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博士毕业论文

王澍，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业余建筑工作室主持人，中国实验建筑先锋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营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简历： 1985 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学士 1988 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1988至1995 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 2000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城市设计方向 博士 现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 业绩简述： 1985年起，先后设计南京华侨大厦（1985-1987，已建成）； 杭州国旅航空售票外（1989，建成并已拆毁）； 海宁市青少年宫（1988-1989，已建成）；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国际画廊（1991，建成并将拆毁）； 杭州孤山室内小剧场（1991，建成并已拆毁）； 杭州斗乐桥人防地道口（1991，建成并已拆毁）；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湖滨校园改造规划（1993，方案）；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馆（1993，方案）； 中国杭州虎跑禅心茶道园（1994，方案）； 一个退休建筑教师的住宅（1996-1999，方案）； 自宅室内（1997，已建成）； 浙江海宁陈默艺术工作室（1998，已建成）；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1998-2000，已建成）； 上海南京东路顶层画廊（1999-2000，已建成）。宁波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三合宅（中国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参展项目）。 以上作品及多篇专业论文陆续发表在《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作品选》、《东南大学建筑系理论与创作丛书--青年建筑师作品选》、《中国室内设计精粹》、《建筑师》、《今日先锋》、《时代建筑》、《室内风景》、《室内》、《时尚》等国内书刊上。 1999年6月，参加北京国际建协大会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建筑展。与王澍的谈话：关于当下艺术教育的追问（作者：俞可 来自：当代美术家） 一方面，城市建设的发展使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另一方面建筑艺术做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被提到各大艺术院校的教育建设日程，在这里我们请来了今年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站在教育一线的建筑设计师王澍，就他的威尼斯之行和建筑艺术在当代教育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谈谈他的看法。 俞可(以下简称俞)：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首次有了中国国家馆，但不幸又胎死腹中，这究竟是完全因为国内“非典”的肆掠，还是在根本上我们仍处于文化上的被动状态？ 王澍(以下简称王)：“非典”当然是一个原因，文化上的被动也是显而易见的。 俞：您这次本来是被邀请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但实际到了威尼斯又没有真正地参加展览，您的心情如何？ 王：展览没去成，让人遗憾。但我更心痛我的那批青砖，它们在苏州一家砖厂用了两个月精磨制作，5月25日运抵威尼斯港，在码头仓库搁了一个多月，最后只能交船运公司处理。 俞：作为观者，您对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它是否同以前一样对艺术的进程构成某种指向性的影响？ 王：这届威尼斯展开幕期间，我虽已到了巴黎，但没有去看。 俞： 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您认为在面对此类国际大展时，中国的艺术家应以怎样的文化姿态和身份做策略化的出场，才不至于尴尬？我们国家在文化策略上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艺术家是不是也应在更为广泛的知识结构中思考我们相关的文化出路？或者说，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中亮出自己的文化身份？ 王：参加这类大展前，我从来不愿过多去想这类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姿态”、“身份”、“策略”让人想到做秀与老谋深算。而我做艺术一向只是自娱自乐。 俞：艺术学院成立建筑系，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对建筑艺术的学科方向很茫然，学生也是一头雾水，今天，艺术学院教师的知识结构到底能不能胜任建筑艺术的教育？ 王：在艺术学院办建筑系，在中国算是新生事物，它必然有某种学科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就象这世界本身不确定性一样，而我一向认为，培养把握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就是培养人如何把握“存在”的意义。至少就中国的建筑系而言，我对它的学科方向一点不茫然，我甚至乐意享受可能出现的茫然感觉，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从那里开始。 俞：建筑艺术系面临问题是，城市建设垃圾的不断出现，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所获得的知识却无能为力，由于不能建构学术上的权威性，当然也不能对市场构成影响力。所以，学而无用成为必然，那“建筑艺术”是否成为院校扩招学科的虚设？造成这种脱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我认为建筑艺术教育是为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可能性办的，这种态度仇视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而今天的市场越来越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机会到处都有，问题是当机会出现时，你是否准备好了。 俞：面对学难致用的困境，您认为应从那些方面努力，才能有效地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并促使中国的建筑艺术朝着良性方向可持续发展？据我了解，您在求学过程中也曾就中国的建筑教育模式提出批评和质疑，那么，今天也站在教育岗位上的你对此又持什么态度和看法？ 王：如果把艺术学院的建筑系，办成工科建筑系的简化版，半吊子的艺术版，必定走向学难致用的困境，这种办学没有出路。而就中国的建筑教育而言，它有两个痼疾：一是不思考；二是忽视有思考的技术训练，培养出成堆的“画图师”，他们现在占据着市场。 俞：您曾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师，您的导师也仅仅只能算半个，那在您看来“现代建筑师”的定义是什么？而“中国现代建筑师”又是指什么？如果这是两个不同的指向，那它们最根本的区别在那里？ 王：说这话的时候，年少轻狂。但话本身的意思没错，现代建筑师的基本特征就是他永远都从建筑的根本问题开始思考，而一个中国建筑师有自己的生活背景，问题上的差异即造成区别。 俞： 伴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往来的日趋频繁，国外建筑设计师频频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重要的国家建筑投标，已明显地表现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现状，由此这块蛋糕已经被越切越小，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们是否适应当今社会？是自己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决策者仍有些崇洋媚外，而我们的建筑师对此应该做怎样的调整？ 王：对这个问题压根没有担心过。 俞：据说您长期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传统建筑观念和语言在今天都市建筑中的运用，您认为这种运用有多大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城市建设中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您是怎么理解建筑艺术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的？ 王：基本上，我们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把我们的原有城市毁了，不仅毁了传统，也毁了城市本身。我是从传统建筑观念和语言与生活本身的密切关联去研究的。当然，毁灭过程本身可能凸显我们日常忽略的诸多可能性，对我们的城市而言，这是一个悲怆时期，但对一个艺术家而言，这个时期也许让人激动。 俞：我国的城市建设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觉得都市的变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你的第一个建筑设计到最近的一个，你在设计理念上或者说观念上有那些具体的变化？你如何用这些来影响你的学生？从而使他(她)们不至于生活在一个颇为失落的状态中？ 王：我热爱朴素平静的生活。如果说第一个作品只想向人们传达某种激进的“观念”，那么现在所做的则渐趋平静。它们是一系列平静的“小世界”的建造。 俞：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王：建筑艺术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出一个作品的周期很长，而且不容易坚持到底。我现在除了想如何办好建筑系，就是想如何把已经在做的建筑做好，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甚至为此可以暂时不做新的项目。除此之外，如何不重复自己，始终是一个问题。

