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前程论文研究背景

“非常林奕华”之《远大前程》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撰写于1860年，亦即是首届伦敦世博会举办之后的十年，其中的意思是标志着工业革命的高峰，人类将会面对一个社会角色和自我价值的重大转变。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来临之前，西方文化将人类的最大价值建立在为宗教服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是现代化。人变得“实际”、“功能”，于是由教育、家庭到自我价值，都受到功能主义的洗礼。所以，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西方文明的精神标志是“教堂”（天主教）。到了二十世纪，经历了都市化的发展，现代人亦从对宗教的膜拜变为对物质的追求，于是，大型商场已取代教堂，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标志、趋之若慕的聚集场所。今日，重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男主角Pip藉一笔意外横财，跨越阶层，用今天媒体的术语形容，就是忽然成功。成功带来的利益，除了物质享受，更有身份地位。身份地位在现代人心目中，正是认同城市发展的重要投射。换句话说，远大前程不一定是等于为了造福人类而对自己有所期许，却是因为希望满足个人欲望而产生的虚幻妄想。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前瞻性，《远大前程》从出版至今已150年，与非常林奕华在06年创作的舞台剧《包法利夫人们》的原著几乎同时期出版，两部小说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欲望，犹如镜子，反映出“城市”在建构现代人的价值，以至塑造他们的灵魂扮演了有多重要的角色。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正好让我们反省一下，在建设城市的美好愿景之下，现代人其实要面对多少“已经看见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出生在英国的朴次茅斯市，但是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和肯特度过的，他的小说有很多是以这两个地方为背景的。 狄更斯9岁上学，但却于1824年因其父负债入狱而被迫辍学。狄更斯不得不在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以此来维持生计。一种蒙羞受辱、遭受抛弃的感觉萦绕狄更斯的一生，他后来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 (1849—1850)中描述了这段经历。 从1824年到1826年，狄更斯又重新上学。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依靠自学。1827年15岁的狄更斯告别了学校，开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随后到报社成为一名采访议会的记者。这段经历使狄更斯熟悉了英国法律和政治体系的内幕，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并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做好了素材和艺术方面的准备。 1833年12月，狄更斯用笔名博兹出版了他的系列描述伦敦生活的首期作品。这些短文在1836年结集出版，定名《博兹特写集》，使狄更斯获得初步成功，从而使他与凯瑟琳·贺加斯的婚姻得以实现。后来一位出版商找上门来，想请他为自己准备出版的卡通画配些文字，狄更斯同意了，但他不愿按照画的内容来限制他的文字，相反他要求根据自己的文字来配画。 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著名的《匹克威克外传》就这样产生了。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获得空前成功。狄更斯也因此而出名，并不断创作新的小说保持自己的名声长盛不衰。 狄更斯精力充沛，才思过人，除了小说创作，他还从事其他各种活动。1842年，他到美国演讲，支持国际版权协议，并坚决反对奴隶制。1843年，狄更斯出版了《圣诞欢歌》，这成了经久不衰的儿童读物。此外，狄更斯还曾经营过一个戏剧公司，并于1851年为维多利亚女王表演。 尽管狄更斯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家庭生活却不美满。凯瑟琳文静沉稳，但智力平庸，缺乏狄更斯需要的激情；对丈夫的文学事业，既不理解也缺少支持，而且夫妻之间常有争执。关系的不融洽，加之狄更斯和一名年轻女演员的暖昧关系导致狄更斯在1858年与妻子分居。他和凯瑟琳共育有10个子女。 纵观狄更斯的文学创作历程，随着他的艺术的逐渐成熟，他的小说风格逐渐发生变化。在《匹克威克外传》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1838—1839)等早期作品中，他主要讲述有关主人公奇遇的一些滑稽故事。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狄更斯则倾向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品集叙述、人物心理描写以及丰富的象征于一体。他的著名作品包括《荒凉山庄》(1852—1853)，《小杜丽》(1855—1857)，《远大前程》 (1860—1861)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读者十分欣赏狄更斯早期作品中所体现的幽默与感伤。但今天的评论家却更欣赏他后期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形式结构更加紧凑，对人性的把握更加敏锐。 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狄更斯的主要作品还有：《奥立佛·退斯特》(1837—1839)，《老古玩店》(1840—1841)，《巴纳比·拉奇》(1841)，《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1844)，《董贝父子》(1846—1848)，《艰难时世》(1854)，《双城记》 (1859)和《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1870，未完成)。 从19世纪60年代起，狄更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因中风而去世，5天以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名人墓地。 