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其静研究论文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描述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把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分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三个部分，通过论述中国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在片面政绩评价标准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本身固有的有限理性和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冲动，揭示了各种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中的设计缺陷，并提出了克服相关缺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选择；越位与缺位 目前，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强调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了地方政府主体的目标多重性(本地区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等)。但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讨论较少。本文认为，分层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的比较，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上级政府很难做到对下级政府的“现场监督”)和监督约束不力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强烈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本文力图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运用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政治市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1992)。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政策“卖”给选民，选民则为政治家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执行市场上，主要分析政策执行结果及其影响。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依次构筑了转型期的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 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 在对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研究中，黄继忠通过对实现有效监督必要条件的分析，论证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的弱监督(黄继忠，2003)。因此，本文认为以下三点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级地方人大尚未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各级党委首脑是同级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三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众所周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铁三角”指：利益集团、立法者联盟和行政机构。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现实中的“铁三角”则包括地方政府、上级政府(替代立法者联盟)和微观主体(替代利益集团)三个组成部分。 微观主体X1主要指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其效用函数前者为利润最大化A，后者为效用最大化B。同时，也追求市场自由和机会最大化C(杨瑞龙，杨其静，2000)。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1)=U(A，B，C)。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来讲，企业的效用要大于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组成商会或行会等“压力集团”游说或贿赂地方官员。而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不可能有组成庞大利益集团的激励(奥尔森，1994)，这在实际生活中也表现为地方人大和工会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企业是微观主体博弈方的主导者，即A>B。或者说，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自变量——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实际上主要是辖区企业的满意程度。在没有利益集团和党派组织的情况下，个人很难发出政治声音，造成个人失语。 地方政府X2主要指中国省级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靳涛的划分法(靳涛，2003)，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至少应包括下列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本文同样采取这种划分法。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2)=(D,E,F)。按照中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无异于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是决定性的。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满意程度同样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辖区企业的“用税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些因素只有能够间接转变为上级政府以及辖区居民的“满意”才可能达到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因此，辖区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台伯特(TieboutModel)选择问题。 先做两个假设：资金能够跨地区流动；自由投资者追逐高的资金回报。这样只须把台伯特模型中追求不同公共物品的公民替换为追逐高资金回报率的自由投资者(企业)即可。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较低税率与较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而后者追求较低税率、较高服务水平与较高资金回报率的组合。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不同的是，在这里博弈主体双方的信息是互通的，并且对方行为可以预见。由于在现实中企业存在搬迁费用，该博弈为正和合作博弈。也就是说，积极支持辖区企业对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是双赢的。 上级政府X3指某级地方政府的上级主管行政机构，当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社会总产出最大化C是其效用函数的惟一变量。当然这并不客观，至少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的三个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都应该包括在内，因为除非是乡镇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有下一级政府。但是，从权力归属上看，上级政府拥有对下属机构的控制索取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更加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并且，本文力图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分析，所以上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就简化为U(X3)=U(G)。 在分析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三个主体之后，我们使得到了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基本框架，见图1。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政治家是为了继续当选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当选。对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论断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前面已经提到，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命上拥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并且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的数量是我国各级政府考察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绩显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和非公有资本基本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跨区域流动选择的机会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杨瑞龙认为，在转型期为了捕捉潜在的制度利润，地方政府有带领辖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强烈冲动，因为潜在的制度利润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主角(杨瑞龙，1998，2000)。而靳涛的微观“突破”和宏观“选择”同样证明地方政府在与辖区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靳涛，2003)。