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刺绣,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深闺绣楼里,一张瑶琴伏案而卧,旁边摆放着一摞摞整齐的书籍。绣架前,坐着一个乌发堆云,芙蓉为面,秋水为眸,冰肌玉骨,美丽绝伦的少女,纤纤玉指拈花针,在绣绷上一针一线地绣着,针线无声地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绣架上摆放着针线盒,五彩的锦丝线下,隐约可见一幅未完工的鸳鸯戏水图,鸳鸯并颈,相依相偎,缠绵至极。虽末完工,却可见少女巧夺天工的绣技,那对恩爱鸳鸯已是活灵活现,好似从白绢上飞出一般。葱白般的指尖下,拨动着她的梦幻,在那有着万千遐思的脸上,绽开比牡丹还要娇艳的笑容,将憧憬的眼眸衬托得闪亮,眸光清幽如潭。在旧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那诉不尽女儿心事的绣楼里,度过她们的锦绣年华,只能将所有的情爱和梦想都放在针线上,一针情来一线爱,绣出她们的柔情似水长。我们最初感受到刺绣之美妙,还是在1982年,那是一个充满着美好记忆的暑期。那个暑期里,我们旅行到广西龙胜的一个瑶寨,寨中居住的瑶族是红瑶,女人们身着黑色上衣,上面绣满了品红色的数纱挑花,下面配上黑色的百褶裙,她们婀娜妩媚的身影摇曳在青山碧水之间,尤为动人。在寨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女孩邮帜米判】樾迤���男逯谱牛��谴烤恍忝赖纳碛埃�钊丝闯铡V豢上В�鞘被故乔钛��奈颐牵�挥刑跫��饷览龅幕�嫔闳×舸妫�敝两袢栈毓似鹄矗�溆幸藕叮��惨廊皇悄敲疵览觥D切┕媚锩窃诶投�脱�爸�嗨媸碧统稣胂咝迳霞刚氲男迤��褪撬�亲约何蠢吹男履锛抟隆?在“男耕女织”的古老习俗中,“刻丝绣线,固是女红”一直沿袭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化的普及,手工纺纱织布、剪花刺绣这些“女红”技能已逐渐远离我们。记忆中,是在我们祖辈的笸箩里,看到各色的花丝线以及绣花用的花绷子,她们在跳动的烛光下一针一线,身影依稀。传统的她们,从小就学习和掌握了赖以生存的“女红”;我们的母亲,卷入20世纪中叶的滚滚洪流之中,上学堂、闹革命,红色的她们不会“女红”;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们,从小穿的用的,都来自工厂,纺纱织布自然都已由机械完成,就连绣花都是机绣;而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新新人类”,更是不会拿针弄线,怕是连“女红”这个概念更不知晓。刺绣的历史与发展。刺绣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文化,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丝丝缕缕联系着。刺绣,是在织物上穿针引线构成图案色彩的手工艺术。中国的刺绣究竟源于哪个朝代,因刺绣作品不易保存,因此极难说清。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刺绣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时代的了,从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稀可见。而刺绣的起源却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在江南地区有着“断发文身”的习俗。文身就是在身上刺出图案。《说苑疏证》中记载:“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乌,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因为吴越地处地势低下,常受到风雨水灾的侵害,龙在人们心目中是神物和崇拜的图腾。兴风作浪、上天入地更是神龙的作为,因此人们就以断发文乌的装束,以示龙的后代。直到今天,我们仍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大禹治水后,从大禹至泰伯、仲雍,吴地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断发文身的习俗依然存在。泰伯死后,仲雍不忍后人还要承受身上刺刻图纹之苦,遂召集众人商议此事,被正在房内低头缝衣的小孙女听到。女孩认真揣摩起来,一不小心针扎手破,血色沾衣,这倒启发她想出了一个妙法,将文身的图纹在衣服上一针一线试做起来。为了更好地表现图纹,她用五彩染丝,按照自己辫子结构的方式绣制,埋头做了七天七夜,一件五彩缤纷的图纹衣服做好了。小女孩双手捧着衣服给祖父,仲雍展开这件衣服一看,五彩纷呈,光彩夺目,披在身上,那图纹比刺绘在身上要好看得多。仲雍便择一吉日,身穿这件衣服,召集大家,从今往后即可照此方法制作衣服,不必再文身了。在仲雍的倡导下,绣衣取代了文身。因小女孩的名字叫女红,后人为了纪念她,就把这种锦绣针刺的工艺操作称为“女红”。清乾隆《吴县志》文: “断发文身为吴中风俗之始,仲雍来而人知礼仪。”仲雍开创了从文身到衣饰的服饰变革。刺绣在中国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说到刺绣,不能不说丝织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丝织造就了刺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比以前更为发达,男耕女织成了这一日寸期的重要经济特征,家家户户种植桑麻,从事纺织。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织锦来看,丝纺发展到西汉日寸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每根纱由4-5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是由14-15根丝纤维组成,也就是说,每根纱竟是由54根丝纤维捻成。如此高的丝纺水平,推动着织、染、绣的发展。社会等级制度的强化和人类审美感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尚书注疏卷五益稷》记载:“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纬绣,以五彩彰施子五色,作服,汝明。”