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制度的灵活性研究论文

在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一系列会计造假事件（蓝田股份、郑百文、银广厦、红光实业等）和美国资本市场一连串丑闻（安然事件、世界通信公司案等）惊曝之后，关于会计诚信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会计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杨雄胜，2002；李心合，2002；张维迎，2002；王善平，2002；等）；政府部门也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朱总理在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提了“不做假帐”的校训后，在世界第十六次世界会计师大会上再次要求所有会计审计人员必须作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帐”，恪守独立、公正的原则，不屈从和迎合任何压力与不合理要求，不已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不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布什在一系列会计舞弊案后也提出：“一切破坏公众信任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即，以“己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一个主体若长期诚实守信，就形成自己的信誉。诚实信誉是两个对等的概念（王善平，2002）。同样，会计诚信是指随经济发展对会计信息要求的不断提高，会计界对社会的一种承若。即以会计诚实守信的态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会计诚信的原因及其治理作一探讨。 一、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会计诚信问题的表层原因 美国一系列财务丑闻表明，各大会计公司可以为了咨询费而默认公司或助其造假，独立董事不独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默许经营者的造假行为而不顾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我国，郑百文公司前后三年采取虚提、返利、费用挂帐、无依据冲减成本、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虚增利润1. 439亿元；琼民源、大庆联谊、银广厦等证券市场舞弊案无不牵涉到注册会计师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从这一系列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据调查，当会计人员同本单位负责人意见产生分歧时，只有16. 87%的会计人员认为应该做到坚持原则，在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中会计人员应负的责任方面，有38%的会计人员主动出谋划策、配合作假行为。（韩传模、郝景昭，2002）因此，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是会计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会计人员的培养只重技术传授不重道德教育①又是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 会计教育重技术轻道德，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只是会计诚信缺失的一个表层原因，但不能因此认为不重要，在相同的制度安排和相同的背景下，不同的会计人员将会有不同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讲的调查中，毕竟还有部分会计人员能坚持原则、“不做假帐”。 （二）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光从表面找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出其深层原因（制度原因），才能从制度安排层面上解决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败导致会计失信危机，实际上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败是由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所共同引起的。在此，我们不讨论人的有限理性问题，仅从制度方面进行分析。 1、制度本身的缺陷。法律制度越健全，不讲信誉的成本就越大，人们就将越讲信誉（张维迎，2002）。对于会计制度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会计制度制定机构的不合理性极其所制定的会计制度本身的有效性是会计诚信形成的基础。下面将从我国会计制度（以会计准则为例）的制定机构及制定程序和会计制度及相关层面寻找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实证研究表明，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手段，还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是一个政治程序。因此，一项准则的出台是综合各方面力量的结果。一项准则制定如没有经过允当程度（dueprocess），则很难达到使各利益集团“均衡满意”的结果，从而使得不能从准则中获得好处的集团违背准则的可能性增大，会计诚信问题可能因此而生。这就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出了要求，即独立性和广泛的代表性。独立性是指准则制定机构不应受到少数利益集团的控制，而是自主地根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制定科学、公正、合理的会计准则；广泛的代表性则是指制定机构的组成人员应能代表最广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来。我国会计准则由财政部会计司制定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机构。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准则制定模式是与我国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会计职业界的不发达相适应的，但也应该看到其不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权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准则制定机构也应当吸收更多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另外，目前参与准则制定的人员多是刚从院校毕业的、对会计实践经验的感性认识不够丰富的“书生”（刘峰，1996），容易出现准则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我国会计准则形成过程的“隐蔽性”②和社会各界参与程度的不够，一方面，势必影响会计准则的普遍可接受性和合理性。各企业、利益集团当不能在准则制定阶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时③，就在事后（即执行当中）违背诚信原则，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准则制定过程实际上是没有提供一个供社会多利益集团（包括政府）重复博弈的机制。而这是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张维迎，2002）。 要使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地发现，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是关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市场的完善程度，二是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市场机制越完善，信息不对称现象越少，信息的传递也会越顺畅，但要想市场机制达到理想的完善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因而就要设置第二因素来克服第一个因素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它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可有效抑制这一现象的发生④。当前，我国由于制度弊端导致审计公司无法保持独立性。如在98年以前，中国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由政府经营，从而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另外，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结构也存在极大的弊端。其结果是审计公司缺乏诚信舞弊的积极性，企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会计诚信”，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合谋生成“内幕”信息，从而无法形成社会与企业之间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经理层的不诚信行为由于信息传递机制的问题不能被委托人或监管机构所及时发现，其违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时，经理人员必然会违背会计诚信而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会计诚信”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承诺———诚实、信用，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现行会计制度的安排（正式或非正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将决定会计诚信，这就涉及到会计制度本身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合理、有效的会计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诚信程度的高低。既定制度安排下，只有诚信对谋取利益有助的情况下，诚信才能真正为本（陈新权，2002）。这对会计制度安排的要求就是以利益导向为基础，即当遵守会计法规时，不但诚信可以提高，从而提高其自身的无形资产价值，使得不遵守法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遵守法规带来的收益。 2、会计制度执行方面。（1）我国发展股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国有企业融资，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是本地区政府所高度关注的，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的总体情况。因此，各级政府将会极力为本地区企业的上市融资出谋划策，这是因为资金的融入一方面可能帮助贫困企业脱困；另一方面，大量资金的注入将增强本地经济的活力指数，而在当前情况下，每年上市的公司数额有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结果将是实行上市配额制，这又进一步促进当地政府对企业上市的干预度，甚至不惜往要上市的企业注血，如在“猴王”的上市过程中，宜昌市就曾拨划500万元给其做“效益 ”。政府干预的表现就是对企业管理层，大股东作假帐、造效益行为的纵容和对注册会计舞弊的默许甚至指使其作弊。地方政府由一个市场公平秩序的维护者、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沦为”一个会计造假的幕后指使者。我国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另一个部门是中国证监会，它其实也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一方面它不希望虚假会计信息上市，因为由涉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是其工作失误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要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刘峰，2002）。证监会的这种两难处境使其无法很好地履行监督的义务，在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和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政府监管的形同虚设连同和社会监管的乏力，企业内部监管的薄弱使得理性经济人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如何运用“诚信成本”换取经济利益。 （2）对违规上市公司惩罚机制的不合理和力度不够也是良好的会计诚信难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⑤一方面，未给予当事人严厉的惩罚。