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研究论文

大有大的写法，小有小的写法大的可以关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与国外差异研究小的可以以某一单个的文化创意产业区或者地域为例，从传统的经济地理上的空间理论来研究也行，研究传播，扩散，分布。总结出发展模式。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研究深圳油画村——大芬村的经济地理现象。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产业集聚现象——高端文化产品日用化，现在已引起国际地理学界的注意与研究。

论文题目：民族文化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一）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二）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日益繁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初具规模，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交流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提高各族群众文明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困难和特殊问题。文化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文化机构不够健全，人才相对缺乏，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强，文化遗产损毁、流失、失传等现象比较突出，境外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文化渗透等。因此，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民族团结、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深刻认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采取更加切实、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着力加以推进。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四）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以推动文化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体制机制为保障，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全国文化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与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贡献。（五）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要继承、保护、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又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加强交流、和谐发展。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握规律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生产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生产更多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断完善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六）目标任务。到2020年，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覆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群众读书看报难、收听收看广播影视难、开展文化活动难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实施一批重大文化项目和工程，推出一批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文化艺术精品，创作生产更多更好适应各族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服务运行机制基本形成，政策法规更臻完备，政府文化管理和服务职能显著增强。文化市场体系更加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格局更加合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迈出重大步伐，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三、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政策措施（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民族地区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建设，保障民族地区基层文化设施有效运转。地广人稀的民族地区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车和相关设备，建设和完善流动服务网络。大力推进数字和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和普及，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实施各项重大文化工程时，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倾斜力度。（八）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加大对民族类新闻媒体的扶持力度，加快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改造，提高信息化水平和传播能力，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对涉及少数民族事务的重大宣传报道活动、少数民族文字重大出版项目，给予重点扶持。逐步实现向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基层单位免费赠阅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加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工作，逐步提高优秀汉文、外文出版物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双向翻译出版的数量和质量。扶持民族类重点新闻网站建设，支持少数民族文字网站和新兴传播载体有序发展，加强管理和引导。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属公益性文化事业，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加大对纳入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少数民族出版社的资金投入力度，逐步增加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财政补贴。（九）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事业。巩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建设成果，扩大民族地区广播影视覆盖面，对设施维护进行适当补助，确保长期通、安全通。提高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影视节目制作能力，加强优秀广播影视作品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工作。提高民族地区电台、电视台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自办率，改善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农牧区电影放映条件，增加播放内容和时间。推出内容更加新颖、形式更加多样、数量更加丰富的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作品，更好地满足各族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十）加大对少数民族文艺院团和博物馆建设扶持力度。重点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少数民族文艺院团建设，积极鼓励少数民族文艺院团发展。扶持民族自治地方重点民族博物馆或民俗博物馆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类民族博物馆。民族自治地方的综合博物馆要突出少数民族特色，适当设立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室、陈列室。加强少数民族文物征集工作，改善馆藏少数民族文物保存条件，做好少数民族文物鉴定、定级工作，提升管理、研究和展示服务水平。（十一）大力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活动。鼓励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展演和体育活动，支持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活动，加强指导和管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各族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努力探索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办好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十二）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调查登记工作，对濒危少数民族重要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加大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力度，加快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扶持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集、保管、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逐步实现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有效保护。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工作，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予以重点倾斜，推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大对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力度。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有计划地进行整体性动态保护。加强保护具有浓郁传统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村寨。（十三）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尊重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国家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工作。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前提下，使各民族饮食习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生产方式、技术技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节日风俗等，得到切实尊重、保护和传承。加强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研究，不断开辟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推进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十四）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新。促进现代技术和手段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应用，鼓励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优秀文化作品创作，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产品数量和质量。