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1000字论文参考文献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阅读时，我们会进入四四方方的书之世界，以上帝视角看主人公发生的故事。置身于书的世界，我们与书的思想缠绕，直至统一。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阿q正传读后感1000字高中”，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作为一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批判性作家，在小说中毫无保留的对阿Q所处的那个“吃人”的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把一切人都描写成可怕的恶魔：赵秀才、假洋鬼子、吴妈，哪个不是在间接或直接地吞噬着阿Q的灵魂？读完以后我所感到的是内心无限的寒冷阴森。而在电影中却还尚存着一丝温情，像那么一缕阳光，透射如黑暗的时代，照耀着一片净土。

人物改变最大的是管土谷祠的老头儿。在小说中，作者一笔带过“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偏偏是这一句话，道出了老头儿对阿Q的不屑与轻蔑。而电影中老头儿一出场便是一个慈祥父亲形象，他留着大白胡子，时常温柔地劝导阿Q。他担心阿Q，在他去押牌室时嘱咐他早点回来；他关心阿Q，在被赵家赶出门后替阿Q还了钱。也只有他一个人真正为阿Q的死难过，结尾处他似乎喝醉了酒，一个人形单影只地走上桥。而阿Q也只对他一个人好，他掏心掏肺地讲出自己偷盗的故事。他在梦中革命，令人搬箱子时的那句话：“你年龄大了，歇着。”因为有了这么个不起眼的老头儿，因为有了这么个爱他的“亲人”，土谷祠似乎真的有家的感觉了。而仅仅多了这么一个形象，我便更加体会到阿Q的可怜可悲，更加“哀其不幸”了。

第二个有改动的人物形象是吴妈。小说中的吴妈就是个爱嚼舌根子，从内心瞧不起阿Q的市井妇女的形象。她因阿Q一句“和你困觉”的大喊感到厌恶得无法忍受，甚至要上吊。结尾处也丝毫不念旧情，看着押送阿Q的士兵，呆呆地，内心毫无波动。电影中吴妈却是一个善良贤惠的妇女形象。她温柔体贴，把阿Q当成朋友一般看待。她帮阿Q做饭，给阿Q打油灯。在阿Q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看清囚犯是谁后的那一脸无奈与悲哀，似乎想责备阿Q的傻，却又悲痛地说不出话，只好默默地转过脸去，似乎是不让阿Q看到她脸上的泪痕。这样一个吴妈，不再令人反感，她成为了少有的真正关心着阿Q的人。这更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仍然有那么一点温情藏在人们心中。

结尾处，电影中的旁白说了这么一段话：“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他的后代至今都没有断绝。”而小说中并没有。我想它是想提醒我们：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Q的子孙——也许在我们身上的某个角落，藏着些许阿Q精神。

小说和电影出品的年代不同，一个是黑暗笼罩的时代，一个是新中国万象更新的时代，每个时代反映的思想是不同的。我更喜欢电影版《阿Q正传》，因为从中能感受到温情和希望。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经典作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具有无限开放的阅读期待。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些个性化的解读不但给读者自己以审美愉悦，最终也构成一部文学作品丰富的接受史。

《阿Q正传》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自从其诞生以来，“阿Q”就成为某一类人的代名词，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话语资源。

阿Q——这是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笔下一个不朽的典型。阿Q这个形象，个性鲜明，独一无二；又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体现了十分深广的社会内容。它不仅活在书本里，而且走进了生活，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就象熟悉诸葛亮、贾宝玉、孙悟空和鲁智深等人一样，中国有几个人不知道阿Q呢？而且，这个阿Q，全世界都知晓他，就象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也负有盛名。这个典型的影响，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

阿Q是个什么样子呢？“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

阿Q是很不幸的。他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没有家，多半时间寄住在未庄土谷祠里，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糊口。“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劳苦雇农。阿Q连起码的社会地位都没有。他本来大约是姓赵，但因为未庄的大财主赵太爷姓赵，便被勒令不准姓赵了，并为此挨了一顿嘴巴，还被地保罚了二百文酒钱。象别的人们一样，阿Q也有着七情六欲，也想过女人。可是他的“恋爱悲剧”是这样的可笑而且短促，不过是跪下去对赵太爷家的女佣人说了两句“我和你困觉”，便在一顿毒打和种.种罚处中结束了。

然而，阿Q最大的不幸，是他连灵魂也被一种“鸦片”深深地毒害了，使他不知苦楚地熬过一生，直至糊涂地死去。这就是那使人逃避现实、自我超脱、在心理与精神上转败为胜的“精神胜利法”。阿Q就是依仗它来支撑自己活在世上直到离开人间的。你看：