在郑百文造假的处理中，只对董事长、总经理等12人和参加作弊的注册会计师进行了行政处罚。据《财经》杂志报道，1981年以来，只有大约10名会计师因作弊行为而被剥夺了再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另一方面，惩罚的范围不够，大量的上市公司舞弊案都与当地政府的默许、幕后指使有关，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几个参与造假的政府官员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3、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会计信誉度低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公司制度缺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企改制而来的，由于改制不彻底，上市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较突出的问题。 二、会计诚信问题的根源 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不确性越大，用正式契约（制度）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的成本也就越大，非正式契约作为替代品发挥作用也应该越大。但非正式契约履行的基础是诚信。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对诚信的要求也就越高。从这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要使社会诚信的发展跟上市场经济的需要，就需要使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同步。换言之，当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完全同步，平衡发展，诚信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诚信（会计诚信）产生的根源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要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完全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故严格意义上的诚信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日常所讲的诚信社会中的“诚信”是有一个度的。即以能够维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为限。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人们头脑中还大量残存着计划经济和封建残余思想，而市场经济却在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尤为突出，其引发的结果就是诚信的缺失（会计诚信只是其中的一个较突出的方面）。因此，对会计诚信的治理绝不能就会计诚信论会计诚信，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社会、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去加以考虑和治理。 三、治理对策 与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相对应，对其治理也应该从五个不同的层次着手。 首先，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⑥会计诚信教育要从课堂开始抓起，注重对即将走向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的教育，注重对已经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的诚信品质的培养，从而营造会计诚信氛围，培养会计诚信精神，塑造企业诚信形象，打造会计诚信品牌。在进行诚信教育的同时，注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必要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由“良心主导”型转向“基于规范型”的会计职业道德模式（田昆儒，苏亮，2002）。另一方面，推行信息档案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舆论氛围，建立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的个人信息档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对信誉严重不良者，各单位严禁聘用，从而促使单位个人珍惜自己的信誉。不仅如此，还要使我国逐步形成良好的诚信舆论氛围，人人蔑视造假者，让造假者成为“过街老鼠”，无地自容，这样的舆论氛围的监督是市场经济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础。 其次，加强会计制度方面的建设。会计制度建设包括会计制度本身和会计制度执行两个方面。前面我们分析了会计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对会计诚信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但在我国，相比较而言，会计制度的执行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加快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减少会计虚假信息的施展空间。一是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压缩财务报告粉饰的空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留有过多的灵活性，是财务报告粉饰的重要前提。因此，防范财务报告粉饰，应该对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予以完善，主要包括：适当调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1）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作为首要目标。众所周知，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的两个重要质量特征，可靠性和相关性孰轻孰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如果一味强调借鉴国际惯例，盲目侧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则可能加重财务报告粉饰的严重性，因而，当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更为重要，这是我们审视我国近几年来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后得出的结论。（2）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减少可供公司会计选择的余地，尤其是对于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计量原则应尽可能地明确规范，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务报告粉饰的可能性。同时，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若过于强调统一性，不给会计人员以适度的专业判断空间，也会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在强调统一性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二是针对我国特别是上市公司容易出现的信息披露问题加以规范。信息披露中主要存在两大类问题：第一是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总是抱着能够少披露就少披露，能够不披露就不披露的心态，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应该主动承担的义务和股东应该获得的权利。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包括临时报告披露的随意性和定期报告披露的滞后性。150家上市公司中，就有87家上市公司未履行重大事件的披露义务。第二是信息披露的虚假性。这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最严重、危害最大的问题：（1）虚增利润；（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披露不实；（3）披露内容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4）盈利预测弄虚作假。要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信息披露问题，必须加强公司治理，强化监事会等监督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为减少会计欺诈事件的发生，审计师、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专业人员之间必须建立合作关系，营造无虚假财务申报的环境，提高各级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计反假意识，对本单位会计资料真实披露承担法律责任。对公司提供虚增利润而导致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要实行经济赔偿责任。 第三，要保证会计信息传递机制的有效性就必须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管理。解决会计制度和中介服务方面的问题可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1）将地方政府和有关监管机构（如证监会）纳入责任主体，使它们对自己造假责任和监管失职负责。（2）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中国证监会对违规公司的处理来看，都是以行政处罚为主，以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为辅，这是不尽合理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让证券违法最为胆颤的不是行政诉讼或行政处罚，而是小股东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民事损害赔偿（汤立斌，2002）。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可使得管理当局、中介机构违规的成本增大到其违规的收益，从而减少他们违规的动力。 第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内部制度安排，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切实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股东等财务信息需求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这包括健全董事会、建立审计委员会、建立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强力约束、建立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基于合约的委托代理关系等措施；其次是完善业绩评价机制，应考虑增加一些涉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等的非财务会计指标，使代理人所得的利益与企业目标约束挂钩；三是改变激励措施，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就是要把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措施将长期绩效补偿与短期工薪支付分开；四是要通过持股结构的调整，分散大股东的股权，增加股权之间的相互制衡，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五是建立和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增强董事会内部制约机制，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六是完善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体系，规范公司的财务行为。第五，从诚信产生的根源着手，营造一个诚信的社会氛围。前面论述了诚信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对会计诚信的治理还应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培养，这必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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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论文 范文 一：执行型下的软制度建设