加大对少数民族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力度，打造一批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戏曲、影视、音乐等文化艺术品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要进一步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倾斜。国家各级各类文化奖项，少数民族文化作品获奖应占合理比重，对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作品及有突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给予奖励和表彰，进一步激发少数民族文化创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十五）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培育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与教育、科技、信息、体育、旅游、休闲等领域联动发展。确定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推出一批具有战略性、引导性和带动性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一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在重点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十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支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闻出版业发展，增加公共文化产品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有效供给。进一步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和影响力。发挥边疆少数民族人文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促进和谐周边环境建设。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品进出口市场监管，清除各类非法印刷品，加强卫星接收设施监督管理工作，防止非法盗版、接收、传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有效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文化渗透活动，维护边疆地区文化安全。（十七）努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切实增加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比重。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参与中外互办文化年和在国外举办的中国文化节、文化周、艺术周、电影周、电视周、文物展、博览会以及各类演出、展览等，促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巩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已有品牌，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与海外华人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服务。四、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十八）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政策法规。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立法工作，适时研究制订有关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制定和完善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政策和资质认证、机构和团体建设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和办法。研究、制定或修订有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策法规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增加专条专款加以明确。推动国家扶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十九）深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实行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业务分类管理，对公益性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度、岗位管理制度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引入竞争机制，采取政府招标、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形式，对重要少数民族文化产品、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给予扶持。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转企改制，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做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的政策衔接，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制定相关政策。（二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经费保障，加大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安排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宣传文化发展相关经费时，逐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实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二十一）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着力培养一大批艺术拔尖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积极保护和扶持少数民族优秀民间艺人和濒危文化项目传承人，对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抢救濒危文化，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培养濒危文化传承人。五、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二十二）切实把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评体系。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调查研究，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做出部署，狠抓落实。关心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工作部门和单位的建设，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困难和特殊问题，充分调动和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十三）推动形成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政府统筹协调、业务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格局。各有关部门编制规划、部署工作，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加大支持力度，确保目标任务完成。加强舆论宣传，营造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开创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章 导论作为本文研究的开端，本章的目的主要在于阐明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所在。在对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进行背景介绍和概念界定之后，将会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最后列明文章的基本结构。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都出现了显著地增长。不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吸引外商投资，沿海地区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某些沿海城市和地区更是获得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大量的投资者和制造商选择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许多互相关联的产业慢慢地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中西部地区的某些产业则出现了一定的萎缩，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程度都显著高出内陆地区。需求方面，持续扩充的集聚产业需要劳动力要素的支撑；供给方面，受到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的吸引，我国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包括地区之间的流动和地区内部的流动，本文着重研究前者），给沿海地区的集聚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供需两方面的作用使得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从1982年的657万上升至2009年的2.11亿人。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的流向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流向发生逆转，中西部人口密集的省份全部成为主要的净迁出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而沿海省份则成为主要的净迁入省份，如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劳动力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流动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地区集聚性流动；劳动力流动的类型和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和特征的不断变化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开放背景下，东、中西部的经济开放条件和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集聚，东部优越的地理区位、丰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使化工、电子通信、机械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相当快，在东部地区形成制造业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发生的产业集聚又使得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加大，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则是中国东部产业集聚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这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形成了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本文旨在研究这三者互相影响的理论机制，特别关注经济开放因素在东部产业集聚过程中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封闭经济状态，整体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也不高，但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各个区域也具备相对平衡的一定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整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然而经济开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沿海和内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稳步提高的同时，实现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成为了目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清楚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提供了一个适宜分析中国特色情况解释实际现象的理论框架，更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制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发展地方经济政策、人口流动和对外贸易政策以达到整体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本文中的经济开放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政策含义，主要指一个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和资本国际间流动的限制程度，限制越少表明该国经济开放程度越大；另一层是现实含义，主要是指由于一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之后带来的经济开放现象，主要包括进出口贸易自由化和跨国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本文主要采用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行研究，而新经济地理学是一个新兴学科，在此作简单介绍。