为在启蒙教育阶段“只教之以事”。所谓的事，是指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事父、事兄、处友、饮食、衣着等，归结一点是指童蒙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儿童可塑性强，“使之则为，使止则止”。传统蒙学强调从行为养成着眼、从生活细微处入手，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朱熹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在小学阶段就能“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才能“穷就事理，通达事务”。儿童于性好动，喜欢嬉戏玩耍，单纯的道德说教、行为规范难于为儿童所接受，故蒙学教育十分重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在蒙学读本中经常用一些典型生动孕含着哲理的故事来启发、引导蒙童的学习。《三字经》曰：“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逸。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孔子博学却还谦虚地拜学有专长的项橐为师，贫穷的温舒，把书抄在蒲草上阅读……这些朗朗上口的先贤事迹，很容易就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蒙童的成长。“中国人追求的人生是一个从道德修养出发，经由道德的社会教化，最终实现‘化成天下’的道德价值的过程。学习经典、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内圣），它还要指向建功立业（外功），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人生态度也在蒙学教材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字经》中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可以激发蒙童奋发图强、立志报效国家。传统蒙学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的人文特色，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弥久而常新，时至今日仍然对儿童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