在此，地方政府代表辖区企业成为旨在捕捉潜在利润的而主动创新并制定行动方案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上级政府则扮演立法者和执法者的“第二行动集团”。达到进化安定均衡后，创新利润将在两类组织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上，地方政府首脑力求通过各种措施(包括积极扶持辖区企业、争取上级支持和优惠政策以及制度创新等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政府行为)进行政绩显示，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辖区微观主体的“经济投票”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主体和上级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选民”，前者间接投票，后者直接投票，当然后者是决定性的。 三、地方政策供给市场 本文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假设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无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对称，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条件下基于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无知”。在这个假设下，本文引进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goodFairyModel)、不确定世界模型(Unceam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乔且史蒂文斯，1999)。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国地方政府运作机制的实际情况逐一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在图1的基础上拓展出三个公共选择市场的整体分析框架(见图2)。 1.仙女、半仙女模型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雷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 2．不确定世界模型 该模型指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从而导致的无谓损失。其主要特点是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行为是非理性的，结果是破坏性的。严格讲，不确定模型中的无谓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即弥补市场缺陷的领域)。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如，许多城市主干道的各种管道铺设问题，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划，水、电、暖、通信管道各顾各家，拆了补，补了拆，从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拥挤和市政资金的大量浪费，这是典型的无谓损失。当然，如果某届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力求在短时期内树立市政形象，从而采取了“理性的无知”，下意识把困难和不便留给下一届政府，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则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通过必要的民意听证和民主(地方人大)监督来解决。二是绝大部分的无谓损失发生在政府越位的领域。纵观世界经济史，政府主导的“赶超”与政府行为“越位”如影随形。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坐等“马太效应”的发生，任凭本地区与发达地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便会直接插手经济发展。一旦政府干预涉及市场自行配置有效的领域，就会发生无谓损失，甚至是人为的损失。比如，某地上年苹果价高，供不应求，当地政府便会实施“富民工程”(曹锦清，2000)强令农民每家每户种苹果，其结果可想而知——“果贱伤农”“富民工程”变成了“害民工程”。因此，在不确定世界模型中有两个要义：一是政府必须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的领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3.女巫模型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等)是在政府换届的同时保持同级议会的连续性(议会成员定期更换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换)，并且议会掌握立法以及重大项目审批等控制权，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这一点与我国目前地方人大、政府与党委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言以蔽之，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上届政府大肆举债，用于“四大风”(大马路、大楼、大广场、大草坪)而把还债的包袱留给下一届；本届市长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恨不能把土地全部卖光，下一届市长便无地可卖。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乔．B．史蒂文斯，1999)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一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奥尔森(Olson．M)指出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的滞胀和僵化，并强调其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分蛋糕”不如说他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四、地方政策执行市场 越位与缺位是一对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术语，它们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经济转型期，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配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碑。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政府职能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边界，从而也决定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区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具有的动态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 具体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问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按照蒂布一马斯格雷夫的分层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门的稳定和分配职能由中央政府来执行，地方政府主要从事配置活动。因为低一级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较强的信息优势，他们更有能力提供反映个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组合。但是如果这个资源配置的结果不是由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来评价，那么就违背了各级政府分层配置资源的初衷。而在经济转型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则将更多一些，比如，随着主导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市场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进入或退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补等关系的变化都将成为确定地方政府合理职能定位的重要参数，理解这一点对分析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与缺位至关重要。 本文运用三个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基本结论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套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法制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越位冲动。在财力和事权基本对称的情况下，一定领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者另一领域的政府缺位。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区，即市场失灵的领域。1区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区。3区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区。一般而论，在2区主要表现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一领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有限理性)。表现到地方政府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便是一定程度的越位(1区)与缺位(3区)”。其后果是造成一些无谓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它不仅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关，同时也与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有密切联系。1区则是政府行为造成社会损失的主要领域，3区可视为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的1区的副产品。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是对社会总产出的抑制和侵蚀，但是它们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对应的解决方式和政策建议也会大相径庭。