新经济地理学 （新地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现象的一门学科，包括制造业带和农业带的差别、城市的存在以及产业集群的作用。从广义上来说，这些集中的形成和延续都源于某种形式的集聚经济。在这种集聚经济中，空间集中本身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从而支撑了进一步或持续的集中。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它们各自有三个来源：向心力来自关联效应、厚实的市场、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来自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本文关注的产业集聚现象的内涵比较宽泛。第一，产业不局限于制造业或工业，还涉及整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具体模型讨论的产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甚至被赋予了种种脱离现实的苛刻特征，但这是模型进行数理分析所必需的抽象，根据模型理解、分析现实显然不必拘泥于模型的具体假设，第三产业，或者至少是第三产业的很多行业，其实也同样具有制造业的集聚特征，在某种意义上，第三产业或某些服务业可以被看作是整个制造业或工业、第二产业内部的部门。第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集聚”的含义既包括产业通过跨区转移而在空间上集中，也包括产业在区域内部的集中和自生生长，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前者。“集聚”一词既可以表示产业在空间上集中或成长的过程，又可以表示产业在空间上集中分布的状态，其具体含义将由上下文的语境表明。第三，集聚必然涉及它的对立面，通常用“分散”一词来表示集聚过程的对立面，集聚和分散都具有动态和静态两种含义。此外，集聚与分散具有辩证的统一性，不可孤立看待。例如，地球表面上分布着众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是产业的集聚体，但众多城市又是分散分布于地表的；再如，某些发达国家的产业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这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产业分散，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却又是产业集聚；又如，在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产业会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导致城市形成多中心结构，对整个城市而言，我们显然很难绝对地用“集聚”还是“分散”来界定这一现象。因此，本文在提及“集聚”的标题中内在地包含了“分散”。人们流动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为了与外地的家人团聚，为了躲避家乡的天灾人祸等等，但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在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收益。从区域角度划分，劳动力流动又可以分为区域内流动和跨区域流动，比如我国省内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流动形式就属于区域内流动，而我国内陆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就属于跨区域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后者。因此，本文中的劳动力流动指人们以就业为目的跨越区域的移动行为。另外，在此说明，后文我们研究中的“人口迁移”、“移民”、“人口移动”、“人口转移”等等词语都代表这种定义下的劳动力流动。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中国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这三者互相影响的理论机制，特别关注经济开放因素在东部产业集聚过程中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全文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适应于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关系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由此建立经济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互相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中剥离出产业集聚过程中中国经济开放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并在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中得到验证。第一步，为了给模型的假设和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在建立理论模型之前，先回顾相关的劳动力流动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并对模型中的一些重要假设和主要机制提供经验事实；第二步，依据理论文献的重要结论和经验事实的主要结果对模型进行设定和构建，计算出模型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构建模型时，本文以Hu Dapeng（2002）为基础，丰富了迁移函数的部分。我们把劳动力流动分成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在构建近视迁移函数的时候主要以标准CP模型中的迁移动态方程为基础，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在构建远视迁移函数的时候主要借鉴Baldwin（2001）的做法，我们加入了一个由公共交通部门确定的迁移成本和由上一期和当期劳动力流动决定的拥塞成本，这样能够更好地贴近现实中的情况，改善模型的现实含义。第三步，对模型机理进行分析，包括对模型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第四步，依据中国的情况选取参数对构建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均衡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实施数值模拟，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核心结论。第五步，对理论模型和数据模拟的核心结论进行经验上的验证，并对理论模型无法说明的部分进行经验上的补充，比如FDI对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以及FDI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劳动力流动。第六步，根据以上五步得出主要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第一，统计分析法。该方法主要运用于第三章对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经验事实的分析中，在整理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列表、绘图进行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这种方法非常有利于刻画、比较不同区域的动态关系，能简明、直观地体现时间和空间对不同区域的不同影响，便于从动态上把握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情况，揭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第二，数学建模法。为了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问题，研究在符合中国情况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用数学符号和语言，把实际现象抽象为数学式子，然后通过计算得到模型结果来解释实际问题，并接受实际的检验。在本文的第四章我们用数学建模的方法构建了一个适合于中国的一般均衡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对方程式进行数学解析得到了模型的机理和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第三，数值模拟法。在第四章数学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五章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使用Matlab等数学软件，通过设定合理参数对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实施数值计算和图像显示，最终得到了经济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等重要结论；第四，计量回归法。该方法应用于第六章研究产业集聚过程中中国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具体来说本文采用的是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2SLS回归的方法。在搜集和筛选中国1990-2005面板数据之后，本文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最终验证了上文提出的经济开放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并得到了各种机制的实际效果。第四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根据上一节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思路，设计论文的基本结构如下图1.1所示：图1.1 论文的基本结构图第二章 理论文献综述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发生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因素对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不论后面的理论模型部分，还是实证检验部分，都是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本章对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有关模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后面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分析核心问题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另外，我们比较关注整个产业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而且在后面的模型和实证中，我们主要对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因此在理论文献综述部分，我们有必要整理和归纳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以便于更好地改进和分析理论模型中的迁移函数和实证检验的解释变量。