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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嘛，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们相对还是比较富足和安顿的，因为大多数人民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导语：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汉赋的发展过程，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赋是两汉四百年问最流行的文体，当时一般的文士都从事这种文体的写作，有不少的人还为此耗尽了毕生的才力。尽管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很难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但后代仍有不少文学评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汉赋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文体前标明时代，只是说明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峰，并不意味着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才突兀出现。它们在被文人引入文坛之前，都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形式，长期在民间流传。赋作为一种文体最早是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开始兴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 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从我国文学史看，诗歌的产生先于散文，它在最初的阶段与音乐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有着不少“歌诗”的记载，但同时就有着“赋诗”，即用口头朗诵诗的记载。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它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是不合乐歌唱的，当时人们根据这一特点，把它称之为“赋”，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汉代经师在解释《诗经》时，又把它的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而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正是铺张敷陈意思。作为文体的赋在手法上也确有铺 张的特色，于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赋休作品是由《诗经》赋的表现手法而发展起来的，其实并不确切。 根据现存材料，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苟子。《荀子》书中的《成相》篇，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荀子》书中的《赋篇》也并非是荀子的凭空创造，其体裁也是流行于民问的通俗文学形式，由他吸收来进行尝试写作的。从《赋篇》的内容看，除《佹诗》外，写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表现手法完全是采用“隐语”，即后世民间流行的猜谜语的方式，这也正是它的民俗性的证明。 在战国大力写赋的还有朱玉。宋玉也是楚国人，传为屈原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里，司马迁是把辞、赋区别来说的，辞即楚辞，属于诗的范围，而赋虽出于楚辞，但它韵散间出，更接近于散文。《汉书·艺文志》把辞和赋通称为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宋玉的《九辩》是楚辞体，而其余传为是他的作品者都是赋，它们都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其开头部分用散文写明作赋的缘由，而主体部分则用铺张的手法来描摹所赋事物的情况，绝少楚辞的那样浓重的抒情成分，这正是赋体的特征。 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有的虽以赋名篇，但大多是楚辞的余绪，显示由辞转为赋的过渡痕迹。而初步奠定汉赋体制的是枚乘的《七发》。《七发》说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去问病。吴客首先指出奢侈享乐是太子病的`根源，并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接下去他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的乐趣来启发太子，由近及远，由静而动，逐步吸引太子的注意力，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观涛一段，作者从多种角度来描摹涛的形状及其变化，绘声象形，丰满生动，确把这“天下怪异诡观”的最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使人产生涤荡胸襟，发蒙解惑的效果。正是在吴客这样的诱导下，太子的病虽 然没有完全好，但已。有起色”，喜悦的表情开始在眉宇之间出现，而渐及整个面部。在此基础上，吴客进一步要介绍那些著名的“方术之士”来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于是太子据案而起，仿佛昕到了他们的“要言妙道”，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完全好了。很显然，作者认为象楚太子这样的贵族子弟所患的病要治好，除了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用作者认定的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来改变他们的志趣。这表明了作者对封建贵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不满，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铺陈夸张的特点。这都为后来司 马相如等汉赋作家所继承，发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谓“七体”的格局，因此《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我们从文学本身叙述了作为新兴的文体赋的形成、发展和它的特点，但汉赋最繁盛的时期，以及最能代表汉赋特色的汉代大赋还没有出现。它们的出现还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来配合。 广大劳动人民以血汗和生命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兴旺，也为君王贵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夸富斗奇，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同，游乐狩猎于其中，而汉赋的典型作品，即所谓的游猎、京都大赋就正是以统治阶级这样的畸形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汉初萧何为汉高 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网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而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这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说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即使是赋的末尾那一点“归之于节俭”的讽谏内容，也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他们极尽奢侈为能事之后，求得心理上的平静。而“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的实例，正好说明这种讽谏的实际效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汉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早已闻名的著名赋家枚乘迎来长安。遗憾的是，尽管他用了最平稳的车子(所谓“安车蒲轮”)，但年老的枚乘仍经不起路途的颠簸而死于途中。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会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而当狗监杨得意说这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汉武帝真是又惊又喜，很快召见了司马相如，并且成为了他不离左右的侍从之臣。汉武帝如此，他以后的宣帝、成帝也是如此，他们都以利禄为引诱，把许多著名的赋家招致到他们的周围，这正是造成汉赋在汉武帝以后一段时间里特别繁荣的重要原因。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云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 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班固对汉赋的完全肯定和赞扬，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但他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了汉赋繁盛时期的情况，同时也使我们认清了汉赋的社会作用和本质，它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中国文学发展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文学样式在民间兴起，渐渐被文人所重视.所运用，由一种被鄙视的俗体而成为文坛的正统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在体制上更加完备，在表现方法上更加精细，但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发展。汉赋也不例外。赋发展到汉代，它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汉武帝等皇帝前大力提倡下而盛极一时，特别是由于众多的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它的艺术的表现日趋完善，司马相如正是这众多作者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一个一生致力写赋的文学家。《子虚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品。这篇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它是借楚使于虚和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联结成篇的。作品先由子虚和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游猎的盛况，最后由亡是公以天子上林苑的壮丽、游猎规模的盛大以压倒齐楚，表示了汉天子君临天下的声威。联系到被平息不久的吴楚七国侯王的叛乱，作者这样的描写，在政治上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它受到汉武帝的激赏的重要原因。这篇赋结构宏伟，词汇丰富，多用骈语、排旬，层层渲染，气势充沛，时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描写音乐的一段：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 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 寓(字);撞千石之钟，立万 石之虞;建军华之旗，树灵 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 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 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 之荡波。 但总的说来，这种描写夸张失实，而减弱了艺术感染人的力量，特别是由于它的写法十分呆板而缺少变化，如描写一个地方，总是其山怎样，其石怎样，其东、其南，其北，其西有什么，其上，其下有什么，又加上作者精通文字学，喜欢用奇词僻字，因此单看某一个片段，似乎词采绚丽，但从整体来看，却象一件百衲衣，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失去了和 谐的自然之美。汉赋在司马相如手中建立了固定的形体，《子虚上林赋》成为后世赋家写作的典范。自此以后，刻意模仿，形成风气，以至象西汉末年的扬雄、东汉初年的班固等人，他们在思想，才力诸方面都堪称大家，但他们的赋，都没有越过《子虚上林赋》的藩篱，全然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扬雄晚年觉悟到早年热心写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而终止了赋的写作。扬雄晚年这一看法与班固对赋的完全肯定一样，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汉斌的性质。联系到汉武帝时另一赋家枚皋“自悔类倡”的感叹，更可以使我们明白在封建社会，文学进入宫廷，作家成为御用时的地位的可悲，以及封建统治者热心文艺的真实用意。 社会是耍前进的，它也就要求文学适应它的需要而有所变化。东汉末年社会种种矛盾的激化和斗争，人民的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儒家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动摇了汉武帝以来写赋以歌颂“上德”的旧的文学传统，乐府诗 和五言诗以茁壮的生命力出现于文坛，赋也由此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张街、赵壹，祢衡等人以表达个人对时代、社会变化感受为内窖的抒情小赋，显示了赋的转变和发展，后世仍有不爹人从事于赋的写作，但无论如何它不再会成为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这也应该说是我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规律。

问题补充简直很傻很天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