一、执行型政府与行政执行力

(二)行政执行力的构成

有效的执行力是由许多要素和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行政执行力不是单个的力，而是由诸多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合力。而其中忠诚力、理解力、 领导力 、控制力是构成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素。忠诚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对党和国家、上级政府以及自身工作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爱而产生的强大执行力。忠诚力是一种由信念产生的强大力量，会唤起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道德责任，从而把人的无意识的行为转变成为自动的、自觉的执行行为，是执行的最大动力。理解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准确把握国家的法律法规精神和深刻领会上级部门的政策意图的能力。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及政策本身的内涵是政府部门高效执行的开端，只有做到“吃透法律”“摸透政策”，才能确保依法行政和高效执行。领导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模范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协调各类资源和各方利益关系，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能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协调指挥，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府部门能够紧密结合当地执行环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排除法律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成为执行活动的“大脑中枢”。控制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常变不居的法律和政策执行环境中应对执行变化、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法律公正和政策落实的能力。这种控制力表现为对法律法规推行过程的把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确保国家对社会的依法治理，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体现法律的威严和公信力。行政执行力不是以上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基本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力。同时，政府的行政执行力还受到执行环境、政策资源、制度约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外在的影响因素中，制度约束因其普遍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成为了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三)制度因素对行政执行力的影响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执行型政府的执行行为亦然。执行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有效履行政府职能，与其自身的制度约束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制度约束角度来看，执行型政府的制度约束由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章条例等刚制度约束和价值理念、政府 文化 、伦理道德、心理约束等软制度约束组成，同时受社会环境变迁因素的影响。正是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规范性特征的刚制度与具有广泛性、自发性、持续性特征的软制度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对执行型政府执行力的强有力约束和驱动效应。

