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文化论文范文资料

亚文化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

亚文化有各种分类方法，罗伯逊将亚文化分为人种的亚文化、年龄的亚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等。如年龄亚文化可分为青年文化、老年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可分为城市文化、郊区文化和乡村文化等。

由于亚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其影响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赋予人一种可以辨别的身份和属于某一群体或集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

例如，在英国就出现以十多岁为对象，俗称泰迪男孩Teddyboys的次文化团体。从这个群体的服装款示模式中，不论是发型；外套上衣；领结；紧身长裤；胶鞋，都让我们看到青少年他们在穿著行为上，表现出自我选择的主张。

扩展资料

青年亚文化所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

问题在于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作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青年亚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次文化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年亚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摘 要：本文从青年亚文化受不同时代媒体类型变迁影响关系入手，揭示青年亚文化即便具有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但与媒体的变迁也有深刻的文化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同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各自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和多义倾向。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媒体特征;话语权;新媒体;多义性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发布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发布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发布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主权。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快感。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1]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4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2.

[4][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6][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G]//汪民安，陈永国，马海靓.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陶东风.网络主流的真实与虚幻：网络文化与青年亚文化[M]//王文虹，高维钫网络文化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9]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10][美]金伯利・s・扬.网虫综合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1]孙海峰.网络读写的主体重构[M]//吴予敏.传播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保罗・B・斯尼德.回访“把关人”：1966年对1949年案例的再研究[M]//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3]国外互联网管理：强化网络监管已成趋势[N].经济日报，2012-06-07.

[14]亨利・詹金斯.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G]//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2013年中国网民属性分析[EB/OL].[2015-02-05].

青年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

【摘 要】本文以周杰伦为例探讨青年亚文化中的青春偶像崇拜现象，认为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青春偶像 偶像崇拜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属一般发生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中、以青年为文化主题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青春偶像崇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偶像崇拜是与自我反叛意识矛盾的，但在青年亚文化运动中，正是从自我反叛运动中培养了青春偶像崇拜的社会心态。

21世纪以来的华语乐坛，出现了这样一位歌手，他的音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粉丝数量成千上万，他的言行举止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模仿的对象，甚至他的歌词会被选入考试题、成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很显然，这个人已经超出一个简单的流行歌手的范畴。如今他已出道12年，可以说他已经成为E时代的一个精神偶像，成为众多青年青春岁月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就是周杰伦。以他为例来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青春偶像崇拜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

偶像崇拜活动自古就有，然而在传统的偶像崇拜活动中，偶像更多的处于一种虚拟的，存在于绘画、雕塑等传统造型艺术形式，具有超现实性与超生活性，通常情况下他向崇拜者表现出神圣而完满的神性光辉，而其影响方式也多为精神上与人格化对崇拜者的感化。然而青春偶像崇拜则大大不同。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主导文化的抵抗。

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鼓励个人从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这个社会鼓励张扬个性，但却没有给渴望张扬个性的青少年们更多的支持，使这一代青年人成为不同于父母那一辈人的缺乏信仰的无依无靠的精神漂泊者与孤独者。80、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社会的偶像与信仰嗤之以鼻，不愿被所谓的“主义”、“路线”等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束缚，他们热爱自由、热爱青春、热爱享受、热爱娱乐，却缺少了支持这些新观念的精神支柱。

于是，演艺明星、粉丝文化、青春偶像等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青少年人群中的风潮。而周杰伦作为2000年出道的一个具有强烈个性与反叛精神的歌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成为了“80后”与“90后”的精神偶像。当懵懂的青少年们一方面处于青春的叛逆期，渴望打破传统与教条，张扬自我，享受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中应试教育的枯燥与无聊，父母的管教与监督、期望与督促，这就使他们普遍有幻想与标新立异的念头。

他们去听90年代的流行音乐，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情脉脉，只感到充斥于乐坛的千篇一律“情感歌曲”的无聊与媚俗。然而这时候在台湾出来这样一位年轻人，他与青少年们年龄相仿，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充满着幻想与个性。他的歌曲很多是在当时华语乐坛还很新潮的节奏布鲁斯曲风，他的咬字模糊不清却别有一番风味，更令人欢喜的是他的音乐题材突破了传统深情的港式情歌，题材既有浪漫青春歌曲，例如《简单爱》、《晴天》、《七里香》，又有异域风情的抒情歌曲，例如《爱在西元前》、《夜曲》;既有以反映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歌曲，例如《爸，我回来了》、《爷爷泡的茶》、《外婆》，又有反映社会问题或具有深度思考的快节奏饶舌，例如《止战之殇》、《以父之名》、《梯田》;既有描述幻想世界的快歌，例如《半兽人》、《忍者》、《双节棍》，也有纯抒情性的钢琴伴奏的歌曲，例如《黑色幽默》、《安静》、《搁浅》。这些歌曲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的轰动效应，华语乐坛彻底被这个年轻人给颠覆了，它不仅凭着这些歌曲赢得无数粉丝，更引发华语乐坛的变革，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新的篇章。