虽然《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这部作品未能最后完成，但是狄更斯在有生之年创作的16部完整的小说以及大量的短篇，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他指出了社会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人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极度贪婪，从而忽视了社会的其他层面，进而导致了各种邪恶以及人际间的不平等；同时，他还提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 透过狄更斯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社会冷酷无情，他仍具备一颗仁爱的心。尽管狄更斯的作品时而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时而又陷入离奇怪诞描述，但其基调总是乐观向上的，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使其明白做人的真正道理。 重大主题 抱负与自我追求 [1]《远大前程》有关道德的主题十分简单：爱、忠诚和良心比财富和社会地位要更为重要。 狄更斯通过匹普追寻所谓“远大前程”的经历来表现这个主题。因此，抱负以及追求个人发展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中心主题，也成为促使匹普发展的一个心理机制。从内心深处来说，匹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旦当他发觉有比自己已经拥有的更好的东西时，他就马上想得到它。当他看到郝薇香小姐的萨提斯庄园时，他就期盼成为一名有钱的绅土；当他发现自己道德上的缺陷时，便希望能够变成一个好人；当他意识到自己不会读书时，他便渴望知道怎样读书。匹普自我追求的欲望便是确定这部小说标题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匹普相信人生可以得到改善，所以他才觉得自己的未来有着“远大的前程”。 [2]在《远大前程》中，抱负与自我追求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社会的和教育的。正是这些动因驱使匹普在小说中作·出最好或最坏的表现。首先，匹普渴望道德上的自我改善。当他做不道德的事情时，便会严厉自责；这种强烈的负罪感会激发他以后把事情做好。比如当他离家去伦敦时，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总觉得这样做实在对不起乔和毕蒂。其次，匹普渴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出于对艾丝黛拉的爱，匹普盼望成为艾丝黛拉所属阶级的一员。在他姐姐和潘博瞿克的鼓动下，匹普终日沉醉在绅士梦中。实现匹普的绅士梦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这给了狄更斯机会去讽刺他那个时代的阶级体系，并揭示其变幻莫测的本质。很显然，与他作为铁匠学徒的生活相比，匹普的尸绅土”生活并不那么尽如人意，道德上也更为堕落。再次，匹普渴望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与匹普渴望提高社会地位和娶艾丝黛拉为妻有着必然的联系。要想成为一名绅士，良好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无知的乡巴佬，就毫无希望进入上流社会。但是，通过乔、毕蒂和马格韦契的例子，匹普明白了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与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爱和良知远比博学与崇高的社会地位更重要。 社会阶级 [1]在小说《远大前程》中，狄更斯对维多利亚英国的阶级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最可怜的罪犯马格韦契到贫穷的农民乔和毕蒂，从中产阶级潘博瞿克到富有的郝薇香小姐。社会阶级是贯穿于整部小说的中心主题，并最终上升到小说的道德主题——匹普最终意识到财富和社会地位远不如爱、忠诚和人的内在价值的重要。虽然匹普深深爱着艾丝黛拉，但是艾丝黛拉的社会地位和她本人的性格完全没有联系。虽然杜马尔身·为贵族，但却品德低下；马格韦契虽然是一个即将被施以绞刑的罪犯，却有着内在的价值。 [2]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工业革命以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阶级状况。狄更斯鄙视那些世袭的贵族，却尊重那些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人。虽然郝薇香小姐的财富来源于酿酒厂，但依靠的依然是她自己的领地。狄更斯通过把社会阶级这一主题与自我追求这一主题相联系，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中心主题，那就是抱负和自我追求。 犯罪，有罪与无罪 犯罪、有罪与无罪这一主题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犯人和犯罪律师等人物来进行探索。从乔在伦敦监狱绞刑架旁边的铁匠铺打造手铐开始，关于犯罪与刑事审判等意象就充满着全书，成了调和匹普内心良知与外在的司法机构之间冲突的重要象征。一般说来，正如社会阶级只是一种表面的价值标准，外在的司法机构(警察，法庭，监狱等)也仅仅是极为表象的道德评判标准，匹普必须学会在这些标准之上去寻找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和内心道德良知。 匹普开始害怕马格韦契是因为他是一个罪犯，匹普对于帮助过马格韦契而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也是因为他害怕警察。在小说的最后，匹普发现了马格韦契高尚的内在品质，因而他就可以忽视马格韦契在司法层面上作为罪犯的身份，出于良心的驱使，他尽力帮助马格韦契逃离警察的追捕和法律的制裁。正是因为匹普学会了用良知去评价马格韦契内心的品质，所以他最后用内在的标准(有道德善良的好人)取代了外在的标准(罪犯身份)。 主旨双重性 [1]狄更斯作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结构的繁复与均衡。他的作品情节包含复杂的巧合、错综的人物关系和富有的戏剧性。在情节发展中，环境、气氛、事件和人物都有机地融合起来。 [2]除了人物关系盘根错节外，《远大前程》也许是狄更斯作品中戏剧性对称表现最突出的一部。一种双重结构贯穿小说的始末。从小说的开场到结尾，几乎每一个元素都在小说的其他方面有所折射和回应。沼泽地里的两个罪犯(马格韦契和康佩生)，困在屋里的两个病人(乔太太和郝薇香小姐)，对匹普产生兴趣的两个女人(毕蒂和艾丝黛拉)，等等。还有两个神秘的赞助者：给了匹普财产的马格韦契和秘密支助赫伯特的匹普。