对一些县级政府来说，有限的资金用来修建广场(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额、及时地支付中小学教师工资(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围)，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区(市场有效配置区)，政府行为的机会成本是市场的有效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的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经济一体化使地方政府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的一个服务型的企业，这个“企业”与一般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共同的生存环境——竞争性的优胜劣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低成本运作和法制化、规范化的特点。谁能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变得有点像市场竞争中的餐馆了”(周镇宏，何翔舟，2000)。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为辖区微观主体服务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不是来自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直接的监督和评价，而是力图把这种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转化为辖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转变为政绩显示的经济指标。笔者无意否定广大地方干部为辖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评价?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辖区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的受益人来评价，而是按照掌握着地方官员升降大权的上级政府的判断标准进行评判。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为中感同身受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简化为类似于GDP、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标，并以此对地方政府首脑的升降提出决定性的意见，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阔空间。 本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①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中，各级地方人大在公共选择中处于非主导地位，不能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同时存在上级政府通过单纯经济指标考核地方政府和通过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简单化倾向。②在政策供给市场中，除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无谓损失之外，客观上存在着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③在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越位与缺位并存。 2．针对三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在对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修正中，有两点不容回避：一是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二是按照“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原则，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铁三角”的修正和重构。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中的替代效应。前文提到，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包括：分治的(非一元化的)、平行的(非纵向的或上下的)、接近现场的(包括事前的)和信息对称的制度设计和配置。如果地方人大对政府首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前提条件能够成立，那么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中，同级人大在这五个方面均比上级政府监督具有明显的优势。马寇宾斯和施瓦茨研究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警察巡逻和火警。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样的监督。其替代方式是建立类似于“火警”(FireAlarms)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和控制官僚机构。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他们就会向政治委托人大声呼吁。这时，委托人就会很容易得到关于官僚机构的信息“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的机制。因此，要借鉴“火警”机制，就必须突出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公共选择中的主导地位，实行地方公共选择中的权力制衡机制配套措施，即鼓励各种行业和领域利益集团(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建立和壮大，并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从而放大地方辖区内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政治声音” 第二，在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修正中，应主要针对两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届别机会主义和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纠正前者的思路是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纠正后者的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本文注意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截面上，地方政府的确具有理性人的人格化特征，但是在长期地连续观察下，现行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前后届之间的经济行为连续性和行政稳定性方面并没有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基于政绩显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因此，在保证地方人大作为委托人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必须保持在代议制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意志的连续性和政策的平滑运转。在这一方面，适当延长人大代表任职期限和连续不断地以较低的比例更换成员是较具可行性的制度选择。这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选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从而减少届别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在上级政府主导下级政府并同时换届的情况下，届别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制度上的内生性。同时，应建立规范而灵活的公务员任免机制，建立代理人机制，因为竞争性的公务员人才市场能够有效增加政府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决策成本。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的有效途径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例如，在2003年的全国开发区热的成因中，几乎到处可见法规政策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影子，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地方政府都存在变通的融资行为(主要通过成立国有投资公司和以财政名义为企业担保商业银行贷款)，并业已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政府债务。另外，是低征高卖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正是开发区热的制度性助推器，也是开发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运行成熟的模式移植国内后发生异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解决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产权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资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滥用的领域，从而也极容易演化为内生垄断租金的制度盲区(公有的悲剧)。从这个角度看，预算软约束也是产权残缺的逻辑结果。 第三，解决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政策执行市场是初级政治市场和政策供给市场的结果，那么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中应内含着地方政策执行市场的弊端(越位与缺位)的自然解决。但是，到此为止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①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削弱上下级间的政府控制，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如何发挥?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实现了对同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那么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分工的越位与缺位如何解决?