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叛逆的向传统文化具有挑衅色彩与颠覆意图的非主流文化，是青少年们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抵抗。新时代的青少年们渴望青春与自由，反感现实社会的压抑与教条，不满于父母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内心深处不愿意走入成人世界中的勾心斗角与追名逐利，他们渴望永远活在幻想世界的单纯与无拘无束，渴望自己个性的棱角不被世俗所磨平，所以他们的青春偶像与传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是当传统主流文化面对青年亚文化时符号层面的抵抗时，这些老谋深算、老练世故的商人、学者们当然有其应对的方法。他们将这种对传统的侵蚀和对神圣秩序和体制的削弱的亚文化进行收编，其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收编与商业收编。

所谓意识形态收编，是指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抨击，引发了社会中的“道德恐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传媒将亚文化风格进行了妖魔化、庸俗化和琐碎化的处理，又把亚文化风格纳入到了自己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联系周杰伦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伴随着无数青少年争相崇拜模仿的是巨大的争议与批评声，然而12年过去了，周杰伦刚出道时非主流的音乐如今却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音乐，这些年间无数和周杰伦有相似特点的歌手活跃于歌坛，而周杰伦自己的音乐却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颠覆性。也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许是娱乐圈多年的浸染，如今的周杰伦早已不同于当时的周杰伦，现在的他唱歌口齿越发的清楚，中国风更是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认同，没有这一层次的转变，周杰伦只能永远当一个青春偶像而被时代淘汰，只有向主流文化靠近，他才真正能坐稳天王的位置，然而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再听他现在的歌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流文化把周杰伦和我们身上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我们和自己的偶像最终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成功收编了。

主流文化收编青年亚文化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商业收编。

当亚文化群体产生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方式，这些风格很快就被流行市场“收集”，以用于交易和商业开发。通过市场收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不再是颠覆性的，而是“被重新向支配意识形态靠拢”，亚文化风格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而亚文化本身首先关注的也是消费层面。亚文化一方面批判商品社会的庸俗与乏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商品的载体来传递文化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商品的剥削与亚文化的原创性划出界限来分离，亚文化崭新风格的包装与传播无可避免的要与商品的生产、包装、营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亚文化的颠覆与反叛的力量就逐渐被削弱，这就是商业的收编。周杰伦12年的音乐路程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理论。

当他刚出道时，无论形象还是作品无疑都是非主流的、颠覆性的，具有很强个性色彩与独立风格，又因为自身才华横溢加上作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追捧，非主流的音乐逐渐的引领了新的潮流变成了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娱乐圈的浸染与媒体舆论的影响，当然也有周杰伦自身选择的原因，他的音乐作品由当年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逐渐向商业化、主流大众化的方向变去，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

独立音乐人不依靠商业炒作即使能受到欢迎也很难长时间流行，而周杰伦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却不得不考虑更多商业的因素，特别是当他自己当老板后，要考虑自己员工的收益，就更要向商业化的音乐迈进;同时，广告代言的增多、做音乐卖唱片不赚钱都使得这个当年一心躲在录音棚里写歌的音乐奇才开始一步步远离音乐人这个身份，开始向一个娱乐明星、电影明星、广告宠儿的身份转变。周杰伦对音乐的热爱终究抵不过大众传媒、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侵蚀，他现在的专辑歌曲俨然已经没有以前的创造力与革新力，变得更加的口水化与主流化，曾经一张专辑首首主打的音乐天才如今只能偶尔写出那么一两首好歌了。

而他的歌迷们也长大了，从单纯的学生时代走向复杂、世俗的社会，他们不会再为哪个明星偶像而疯狂，生活上的压力使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青年们曾经的叛逆也被时间和现实社会所改变，他们最终还是得面对现实，走上工作岗位，曾经的青年亚文化主体们最后还是拼命忙着挣钱，过着不同于理想世界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生活。

当曾经的青春偶像与青年们逐渐成长与成熟，青年亚文化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而成长后这些青年人们最终会变成社会的主流人士，当他们的下一代又有了新的亚文化和新的叛逆的青春偶像时，他们也会无法接受，这就是年龄代沟的形成。对于青春偶像崇拜，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它，青春偶像崇拜是当代文化生活基本矛盾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必然产生并存在下去的道理。成年人不必过分担忧亚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青少年也不能沉迷于追星等活动中荒废学业。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人一辈子最美好的与最难忘的回忆，而一个人青春时期的偶像、青春回忆的符号，比如周杰伦，他的音乐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样一位文化偶像，虽然无法超越时代也没办法避免被取代的命运，但是他却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被人们所记住。当80、90后人到中年时，还是会想起和怀念年轻时哼唱的那些歌曲以及追过的那些偶像，那时流行便成为了经典。

参考文献

①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