阿Q是那样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一贫如洗，却要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阿Q头上长着癞疮疤，极力要掩藏，并因此很忌讳别人提到“癞”、“灯”、“烛”等字。但别人揭短时，阿Q却回答说：“你还不配……”仿佛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阿Q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碰了响头之后，只要想“儿子打老子”，便也就心满意足，反败为胜了。甚至为了解除内心的“忽忽不乐”与“失败的痛苦”，也可以自己打自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阿Q畏强凌弱。在强者面前，他甘受屈辱，自轻自贱。赵太爷不让他姓赵，他不敢抗辩；假洋鬼子打他，他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而在小尼姑那样的更弱者面前，他又放肆欺辱，并且自鸣得意。

阿Q健忘、愚昧、麻木。被别人打过，转瞬就可以忘却干净。对清政府残酷屠杀革命党人，他无动于衷，反觉得“好看好看”。待到自己受冤被抓进衙门，已经在亡命状上画押时，仍无半点醒悟，却生怕圆圈画得不圆被人笑话。及至被押赴刑场，死到临头，虽然急得有些发昏，却也有些泰然，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身受重重压迫，过着非人生活的阿Q，也有改变现状的原始状态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起来了，他看到举人老爷和赵太爷等人十分害怕慌张，就改变了一向甘受屈辱和痛恶革命的态度，变得“神往”革命，要“革这伙妈妈的的命”，要“投降革命党”了。正象鲁迅后来说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但是，阿Q的革命“理想”是十分模糊和混杂的。它除了合理的内容外，还包含了许多荒.唐和可鄙的东西，比如“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之类。出于报复心理，他的革命对象既有压迫他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之流，也有平素打过架的小D、王胡等等。限于眼界的狭窄，他的经济要求则是抢些东西，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来。然而，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阿Q失望之余也就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赵家遭了抢劫。于是，机关枪架在土谷祠前，把阿Q抓了去。糊里糊涂地过了堂，阿Q便被枪毙示众，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大团圆”了。

阿Q，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落后、不觉悟的贫苦农民。鲁迅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深刻解剖了“精神胜利法”，把它的种.种表现集中、概括地揭示了出来。

“精神胜利法”绝非中国农民阶级本质的写照，更非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而是一种堕落、消极的现象，是失败主义矛盾心理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和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正象鲁迅指出的那样：“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用瞒和，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阿Q，就是这样一个带着民族耻辱烙印，令我们深深自省的典型……

《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这个名字早已刻骨铭心了。

我很喜欢鲁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读社会，读人生，读我们自己的灵魂。他的作品都是文学中经典。

《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经历了残忍、坎坷，甚至被一个“吃人”的社会吞灭。阿Q在未庄仅充当一个打打流浪汉，做做零工的角色，他是一个弱小者，孤孤单单的生活着，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人来帮助他，也没有一个人将心比心的替他着想。人家只是在需要他的时候用他，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别人高兴时就拿他搞搞恶作剧，不高兴的时候就对他凌辱、暴打。但他总能乐观地去面对一切，不停地为别人的残忍找理由，使自己不堕落。他不明白世界上还有兄弟朋友的情谊这东西，只知道天地间有一种赵太爷之流的上人，最强者，有像小尼姑这样最弱者。他理所当然的受强者这支配，但也给弱者一点苦头吃吃，因为未庄向来就是这样。其实，未庄的人拥有一双双无聊的眼睛的背后，是一颗颗僵死的心，是令人窒息的恐怖。在这恐怖背后，是一具具麻木的灵魂，把这奋发向上的社会装饰成黑洞洞的地狱。

阿Q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身上装满了未庄的文化，但他却做了赵太爷的牺牲品。在那个时代，只有像赵太爷这样的上层社会的强者才能呼吸。阿Q在未庄几乎没有了尊严，有几次根本就呆不下去了，没钱的窘迫使他更加的麻木，面对求生的欲望，他离开未庄，做上了小偷。即使是同行也看他不起。后来，引来了革命的消息，他参加了革命，要过好日子，要让虐待他的人一个个倒下。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成功，而被推上了断头台。因为这个社会，不允许他爬起，他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鲁迅把当时社会的残忍展现的淋漓尽致，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当时社会的可怕。其实，鲁迅活的很沉重，很痛苦，因为他太了解这个世界了，他的痛苦来源于生活。鲁迅，在那样的社会，他不是建设者，而是毁灭者。只有毁灭，才能看到真相，没有毁灭，我们永远不会安逸，只会麻木不仁。而《阿Q正传》这篇文章，正是毁灭了阿Q，也可以说，一个阿Q倒下了，我们看到了真相。

如今的社会，早已脱离了当时的阴气，变得活力四射，每个人都在积极向上，都有了自己的地位，有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所以，只要我们勇于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不会成为阿Q， 阿Q也不会白白地倒下，我们要做社会的主人，踏平‘吃人’的社会。

《阿Q正传》再读 浙江绍兴市一中 董秋成2003-08-18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