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的现存问题

执行型政府在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管制”理念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利益主体结构、需求结构和利益实现途径的日趋复杂化，“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遭遇多种复杂因素的阻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作为国家治理中德治的主要抓手，其现状不容乐观，产生了以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内在软制度建设缺失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执行型政府作为国家改革方略和政策的最终实施者，在贯彻法律法规时往往通过制定政府 规章制度 等来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予以落实。这种用刚制度来推动刚制度实施的方式过于简单直接，忽视了相应的内在软制度的建设。使执行型政府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疲于应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在执行型政府内部达成广泛共识。没有了“改革进取”“自我超越”等软制度精神的强烈召唤，执行型政府的内在改革也会动力不足，使法律和政策执行停留在表面，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难以实现。

(二)软制度与刚制度相互分离

良好的制度体系必须由刚制度和软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而成。刚制度只有植入软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因地制宜地与之深度融合，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样，软制度也必须依靠刚制度的强制力才能有效发挥其约束作用。一旦两者分离，制度约束的效力将大幅削减。然而部分执行型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没能深刻理解刚制度与软制度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偏重于规章制度等刚制度的建设，而忽略了其与软制度的协同，致使软制度建设滞后于刚制度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部分执行型政府尽管大力推行软制度建设，却没有为这些软制度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奖惩 措施 ，导致其仅仅停留在 口号 上，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中，在公共治理中出现治理不力、社会互动不足、法律和政策执行阻力重重等后果。

(三)软制度建设脱离社会

环境好的制度必须“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软制度的实施尤其如此。然而执行型政府在开展软制度建设时，由于对其特性缺乏深刻把握，很容易将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制度移植” 方法 运用到软制度建设当中，直接复制和引用其他政府部门的软制度规范，忽略了政府部门自身的基础和组织内部各个体的认同情况。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差别和内部文化差异，这些外来的软制度很难真正得到政府执行人员的深度认同，他们依然按照原有的执行理念和行为规范开展工作，使外来的软制度成为了形式上的制度符号，没有实际效用，造成了软制度的“仪式化”。

三、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构成

执行型政府作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的核心主体，其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需要有力的制度支撑。其中，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作为各项刚制度的有效补充和行政执行力的深层次柔性调适机制，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

执行型政府的价值理念是执行型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政府行政所持有的一种较稳定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观念体系。它是政府执行活动和政府人员行动的指南。“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则是政府执行活动的先导。执行型价值理念的培养，能够促进政府人员以执行为天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执行责任感，提升执行刚度，从而提高行政执行力。

(二)“崇尚服务”的政府文化

文化根植于社会和组织之中，是一种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全面、巨大且持久的。而弥漫于政府组织内部的政府文化，往往能以强大的影响力引导政府执行者的思想意识和执行行为，并将其崇尚的各种价值观念、信念及行为规范逐步演变成为执行者自觉的执行思维和行动习惯。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目前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种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更加强调政府对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执行，更加重视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使“服务而非管制”“掌舵而非划桨”的理念成为执行型政府的政府文化核心。

(三)“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

心理约束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依据内心自发形成善恶好坏标准从而自觉遵守某些准则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超脱于外力的，而且一旦形成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一旦内化为行政主体的内在信念与行为模式，就会产生长期的自我约束力，使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做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坚定贯彻到底，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自觉远离。“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为行政执行力提升提供了法律法规之外的隐形保障，是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内核之一。

(四)“乐于奉献”的内在激励机制

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而相比外在的制度激励机制而言，内在的自我激励机制更能激发人的工作动机和潜能。执行型政府的执行活动面临着上级、协作部门、执行对象等多方面的压力，且由于利益因素的干扰和社会互动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执行过程往往充满阻力，存在诸多挑战。乐于奉献的精神能够激起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唤醒不畏艰难、直面困难的执行意志，不断克服执行难题，勇于实现执行目标。