本文对此给出的思路是在满足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建立规范的(相对于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相机抉择的(相对于经济波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增加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同时要大力减少目前转移支付中的“基数返还”比重)力度来调控和约束地方政府经济的行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控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关于企业规模的研究述评聂辉华李文彬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范围、生产要素、交易费用、产权、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六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也指出了关于企业规模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并购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前景。关键词：企业规模企业的边界企业并购据统计，在美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全职雇员超过100万或者层级超过10个的巨型企业（Canback，Samouel & Price，2003）。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在企业理论领域，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Frank Knight一度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可理解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历史偶然。John Williamson也曾感叹企业理论最难描绘的一个概念是何为企业的“最佳规模”。近年来，企业最佳规模或者说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企业理论界权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Homstrom & Roberts（1998）①，Hart & Homstrom（2002）。本文综述了关于企业规模或边界的主要理论假说及其实证结果，并做了简短评价，试图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一、关于企业最佳规模的几种主要理论归纳起来，经济学家们在回答何种因素决定企业规模时，主要有“市场范围论”、“生产要素论”、“交易费用论”、“产权论”、“激励成本论”和“信息成本论”等六种理论。第一种解释是“市场范围决定企业规模”。亚当·斯密（Smith，1776）最早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Stigler，1951）。斯密认为，企业源于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而分工受交换能力的制约，即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就受制于市场范围。Allyn 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因此，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这便是“杨格定理”。杨格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范围与企业规模的关系。Stigler（1951）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斯密定理”，他将厂商视为若干“功能”的组合，分析了具有递增报酬的那部分“功能”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形成一个专门产业的过程，推断衰退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垂直非一体化”。换言之，处于衰退产业中的企业尽管面对的市场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却偏向于多角化经营。但是，Becker & Murphy（1992）批评了“斯密定理”，认为企业内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对劳动分工从而企业规模更具决定性作用。他们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规模便达到均衡水平。由于理论解释上的冲突，因此市场范围是否限制企业规模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证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范围本身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产业内部会出现不同的企业规模，这要求理论家们把视角从产业、市场转向企业内部。第二种解释是“生产要素决定企业规模”。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本文受到杨其静主持的“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资助。限于篇幅，本文节略了一些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参考文献的读者请发email给。①需要说明的是，Homstrom和Roberts的文章《企业边界再考察》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这表明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黑箱”。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产量，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在平均成本最低处实现，而这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存在某种难以随着企业规模改变而改变的“神秘”投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比如经营能力。在Viner（1932）和Manne（1965）的基础上，Lucas（1978）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推断，给定一个封闭经济中劳动者的“管理才能”不变，最大化产出的企业规模将与人均（物资）资本正相关。人均资本越多，企业规模越大。Rosen（1982）侧重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配置到高级职位并给予其较高报酬，将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企业科层具有放大管理才能的“乘数效应”。因此，通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规模正相关。Kremer（199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问题，认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分别匹配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帕雷托最优，产出和工资收益都将提高，从而企业规模也将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工人收益的差异，与它们之间企业规模的差异正相关。相对于古典企业理论或生产者理论，新古典理论近年来的发展，正逐步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但是它仍然无法解释，如果说要素供给限制了企业规模，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企业之间不断的合并来实现扩张呢？看来，除了生产成本，企业还需要考虑其他成本，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出现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缺陷。第三种解释是“交易费用决定企业规模”。科斯（Coase，1937）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谈判和达成契约的成本。因此，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的替代”。由于在企业家的权威指令下，要素所有者无须为每一次交易都与其他合作者签定契约，而由企业家用一个契约取代了一系列契约，这样自然就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企业组织一项交易也要耗费管理费用（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因此当增加一项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在一个企业、市场和另一个企业相等时，企业就在均衡上实现了最佳规模。科斯认为导致企业内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有三个：企业家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浪费增加和要素供给价格上升。进一步地，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为关键假设，将不同的交易区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不同性质的契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或治理成本），分别对应着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或者统一治理（一体化）等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市场、混合形式以及科层（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与市场治理相比较，企业治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劣势，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加强，企业治理在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将逐步抵消其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因此，最佳企业规模将由交易费用（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最小总和决定。