这是舜对禹说的一段话。也就是说,在舜时就创立了十二章衣裳服饰,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所以,华夏民族的部族首领在举行重大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日寸,就穿着这身被后世称为“十二章服”的绣衣,并形成定制。这十二章的刺绣纹样,从原始的取意到后世的解释,虽略有不同,但总的象征意义是相似的。日为圆形,月为弦月,汉以后日、月都取圆形,而在圆中加饰鸟形为日,加饰蟾蜍或玉兔为月;星辰以北斗七星表示,以线相联,日、月、星辰代表光辉、光明照卜土也,在衣的肩上,有“天子肩挑日月”之称;山作山形,取其镇。取其人所仰,威镇四海,也有布散云雨,圣王泽沾下人之意;龙为五爪龙一对,贝被鳞甲,变化无方,像圣王应机布散也;华虫,彩羽野雉,身被五彩,取其华丽的纹样,像圣王体兼文明也;宗彝,宗庙祭器为虎尊,昂鼻倾尾,以刚猛制物,像圣王神武定乱也;藻,即丛生水草,逐水上下,像圣王随代而应也;火,为物体燃烧日寸所发的光和焰,取其明,像圣王至德日新也;粉米,粉若粟冰,米若聚米,人恃粉米以生,代表养育,像圣王物之所赖也;黼,如斧形,刃白身黑,取其断,代表神圣果断,像圣王临事能决也;黻,为相背两弓字形,颜色为半青半黑,代表洁净,有背恶向善之意,也像君臣可否相济也。这十二章服饰从产生以来,即含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是社会意识在服饰中的集中反映,同时也凸现了刺绣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渐趋成熟,刺绣有经过夸张变形的龙、凤、虎等动物图案,有的则是间以花草或几何图形,虎踞龙盘,龙飞凤舞,刻画精妙,神情兼备;布局结构错落有致,穿插得体,用色丰富,对比和谐,整个画面富有韵律感。这些可从近百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中得到印证。进入汉代后,有着“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之说,刺绣工艺空前繁荣。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刺绣品最为突出,其中在此出土竹简中记载着三种刺绣的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信期绣,因为绣了许多流云般的候鸟燕子而得名。据记载,当时信期绣的要价比黄金还贵;乘云绣,由流光溢彩的祥云及乘云而行的瑞兽构成;长寿绣,用多种彩色丝线绣出云彩、花蕾和叶办,由变形的鸟状纹和怪兽图纹组成,象征着长寿。这些绣品现珍藏在湖南省博物馆内。三国时,东吴孙权因军事需要,希望得到一个善于作画的人,可以把山川地势、行兵布阵之图画下来。丞相赵达将自己的妹妹赵夫人举荐给孙权,赵夫人极善绘画,巧思无双,还能在纤纤玉指间以彩丝织出云霞、龙蛇花纹的锦缎。于是,孙权就让她画出江湖、九州、山岳的地势图,而赵夫人则认为图画容易损毁:“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可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赵夫人精心绣制,不仅绣出了神州大地,山岳河流的自然景物,还标出了三国鼎立的城邑和军营阵列的势态,吴主孙权看后大悦。赵夫人的绣技之高超,被时人称为“针绝”。(《王子年拾遗记》)而在敦煌莫高窟,曾发现了北魏时期的刺绣佛像残片,可见当时刺绣已用于宗教用品。刺绣在唐宋时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唐代,服装刺绣也开始盛行。据《旧唐书·后妃传》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人多达700人”,刺绣入宫,连公主等都亲自参与。到了宋代,刺绣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大江南北,而参与刺绣的对象也进一步扩大,加上文人们的积极参与,将书法和绘画艺术结合得更为紧密,使画绣结合的精品倍增。唐宋时期的刺绣之所以更为发展,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技能,所以,就连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们,也把刺绣当做她们消遣、养性和精神寄托的唯一活动。由于宋、元两代的刺绣受到我国北方女真族的影响,在服饰上用金成为一种时尚。在刺绣中加以金彩,使得绣品益见华丽。元朝建立后,江南的许多知识分子或招安为官或隐居庄园,逐渐在南方兴起地主文化,纯欣赏性刺绣流派以仿绣书画见长,与书法绘画艺术结合,与民间刺绣工艺分离。平绣类的针法处理技巧更为细腻化,并目不断创新。亦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代表的刺绣艺术。蜀绣的历史也很悠久,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中记载:当时蜀中的刺绣已十分闻名,并把蜀绣与蜀锦并列,视为蜀地名产。而蜀绣在清朝得到空前发展,除日常用的绣品外,还生产各种规格的欣赏品,如中堂、方斗、条幅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山水人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等。其画稿来源于名人佳作,为蜀绣的发展提供了艺术基础,并造就了一批各具专长的绣工。蜀绣的特点是结构简单,突出主题。其技艺特点是:用针工整、平齐光亮、丝路清晰、不加代笔,花纹边缘如同刀切一般的齐整,色彩鲜丽。其中蜀绣中晕针技法是蜀绣最具有的特色,它能表现出色彩的浓淡晕染效果。刺绣的形式、种类、题材很多,然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曾经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女红”刺绣日渐稀少,我们这些热爱民间艺术的人,有责任踏上“刺绣之旅”,去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刺绣女红,让这块中华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继续闪耀其熠熠的光辉。我是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