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文集论文引用文献

张载哲学思想概述(2012-09-21 18:24:28) 徐珍华 张载是北宋开始兴起的理学奠基人之一。理学实际上是流行于宋明六百年间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并注重道德修养的哲学思想。理学所谓“理”，也称“天理”，既指宇宙自然的一般规律（物理），但更重要的是指人的“道德心性”的根本原则（性理），因而，理学又被称为“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由于理学着重探讨天道、人道问题，故理学也称“道学”。这里“道”的内容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义”。南宋初，“道学”名称颇为流行，后来“理学”之称渐盛。近几十年来，西方人喜欢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家，以区别于先秦时期的孔、孟、荀原始儒家。 由于原始儒家的学说比较缺乏体系化的哲学论证，加之儒家在后来发展中只注重典籍名物训诂，思想上丧失了生机，与现实人生和人的精神发展日益脱离，因此，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老庄、佛道大行于世。从唐中叶到北宋初，一些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开始批判并融合佛、道哲学思想，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到北宋中期，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批判地吸收佛、道哲学思想资料，理论形态也更加系统，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终于形成，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为理学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主要有周敦颐、邵雍、张载及程颢、程颐兄弟，史称“北宋五子”。 在理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从地域上看，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南宋时期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以及明代王守仁的浙江“王学”。从理论特征上看，理学又可划分为三大派别：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程、朱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和陆、王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 张载的著作艰深难读，而对于张载哲学的性质，国内学者又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也有些学者认为是二元论者，这就为公允地介绍张载哲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下面，我们拟根据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解释，把张载的理学思想分为五个部分，作一点简明的阐述： 1.“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 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辩特色的佛、道哲学体系都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作为新儒家的理学思想，为了与佛、道相抗衡，就必须弥补原始儒家在本体论上之不足，首先建立自己的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谓本体论是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的学说。张载正是首先从本体论入手，为理学开路奠基的。他在哲学上公开批判佛道，自觉地以唯物论的“气一元论”哲学理论与主张“万物幻化”、“有生于无”的佛老唯心论相对立，气魄宏大，充满生机。 中国哲学中很早就存在着“元气论”的传统，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张载第一次在哲学意义上明确提出“气”的概念，并以气为天地万物的共同本原和本质。他认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大到苍茫天空，变化莫测的风霜雨雪、山脉河流，小至飞鸟游鱼、花草树木等，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张载对“气”这一哲学范畴是这样规定的：“所谓气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正蒙.神化》）在他看来，蒸发蓄积的气态物质是气，凝结聚合的固态物质是气，即使浩然（广袤无边）、湛然（深远无际）的无形质可见的虚空也还是气。“气”实际上成为张载概括一切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尽管还比较粗糙朴素，但却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物质存在，他对“气”范畴的哲学规定，标志着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张载认为，有形可见之“气”与无形可见之“太虚”的关系，实质上是气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太虚当指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世界万物统一于气，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太虚无形无状，但并不是空无所有，因此，他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 先秦原始儒家以“天”、道家以“道”作为最高本体，而张载却认为所谓“天”或“道”都是气，气是宇宙最高本体，太虚即所谓“天”，即宇宙空间，而“道”则是气化的过程。 2.“一物两体”的辨证法 张载指出，气处于永恒的运动（气化）中，“气怏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气的这种神妙莫测的变化本性，被张载称为“神”。他说：“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正蒙.神化》）他还认为，气化的原因在于气本身包含有互相吸引、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正蒙.神化》）在张载看来，由气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果没有对立，事物就不成其为事物。“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正蒙.动物》）张载还把整个宇宙内部的对立和宇宙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内部的对立概括为“两”，把他们各自内部的统一概括为“一”。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则），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这里是就整个宇宙的对立统一而形成的运动变化而说的。所谓“一物”，指统一的宇宙“太虚”；“两体”也称“两端”，指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矛盾对立，正因为有这种对立，对发生变化（两故化），这种变化是复杂不定的（两在故不测），而这种变化的趋势则是“推行于一”。天之所以为“参”，正因为它是包括内在矛盾（两体）的统一整体（一物）。 总之，张载强调“两”与“一”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反对割裂两一，推测到这种既有“两”又有“一”的关系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推动力。这种“一物两体”、“一故神两故化”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朴素辨证法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结合。 3.人性论 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张载的宇宙论在他的整个学说中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奏，是为了引发出理学的主题——人性论和道德论。 张载从“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来说明人性，认为宇宙中的事物是由气所构成的，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因为气有阴阳、清浊之别，因此便产生了万殊不一的人和物。气的本性就是人和物的本性。他还进一步把人性看成是由“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所构成。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张载认为，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根源于气的，但二者各自在根源上又有区别。天地之性根源于太虚之气，而气质之性则根源于各自禀受到的阴阳之气。由于人所禀之气各不相同，故气质之性是人人各异的，这种性，实际上是人在性格、智力、品德等方面的特殊性。天地之性清澈纯一而无不善，它通天道，体万物，是人先天具有的能力，是长期不变的；而气质之性是有形体之后才有的，它驳杂不纯是有善有恶的，可变的，是人的各种欲望和不善的根源。人性既然是由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所组成的，先天具有的天地之性纯善无恶，后天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那么一般的人性必然是善恶相混的；气质之性既然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人人可以通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功夫，恢复先天的善性。