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密切结合，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强化以软制度为基础的道德教化，才能确保符合道德精神的良法和体现公共利益的政策的产生，并使这些良法和善政依靠具有高尚道德的行政执行者在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现道德教化、通往社会善治的路径。

(一)弘扬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政府治理理念从根本上革新了政府部门的行政价值取向，为政府部门塑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也为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聚集着新的能量。它蕴含的服务型政府、依法治国、参与管理和以人为本等核心价值理念，为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标明了航向，对执行型政府强化执行力有着强大的指引作用。服务型政府理念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转变为现在的“服务供给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执行型政府需要坚持“顾客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力求为“顾客”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高效、高品质的服务，并积极对“顾客需求”做出快速回应，使执行型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服务性和回应性中得到不断提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执行能力的关键环节。执行型政府在强化软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法治理念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渗透到每一个执行环节和执行过程。现代的政府治理是多向互动的治理模式，因此执行型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效吸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以此激发社会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全力配合政策落实，从而促进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改革蓝图在基层“落地生根”。“以人为本”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也是现代治理型政府、执行型政府区别于传统的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及管理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因此执行型政府必须将以人为本的核心治理理念浸润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及其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大力弘扬民本作风，自觉摒弃和抵制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促进行政执行力的提升。

(二)引导驻存改革演化中的先进文化

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层层推进的改革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改革演化过程中先进文化的引导驻存，将为执行型政府营造浓厚的执行氛围，打造崇尚服务、令行禁止和乐于奉献的高效执行型政府。社会软制度层面的规范和价值观等强化了正式制度，并使这些正式制度被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而得以延续。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和演化，是正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政府机关文化对执行型政府的工作效率、执行效果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塑造先进的执行型文化，使之在执行型政府中引起广泛共鸣，凝聚团体共识，并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确保其始终处于引领执行型政府发展、促进执行力提升的先进地位。

(三)培育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实施机制

完善的制度不一定必然导致完美的结果，还必须配套相应的制度实施机制才能产生现实效力，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效力的充分发挥，除了不断完善软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培育和健全软制度的实施机制。第一，建立软制度落实的引导激励机制。“制度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它的活力必须由人赋予”。由此可见，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制度落实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软制度实施的效果。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执行型政府需要对所属人员进行执行理念和执行精神的正面 教育 引导，并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服务意识、自觉做到令行禁止和充满奉献精神的执行组织和个人给予薪酬和职务的提升，进行荣誉和称号的授予，同时通过公开表彰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先进 事迹 等形式对这些行为进行正强化，不断巩固效果，扩大影响。第二，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不仅体现了社会道德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主题，而且是影响其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出表率，自觉做到依法行政、无私奉献，带头践行各种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体现这些理念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用实际行动感化和号召全体执行人员树立良好的执行意识，促进各项软制度的有效落实。第三，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软制度的非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实施主要依靠社会成员的自我心理约束和自律行为。但仅依靠软制度内在的感召力和约束力来发挥其效力是远远不够的，执行型政府必须建立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对执行型政府中的官本位、以权谋私、执行不力、松散懈怠等不良作风进行坚决查处，并通过政务平台、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将这些现象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使执行型政府中的不端行为无处藏身，进而促进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人人敬畏软制度、各个落实软制度的良好风尚。

(四)发挥软制度与刚制度的协同效应

一项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完善与否，还取决于和其他制度的协同与融合的程度，这是我国在社会治理中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因。若要最大化发挥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效力，必须促进软制度与刚制度有效协同，通过这两种制度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融合，使软制度在协同体系下凸显作用。第一，要发挥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补效应。软制度与刚制度因各自的特点不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在执行型政府强化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于刚制度尚不健全的领域，必须加强相关软制度的引导和约束;同样，对于软制度制约乏力的领域，必须强化刚制度的支撑和依托作用。两种制度相互补充，才能有效减少制度约束的盲区，对执行型政府形成全方位的制度覆盖和无缝隙的制度约束。第二，要增强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促效应。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与刚制度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互通性决定了它们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一方面，执行型政府软制度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是执行型政府各项刚制度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同时软制度可以推动刚制度之间争议的解决，增强刚制度的合理性。因此执行型政府在制定行政法规和各级规章制度时，应坚持以执行导向、崇尚服务、令行禁止、乐于奉献等先进的执行型理念为指导。另一方面，刚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能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实施提供支撑，降低软制度实施的阻力，增强软制度实施的效果。第三，要促进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融效应。执行型政府刚制度与软制度的互相融合是指二者通过一系列彼此相互适应和协调的有效制度变迁，最终达到彼此共生、相互促进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执行型政府需要适时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和改变刚制度与软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使二者之间更具恰适性和耦合性，从而实现共生互进的良性循环。