契约数量的减少固然可以节约部分交易费用，但是契约的质量如何保证呢（聂辉华，2003）？有什么机制可以消除企业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吗？交易费用经济学忽视了组织内员工的激励问题，似乎过于乐观地假设了一体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实际上也和新古典企业理论一样，把企业导向一个规模无限扩大的佯谬。这遭致了Hart 等人的批评，因此，其后发展的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纷纷将焦点从交易费用、套牢（hold-up）问题转向激励问题（Homstrom & Roberts，1998）。第四种解释是“产权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理论中，主流的GHM理论（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Hart，1995）把企业看作一个可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在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框架下，当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时，兼并方将获得全部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从而增强了专用性投资激励；而被兼并方因为丧失了剩余控制权，从而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企业的最佳边界取决两个企业一体化给双方企业成员造成的专用性投资激励的总效应是否为正。Rajan & Zingales（1998，2000）对GHM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的边界不是由GHM意义上的物质资产所决定，而是由企业的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决定。而权力除了来源于产权，还可以来源于对通道的控制（control over access）。企业的最佳规模应当由基于产权和通道的权力所能控制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决定。Holmstrom（1999）认为应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企业”是一种“活动”（activity），一种“子经济”（subeconomy），具有外部性。为了改进和拓展GHM理论，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Hart & Homstrom（2002）将视角从资产（asset）扩展到活动（activity），假设一个企业的活动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老板或管理者具有货币利润和私人收益（如对工作的满足感）。他们认为，企业合并的好处是可以将正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增加利润，但是代价是会导致管理者丧失部分私人收益，因此最佳的企业规模将是对两者的权衡。以物质资产定义企业的边界或活动，固然便于理论上的处理，但是资产（或产权）毕竟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企业的最佳边界应当是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第五种解释是“激励成本决定企业规模”。Homstrom & Milgrom（1994），Homstrom & Roberts（1998）和Holmstrom（1999）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激励装置（incentive instrument）。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make）还是外部购买（buy），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那么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产权、权力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甚至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企业战略、金融工具、管制法律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这似乎表明，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可能显得有些狭隘了，从管理学或者组织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启发。第六种解释是“信息成本决定企业规模”。Williamson（1967）把企业视为一个科层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人的有限理性在这种结构下会造成“控制性损失”（control loss）。这种控制性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科层结构的增高，最高管理者能够从生产现场获得的信息将发生自下而上的偏差；二是最高管理者根据这种被过滤了的信息发出的指令又将自上而下发生偏歧。因此，这种科层所造成的信息传递成本、控制性损失决定了企业规模。这一观点与把企业看作是“信息处理器”（information processor）的企业能力理论学派是一致的。该学派把企业描述为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企业成员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过程。在组织中，对信息的注意能力和处理能力成为稀缺的资源。组织的优势就在于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使成员专业化于收集和处理不同类的信息而节约成本（Marschak & Radner, 1972）。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在代理人中处理新信息和传播旧信息的成本。企业就是一种最小化这两类成本的一个信息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Bolton & Dewatripont（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时在专业化处理信息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并由此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信息成本显然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Calvo和Wellisz（1978）指出，造成控制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层的高度，而是监督过程的状态。如果雇员不能预期其绩效被监督的时间分布，那么科层高度就不会限制企业规模；反之，则控制权损失会限制企业规模。这表明，单纯的管理学观点也不能洞悉企业规模问题的全貌，我们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视角。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实证研究关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是混合的（mixed）。Sutton（1991）表明，市场越大，企业就越是容易摊销固定成本，因此相应地企业规模也就越大。Campbell & Hopenhayn（1999）也支持了这一假说。但是Bresnahan & Reiss（1990）又表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典型地，斯蒂格勒（Stigler，1958）利用“生存技术”（survivor technique）对美国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最佳企业规模通常是相当宽广的。无论市场性质是怎样的，企业的最佳规模都没有唯一的点。关于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基本上理论假说能得到实证支持。Lucas（1978）根据美国1975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人均资本或者人均GNP确实与企业的平均规模高度正相关。Mellow（1981）证实了工资收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关于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最新的实证结果有一些分歧。Klein、Crowford & Alchian（1978）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的经典案例表明，在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征下，套牢威胁会导致纵向一体化，这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但是，Coase（2000）和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最近对该案例的重新考察又表明，主要是交易费用而非套牢问题导致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这似乎支持了Coase的观点。Freeland （2000）对该案例的考察也没有支持Williamson的观点。关于产权和企业规模的关系，Kumar、Rajan & Zingales（2001）最近对1991－1992年欧洲企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产权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研究表明，在产业层面，资本密集的产业、高工资的产业和R&D投入较高的产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较大，因为产权容易得到保护。在国家层面，那些具有高效司法制度或者对专利权保护较好的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要大。相反，欠发达国家由于司法制度落后，对产权保护不力，因此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至于从管理学的角度综合考察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Canback，Samouel和Price（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理论假说。他们把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组织结构的形式、大企业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和战略性因素（资产专用性程度、大企业具有的内部规模经济），利用784家销售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因素对企业规模的限制作用。