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理论文献综述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文献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普遍认同的第一位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学者是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他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七大迁移律：劳动力的迁移与迁移距离负相关；劳动力流动具有阶段性和分级递进特征；人口迁移，主迁移流与流向相反的逆迁移流并存，后者是因主迁移流而产生的反向补偿性迁移；劳动力迁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短距离人口流动中女性居多；技术和商业的发展使劳动力流动规模呈现增加的趋势；经济因素是人们迁移的最主要动机。经济学家在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卓越的。在一个经济学的框架中，宏观方面，劳动力流动可以看作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微观方面，劳动力流动被看作流动的个体（或者家庭）对较好机会的一种决定。一般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收益和经济个体的个人效用。经济学家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迁出或迁入对迁出地或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影响；（2）劳动力流动作为一种要素市场的平衡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潜在的迁移者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作出的回应；（4）把劳动力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衡量其给个人或家庭带来的收益和成本；（5）劳动力流动与其他经济现象或者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贸易、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等等。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劳动力流动理论的主要文献，为后面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上的支持。2.1.1 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1.1.1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较早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能够带来整个经济体收益的提高。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比较关注如何加速劳动力流动的进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 1954）。图2. 1 刘易斯模型该模型将乡—城劳动力的流动看作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机制，它能使劳动力由劳动力过剩的农业部门向劳动力不足的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化。这个模型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二元经济：一个部门是存在大量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部门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图 2.1反映了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D1, D2和D3代表不同物质资本积累K1, K2和K3下的不同劳动力需求；SS’代表劳动力供给；wu代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下限；wa代表农业中生存水平的工资。刘易斯模型有一个重要假定——无限劳动力供给：城市工业部门能够以一个不变水平的工资从农业部门中获得无限数量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较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在传统的农业部门，资本投资较少，土地资源有限，然而农村快速增加的人口使得劳动力资源日益丰富，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降至很低的水平。可以说农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Guillaumont, 1985)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wa很低，仅能保障基本的生活。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wu。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初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在现行的城市工业部门工资wu下，工业部门为了扩张总是能从农业部门中获得它所需要的劳动力。刘易斯认为无限劳动力供给也包括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例如临时工、小商贩、家庭妇女等，但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来说，这部分比重较少。可以看到，刘易斯模型是比较吻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正因为此该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刘易斯理论也有不足之处，例如：（1）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无限劳动力供给假设不合理。Schultz（1964）认为，虽然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较低，但部门内部的资源分配是有效的，所以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者的情况是不存在的。（2）刘易斯过分关注工业部门的扩张，而不关心农业部门的发展。虽然传统农业中有一些劳动力生产率低下，但其生产率仍不可忽视。按照刘易斯的推断，农业劳动力属于无限供给的范畴。然而当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后，在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农业的产出将会减少，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工业部门的发展。（3）刘易斯模型隐含了一个假设：资本与劳动的比值始终保持不变。这个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劳动力的边际需求呈递减趋势。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和Fei, 1961）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他们仍然假设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他们的工作在于进一步明确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到了经济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流动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时候经济才会到达第二阶段。首先，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上述提到的刘易斯理论的第（2）点不足，他们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仅需要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也就是农业产出和农民自我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如果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不能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停滞。其次，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上述提到的刘易斯理论的第（3）点不足，刘易斯模型中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即生产要素之间的比率是固定。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对就业机会的贡献非常有限。拉尼斯和费景汉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时应该充分考虑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特点。再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人口的增长速度落后于资本的积累速度，所以人口增长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拉尼斯和费景汉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明确指出，高速的人口增长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他们在扩展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也为发展中国家调控人口增长的速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便是顺应了拉尼斯和费景汉的理论。同样，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中工资水平是固定的，他们认为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被制度性地固定了。由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是根据农产品价格计算的，因此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是固定的。实际情况是，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是上升的，尽管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口。2.1.1.2 乔根森模型1961年乔根森（Jorgenson, 1961）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经济模型，这两个部门和刘易斯模型一样：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与前面模型不同的是：乔根森假定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也就是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不为零），而且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乔根森假设：农业部门只有劳动要素，土地数量不变，投入的劳动要素越多农业的产出越大；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由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决定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两个部门的产出同时增加。乔根森认为人口的增长由粮食的供给决定，如果供给充足，人口增长率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极大值。当粮食供给的增长率大于这个极大值时，就出现了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流动，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农业剩余越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就越大（Jorgenson, 1967）。在乔根森的模型中，农业剩余是劳动力流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农业剩余，所有劳动力不会流动到工业部门只会留在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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