王澍并不是主流建筑师内的

王澍，著名建筑师，首位获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人！

和很多知名设计师有“海归”背景不同，王澍土生土长，在东南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在同济攻读博士，如今任教于中国美院。但业界人士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王澍摘获的有含金量的奖项里，来自本土机构的极少。”“非主流”，这似乎是王澍踏进这个行业起就被贴上的标签，论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看不懂”，也是很多人对王澍建筑作品的评价。最初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后来作为获奖代表作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美术馆，以及他参与的住宅项目“钱江时代”，争议从未平息。王澍的昔日同窗好友也不忘再“火上浇油”。“在大学的时候，王澍就没有被定义为优秀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在同济也没拿到优秀论文。”王澍，作为活跃在中国建筑第一线的建筑大师，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带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即使是对那些建筑司空见惯的人而言。凭着对项目场地的独特见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高超表达，以及对不同建筑材料组合的巧妙把握，使得王澍的作品有着一种独特的象征性和延续性。的确，当年学业有成的他并未急于获取利益，而是在杭州以一种“隐居”的方式生活着。在此期间，他与工匠一同干活上工，以一种最原始也是最朴实的途径，来一步一步走近他理想中的中国建筑艺术。也许正是这六七年时间的反省，使得王澍能够在浮躁的社会和喧嚣的环境中静下心来，细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并发掘其与建筑内在的微妙关系。这使得王澍的一些作品中具有和国画中相同的一些性质，王澍是睿智的，因为他在浮华的世风下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发现建筑的本质；王澍是睿智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设计是能够体现出自己独到的视角和对中国文化的高深见解，并贯穿始终。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曾经这样评价王澍：“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中国建筑的未来没有抛弃它的过去。”这是《时代》杂志最认可王澍的理由，另一种认可源自王澍选择建筑材料的“环保”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