管理学论文范文二：城市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一、社会保障中的内容

1.社会 保险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社会保险的概念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门机构负责实施，运用社会力量，通过立法手段向劳动者及其雇主筹措资金建立专项基金，以保证在劳动者失去劳动收入后获得一定程度的收入补偿。社会保险的种类有许多，主要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

2.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上低收入者与弱势群体，通过直接给予这部分群体经济上的支持，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救助的形式同样都许多：包括住房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贫困救助制度等等。

3.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最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面向社会全体公民，提供良好的，免费的服务。社会福利从实质上说应该是一种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津贴。

4.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针对的对象比较特殊，对象大多是国家或社会上那些现役军人，残疾军人，退役军人，烈士等。社会抚恤的本身就是一项较为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的对象十分狭隘，享受社会优抚待遇的对象是为整个国家及社会有所付出，牺牲的，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社会优抚的待遇往往是比较高级别的。

5.社会互助

社会互助更加能体现一座城市在社会保障上的“温度”，因为社会互助是针对那些有生活困难社会成员，并由公民自愿帮扶形成的一项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指的是社会组织和成员自愿组织和参与的活动。他是一种自愿的、非营利性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的捐款、自愿捐款，政府救助资金来源是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社会互助的主要形式有：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慈善救济的民间公益组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成的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等。

二、社会保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1.维持社会稳定，为城市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让居民充分享受更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居民在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满足感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犯罪率。整个城市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中，将能够更好地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土壤”。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让社会能够安定有序。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将公平与互济为主题，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权益，人们内心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不断增强，这就对社会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仅仅关注公平本身，开始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公平的进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正好契合广大群众内心的需求，符合每一个社会人的内心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每一个人的生活保证在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的极端情绪，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能够有效地缓和社会上的矛盾，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阶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好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是和生产力同样的以制度为保证的尊重。

2.促进城市居民消费，拉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出口锐减，投资下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消费这一项。因此促进城市居民消费，对拉动内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在制定经济政策中明确指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想让社会群众大胆放心地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广大社会群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享受相对应的有保障服务。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吸引人口定居

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为了让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控制在一个设定好的标准之上，在满足了这些群体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后，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将会大大提升，这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打个比方，广大群众更加愿意到大城市去生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福利，由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来到这些大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这些人口带来的生产力，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建设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4.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上文论述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给予广大群众最直接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社会群众能够享受到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上的生活。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这些收入差距的存在让整个社会结构十分不稳定，为了避免出现不想出现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套完整有效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去缩小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尽管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上的能力与税收相比十分薄弱，但是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为广大社会群众提供一系列的最低保障的生活服务，这是不能通过税收做到的。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1.采取多种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尽力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乏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投入的资金足够大，但是如果社会保障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掏腰包，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会十分的大，因此，政府应当广开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大力鼓动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以及公益组织充分地参与到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活动中来，尽可能地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尽可能地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乏，尽可能地让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稳定在一个高标准的水平之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填补空洞的社保基金账户，逐步减少社保基金运营的风险。我国商业保险是落后于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的，因此，未来所有的系统设计应考虑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协调、相互促进，确保商业保险补充社会保险缺乏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可以争取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援助，建立教育、卫生保健、职业培训等社会保障项目，甚至可以将国际保险基金引入国内市场，通过多 渠道 融资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实现多层次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从多个方面展开。同时社会保障的制度应当讲求高效率，即通过最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保障效果。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分析，规范的试点调研才能广泛地展开，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严谨、科学。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资源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提供的福利必须是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够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社会资源供应能力、政府的财政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3.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实现保值增值

实现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必须依赖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要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投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投资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稳定投入，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操作必须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同时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来帮助基金的保值增值，只有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才能确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区间内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效果能够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来剪短基金的整体运作，才能全面地控制社会保险资金的流动与运作，也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出现社会保险基金流失的情况。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 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二）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 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 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