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是真的吗

国学大师潘守宇说：文化的魅力从来都不来自血缘，阶级，宗教，地域和时空，是因为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仰望天空寻觅至善，所以兼爱非攻；脚踏实地探求至真，所以尚贤非命。胸怀慷慨彰显至美，所以重信贵义。

弘扬传统文化，培养文明风尚，推动素质教育，构建和谐社会！

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精华。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曾发出这样的声音：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的儒家那里去寻求智慧。联合国总部也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在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我国一位官员称孔子为孔老二，韩国的官员听到后全体站立退场！韩国的学生当知道孔子不是韩国人时泪流满面！韩国三星集团的外派人员必须会背论语；韩国把24孝拍成电视剧每天播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不是身上应该洗去的污垢，而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

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们在千古之前，缄默的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谈的言论中收益而已！

古人的智慧，是现代人很难超越的，比如说我们是学哲学的，我们中国啊，有很多的哲学系，也有很多的哲学家，但是有哪一位哲学家能够写出一本书，如老子的《道德经》一样传承久远，还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文字，为现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所研究。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系，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司马迁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有这么多军事学家，有这么多军事院校，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孙子兵法》，仍然被西点军校奉为教材，所以我们只是略举了几个例子，那就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我们不能说是后人没有办法超越的，但是它确实是

后人难以超越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论语》上，孔子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的工匠，要把桌子做好，必须首先使你的工具锋利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人，要认识客观事物，要认识得清楚，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清静下来。

我们看到当代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池田大作，他在和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对话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般人认为是落后象征的东西和这样的国家，实际上秘藏着时代最先进的东西。但正是因为它是秘藏着，所以很多人认识不到，还经常对它妄加批判。这就是导致传统文化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春秋时代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

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论文

一、理论视野开阔

《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的主题无疑是讨论大众文化，其所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为什么选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主题呢？在作者自己看来原因有二：其一，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有借鉴或应用价值；其二，费斯克又是当代文化研究转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他的文化理论必定会从纵横两方面牵涉到国外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其他人物的文化理论[1（]p392）。在这里作者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置于西方诸多文化思潮的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就显得视野更加开阔。法兰克福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文化民粹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时在文中被引述并作出评判解析，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些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而且使读者更加明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其他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纵向关系的比较，以展现费斯克理论的传承关系和变化特征；通过比较与同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展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状况；通过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理论或群众文化理论的比较，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与它们的差异；通过与巴赫金、巴尔特、福科、德赛都、布尔迪厄等英国文化研究以外思想家的比较，以发现费斯克与它们的理论源流关系”[2](p47-48)。正是在这种尽量与诸多理论的相互比较的宏大理论背景下，作者解析大众文化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式，也不是依从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学派的理路展开分析，而是在比较中，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充分解析不同大众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从而使大众文化的多维层面被揭示出来。如此立论，使《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就不仅仅作为解读费克斯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而是一部反思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正如俞吾金教授在此书序中说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围绕着英国学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绚丽画卷。这幅画卷内涵丰富、主题突出、色彩缤纷、运思巧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3](p1)。

二、文本解读深入

仅仅有宏阔的理论视野对于一篇好的作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背景中，必须要深入所面对的论题。陈立旭教授《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所面对的论题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因此，全书的重点就在于深入解析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所采取的解读方式虽然仍然延续着国内通行的文本解读的方式，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展开深入解读，但这种解读又超越了单向度的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理解，而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整个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中，并时刻对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其他人物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比照、分析、评述。因此，这样的文本解读就不仅仅就文本来谈文本，而是就问题来谈文本，跳出文本谈文本。这样开放的文本解读，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而且在诸多相关理论的比照下，可以深化对费斯克理论文本的理解。作者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不仅始终是开放式的，而且力趋在整体性上、总体性上把握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观点新颖、创见颇多，而且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其观点持同情、赞扬、唱和、肯定者有之，对其观点持质疑、批判、非议、否定者亦有之。因此，要想客观公允地解读这样一位争议颇多的思想人物绝非易事。作者面对这样的困难，毅然将诸多争论化解在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性、整体性认识中，以问题为主导线索梳理和剖析费斯克的基本观点和思路。顺着这样的文本解读理路，作者从理解和界定大众和大众文化、财富的流通与意义和快感的流通、大众文本的特征、大众的辨别力和生产力、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等五个方面重新从总体性上勾勒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从而使读者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拨开诸多迷雾、全面深入地洞悉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精髓。总之，陈立旭教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在西方理论文本的解读方面可以说别开生面，既克服了单向度的就文本谈文本，又克服了不同争论对解读文本的干扰；正是作者坚持的开放式文本解读和总体性、整体性的思想把握使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加全面鲜活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三、反思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

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而言，能够透彻全面地解读思想文本似乎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面向中国现实的文化问题展开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陈立旭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研究，其时时萦怀的学术兴趣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4](p391)，因此，仅仅解读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决不是作者的最终旨趣。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坦言的那样，其展开费斯克研究的用心在于：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文化工业/群众文化理论与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之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将之导入中国特殊语境中以观察大众文化现象[5](p393)。简要言之，以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成果，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明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阅读这部作品，不由得对作者产生更多的敬意。书中作者不停地解析和评述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不断地探究不同思想流派的利弊得失，其最终努力反思的则是这些理论如何才能为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那么，如何才能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呢？在作者看来，需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为单一性引介西方文化研究某一流派，并以此片面的理论资源为圭皋解读中国文化现象；其二为无视中国语境，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现象，以致牺牲中国地方性事实、造成批判语境的错位。第一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界主要表现在对法兰克福学派过度依从，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面貌。然而这种单一的引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解析中国文化现象，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现实语境，而且也不能为我们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界，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强烈的互补关系，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在引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同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引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理解。陈立旭教授正是从弥补这一理论缺陷出发，积极引入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以期矫正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理论界的单一影响，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对原来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至于第二种错误倾向即批判语境错位的问题，作者在整部书中不停地展开反思和追问。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就面临着引介西方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这些引自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如何与中国语境、中国实情、中国的地方性实证经验相结合并贴切入微地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与否关系着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是否真正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这一问题，《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的作者陈立旭教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意识。他一方面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不可能在自外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脱离中国语境、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式地、不经转化地运用西方的某一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真正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呢？作者的理论探索告诉我们，出路只能是：对诸多引介的西方理论展开全面深刻的反思，并立足中国现实进行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总之，《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不仅为我们反思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我们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