他们认为，M型组织结构、高度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获得更高利润率；而由于官僚主义、控制性损失等造成的大企业内部的规模不经济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增长。他们的分析同时支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三、企业规模理论对企业并购的启迪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规模或企业边界的理论，对应于企业管理中的并购问题。近几十年来，全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并购浪潮。然而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企业并购是失败的，被收购公司的利润平均都下降了。拉杰科斯（2001）对并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缺乏战略规划、协同效应和资源共享是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方高圣公司的研究表明，成功并购的比率还不到20％。他们追踪研究了1998年以前实施重大重组的45家上市公司样本，发现15％的公司在经过资产注入后情况良好，20％的公司经营动荡不定，36％的公司在财务游戏中艰难生存，29％的公司重陷困境（转引自胡玲，2003）。从企业规模理论的角度不难解释如此普遍的并购失败。很多企业在并购时缺乏战略规划，选择的时机不对，恰逢行业衰落时期，这印证了“市场范围论”的观点。反过来，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并购浪潮通常发生在产业迅速发展时期。更多的企业则是因为忽视了并购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根据前述关于企业规模的“生产要素论”、“产权论”，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越显著，或者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互补性越强，那么就越是适合合并。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都盲目扩张，实行的是非关联性合并，导致企业并购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协同效应或规模经济。另外，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企业并购的好处，比如规模效应、广告效应，但是忽略了并购过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体制不同导致的高额交易费用，或者忽略了被兼并企业的管理层的激励，从而导致了失败的并购，这印证了企业规模的“交易费用论”和“激励成本论”。此外，一些企业虽然在资源整合、文化协调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由于企业并购后规模扩大，信息传递成本更高，导致决策迟缓、市场反映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力，这正是企业规模的“信息成本论”所提醒的。四、一个结论性的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市场规模、生产要素、交易费用，还是产权、激励和信息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最佳规模造成影响。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确起着一定作用。无论如何，企业理论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家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起码它不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般简单。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到非完全竞争的现实状态，从完全契约框架到不完全契约框架，从单纯经济学视角到管理学和组织经济学视角，由于初始假设条件不一，各种理论假说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说服力。麻烦的是，现在的实证结果也常常是混合的，因为很多理论的重要变量（例如管理者的边际激励）不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这提醒理论家们，一方面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诸因素在均衡条件下是如何动态地决定企业最佳规模的（聂辉华，2003）；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更好的计量工具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科学的实证检验，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在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动力之一。尽管“企业理论”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但是从“企业的最佳规模”入手，也许是一个方向。毕竟，何谓“企业的本质”更像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企业规模则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我们相信，在比较静态环境下，如果模型的外生变量是可以观察的或实证的，那么就容易对局部均衡的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企业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推进，不仅仅是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中有多少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最佳规模，而是进一步检验经济学家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是否真的具有普适的解释力，同时力图发现决定企业均衡规模的更深层次因素。无疑，这要求经济学家们提炼出更清晰的命题，发展更加严密的模型，做更可靠的实证检验。就模型的严谨性而言，“产权论”和“激励成本论”遥遥领先于其他理论，因而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受重视、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种观点。然而，它们同样面临着实证检验在证据和方法方面的挑战。我们也注意到，以往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的方式在经验和工具两方面都受到质疑，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以往“耳熟能详”的案例重新考察其真伪，另一部分经济学对以往的计量方法提出批评，并试图用更精心的计量工具来检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可以在一些新的方向上继续拓展。例如，能否超越法律意义上对“企业”的定义而发展一个得到经济学家们认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Rajan和Zingales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以“权力”而非产权为基准，把丰田公司及受其控制的供应商看作是一个“企业”，并提出用基于事实的（de facto）机制来取代法定的（de jure）机制以重新定义企业的边界。但是如何处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把分析对象从两个企业的双边关系拓宽到多个企业的多边关系，是否会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呢？如果从企业战略、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最佳规模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参考文献[1]Bolton, Patrick,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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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张雨潇，2015，《 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世界经济》，第6期Jia, Ruixue, Huihua Nie, 2015,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orthcoming Zhang, Yuxiao, Mingyue Fang, Ting Jiang, and Huihua Nie, 2015,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Economics Letters,123(3): 366-369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23-33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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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西游记>学创业》，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参与编写《中级微观经济学》之“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附录”三部分，刘凤良、周业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聂辉华、毛学峰，《从流通体制透视农产品涨价现象》，收入《中国通货膨胀新机制研究》，刘元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声誉、契约与组织》，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规制与发展》(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法]让－雅克 拉丰著，聂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比较》，[美]唐纳德·H·邱主编，杨其静、林妍英、聂辉华和林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之第二、三、四章，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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