并且，小说中还有一对试图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孩子的成年人：马格韦契，希望能拥有一个绅士，就努力把匹普变成这样的人；郝薇香，试图把艾丝黛拉抚养成一个专门报复男人的人，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有趣的是，这两人的举动都是康佩生促成的——马格韦契嫉恨康佩生的地位与教育，但自己又无法奢望赶上他，所以决定把匹普培养成一个绅士；郝薇香因康佩生未能在教堂举行婚礼时露面而伤心欲绝，所以渴望能通过艾丝黛拉达到报复的目的。郝薇香与康普生的关系——出身高贵的女人和出身平凡的男人一进一步折射出匹普和艾丝黛拉的关系。 [3]这种双重要素的模式虽说并没有给小说主题带来实质意义，但是，正如天气和行为的关系一样，它使我们明白在匹普的世界里任何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戏剧性的对称贯穿狄更斯所有的作品，是他小说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与非人的比较 在《远大前程》中，叙述者用无生命的物体意象来描述人物的外表，尤其是次要人物或者是叙述者不熟悉的角色。比如说，乔太太看起来似乎是用磨碎的肉豆蔻来擦洗自己的脸，而威密克先生那难以捉摸的外表总是被比做一个信箱。使用这样的表述模式可能会让人觉得叙述者对人物毫无同情之心，或者暗示出入物在生活压力下更像一个物而不是人。后一种解释表明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表述模式属于社会批评的范畴，暗示了阶级制度或者刑事审判制度会使一部分人丧失人性。 象征 萨提斯庄园 狄更斯在萨提斯庄园里营造了一种宏伟的哥特式气氛，这里的很多事物象征着匹普对上层阶级的浪漫妄想和小说的其他很多主题。衰老的郝薇香小姐身上的结婚礼服象征着死亡和腐化，充满反讽意味。她的婚纱和婚宴象征着她的过去，房子里静止的时钟象征着她试图让时间停止，拒绝改变任何事情，想让一切都跟她结婚那天被抛弃时没有两样。房子旁边的酿酒厂象征着商业和财富的联系：郝薇香小姐的财富不是贵族出身的产物，而是她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成功经营的结果。最后，庄园烧毁后满是灰暗尘土的残垣断壁象征着房子的居住者和整个上层阶级的颓废与堕落。 沼泽地上空的雾 背景在《远大前程》里几乎总是象征着某一主题，并设定某种语气来与小说的戏剧性行动相吻合。匹普童年时的家乡，肯特郡附近布满浓雾的沼泽地是小说最有深意的背景之一，作者多次运用这一背景来象征危险和动荡。年幼时，匹普在浓雾中给马格韦契送去铁锉和食物；后来，他又被奥里克绑架到布满浓雾的沼泽地，还差点被杀死。每当匹普走进雾中，就有可能发生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当匹普得到神秘赞助后不久，他要去伦敦，但必须穿过这些布满浓雾的沼泽地，这就提醒读者注意，匹普人生中这个明显的正面变化也许隐含某种危险的后果。 本特利·庄姆 尽管他只是书中的一个小人物，本特利·庄姆却与匹普形成重要的对照，显示了阶级差别的专制性。在匹普心里，社会道德观念是与通过教育进入上流社会紧密相连的，因而两者互相依存。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庄姆既粗俗又残忍。他的例子向匹普证明社会地位的提升与个人的才智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庄姆是蠢材一个，却继承了大笔的财富，而匹普的姐夫乔是个好人，终日劳作，却收获甚微。庄姆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让匹普看清了像马格韦契和乔这样的人物性格的内在价值，帮助他最后放弃了那些对待财富和阶级的不成熟的幻想，达到了一种新的更富同情心，也更加现实的理解。

写作背景：这是狄更斯创作的繁荣时期。由于英、法革命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狄更斯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更加广阔。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

狄更斯以其小说创作篇幅宏大，气势磅礴，内容包罗万象，风格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生前即已饮誉国内外，是英国19世纪小说繁荣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影响遍及欧美以及世界各国。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贫困、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的剥削而沦为赤贫。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给予狄更斯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宪章运动时代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但他始终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同情劳苦人民,又害怕革命。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揭露它的罪恶,但他不主张推翻这一制度。他希望通过教育和感化来改造剥削者，并依靠他们的善心和施舍来消除社会矛盾。他以生动、幽默的笔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他从事创作的34年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未完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狄更斯的创作大致可分为 4个时期。后期（1848～1861） 更是狄更斯创作的繁荣时期。由于英、法革命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狄更斯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更加广阔。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这时主要的作品有《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 《荒凉山庄》、 《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艺术风格也有了与前不同的特色。作者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表现人物的特征；在着力描写小人物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罪恶和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作了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概括。 《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翻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