这就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结论。 张载的人性论是对前人人性学说全面的批判性总结，它意识到人性有一般与特殊之别，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从而开创了人性学说的新阶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高度评价张载的人性说，认为它大有功于“圣门”。这种由张载所创始，后来又经程颐、朱熹加工改造的人性论，成为宋明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学说。 4.道德论 以“变化气质”的人性论为基础，张载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道德学说。张载的道德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张载强调进行道德修养必须“变化气质”、“通蔽开塞”。他认为，人“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开，厚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性理拾遗》）“蔽”、“塞”指人的私欲，而私欲又有厚薄程度的不同。只有通过克自己的功夫，去除蔽、塞，才能“存理”、“成性”，成为道德完美的圣贤。 其次，张载还特别强调“躬行礼仪”的道德实践。他指出，世上有一种人由于对天道“日用而不知”，即缺乏道德自觉，因此，他们“终身由之，只是俗事”，与道德实践是绝缘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躬行礼仪”。张载所说的“礼仪”，“不害仁”，人都应当象古代尧舜禹诸圣贤那样去事亲、敬亲、以示永不忘本。 第三，张载把进行道德修养的过程划分为学者、大人（贤人）、圣人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来体现人性的不断完善和自我完成，从而使人的道德实践由有意识的自我约束性践履，逐渐变为自由而自然的行为，这就提示了道德实践应当是一个持续努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5. 《西铭》的“大同”理想和自由人格境界 《西铭》（又称《订顽》）作为张载的思想纲领，早年曾书写悬挂于眉县横渠书院，后人有的将它编入《正蒙》最后一篇，有的将这放在《张子全书》卷首，是张载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章，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甚至与《论语》、《孟子》等经典相提并论。 《西铭》全文仅三百余字，张载在其中精心设计了一个“民胞物与”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就象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人人都是天地的儿子，大家尊老爱幼，和睦相处，连君主也只是天地之子中的一员。由此可见，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宽广胸襟。 在《西铭》中，张载更为强调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觉悟到自己是这个“大同”社会的成员，有了这种意识，才会涵养出超道德的自由人格，达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张载以他精思力索，独立创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备的有关“气”的理论，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对宋明清几代哲学家和如王廷先相、王夫之、戴震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朱在批评张载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改造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然后纳入到他们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一元论”学说中。而张载首创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学说则备受程、朱推崇，也为明代的心学代表王守仁所吸收。总之，在张载思想体系中，从宇宙本体论、气体论、人性论、道德论，到社会政治论，理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许多理学的命题也已具备。 张载是关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他的思想在当时关中地区影响很大，追随他学习的门生一时云集，以他为中心形成了理学史上最大的四个学派（濂、关、洛、闽）之一。关学学派在学风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学贵于有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军事、宗法、天文、井田制等。第二是”株守儒学，躬行礼教“。关学学者以捍卫儒术、反对释、老自任，在理论上批判了佛道的许多观点。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反对把”心性之学“仅仅当作空谈。关学的传统学风在北宋以后经元、明、清各代，在很长时间内仍影响着关中地区的学者。因此，以至连理学中著名的心学代表明代的王守仁也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代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 直到今天，张载的著作和哲学思想在学术界仍然很受重视。1978年，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印行了《张载集》，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张子全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本子。建国后，研究张载哲学的单篇论文已发表不少，在各种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理学史著作中，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篇》、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等，张载哲学都占有显著的地位。特别是研究张载哲学思想的专著不断出现，如张岱年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7的湖北版）、姜国柱著《张载的哲学思想》（1982年辽宁版）、陈俊民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1986年人民版）、程宜山著《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1989年学林版），对张载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张载的学说不仅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在海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丁韪良在其《翰林集》中推测，十七世纪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和”说“旋涡”说很可能曾经受到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的影响。当代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论学说”，并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张载的《西铭》中的一段话：“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以肯定新儒家“任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的合理性。近年，在我国研究张载的专家陈俊民先生倡导下，西德的汉学家已将张载的《正蒙》一书翻译成德文。在日本，以东京的学者为代表的东京学派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将关学（另外还包括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 综上所述，可以说张载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当然，由于时隔近千年，今天看来，张载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局限性和过时的内容，但是，从他追示理想境界和完美人格的风范，以及为政清廉、关心民众疾苦的高风亮节来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_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吾”。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吾。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吾。凡天下疲癃残疾、_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吾。”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吾不同。但所有的人吾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吾；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吾，”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吾”，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吾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吾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