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书画艺术研究论文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子雍、奕，并以书画知名.孟頫所作《黄钟·人月圆》“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唤卿卿。缓歌金缕，轻敲象板，倾国倾城。几时不见，红裙翠袖，多少闲情。想应如旧，春山澹澹，秋水盈盈。”孟頫所作《仙吕·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采菱谁家女，歌声起暮鸥。乱云愁，满头风雨，戴荷叶归去休。”赵子昂的山水，取法董源和李成，人物、鞍马师李公麟和唐人法，亦工墨竹和花鸟，均以笔墨苍润见长，以飞自法画石，以书法笔调写竹。突破了南宋画院，打破了马夏江山的“清一色”局面。他画的花鸟，成为以后的范本。他的画作，遗存的有《重汉叠嶂图》卷（在台湾），《双松平远图》卷（在美国〕，《鹊华秋色图》卷（在台湾），《秋郊饮马图》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红衣罗汉》图卷（在东北）。其《人骑图》，人物雍和，意态从容，很有韵味。编辑本段画史地位元 赵孟頫《人骑图》 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孟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而元以后的绘画意趣更多地体现在书法化的写意上，那末，赵孟頫在其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末，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仍是赵孟頫。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为前人所不及：一是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二是他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三是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四是他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五是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六是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七是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八是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综观赵孟頫的画迹，并结合其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赵氏通过批评“近世”、倡导“古意”，从而确立了元代绘画艺术思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也广泛地渗透于诗文、书法、篆刻等领域中。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朴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应该说，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从此，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元 赵孟頫《二羊图》 应当特别指出，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这些理论与实践，将赵孟頫推向了开元代绘画风气宗师的地位。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赵孟頫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1994年10月，在赵孟頫的家乡湖州还举办了“国际赵孟頫书学研讨会”；1995年3月，“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湖州分二段举行，上海书画出版社和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还在上海举办了赵孟頫书画展。德清赵孟頫、管道升合葬墓得到修复，并被列为当地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州市原赵孟頫的别业“莲花庄”也得到修复，还安放着赵孟頫的全身铜像。在这两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及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美术史家、学者、美术家，都对赵孟頫的美术成就表示敬佩。近年来各地还出版了《赵孟頫集》、《赵孟頫画集》、《赵孟頫研究论文集》、《赵孟頫国际书学讨论会论文集》等。“赵氏王孙嗟宋亡，笔情墨趣寄惆怅。文人书画开风气，从此吴兴名更扬。”赵孟頫这位元代伟大的美术家，已走出国门，迈入了世界。

试论赵孟頫倡导复古主义的原由王文英综览赵孟頫书法、绘画遗迹，并结合其相关的论述，可以看出，“批评‘近世’，倡导‘复古主义’，是他在艺术上倾其毕生通过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努力，赋予有元一代艺术思维的重要审美标准。”①这个标准不仅明确地体现在他的书法审美价值取向上，而且也广泛渗透于诗文、绘画以及篆刻等艺术审美之中。赵孟頫在书法艺术上倡导复古主义有着诸多的原由，特殊的人文背景，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及他本人矛盾人生、忧郁性格的影响当是最为主要的原因。特殊的人文背景元朝的建立，结束了汉族主宰的一统天下，一个先进民族为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由此开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艺术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裂变，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化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统天下的蒙古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虽然在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其原有部落的游牧经济与落后的文化在汉族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下，很快地由奴隶制进化发展到农奴制。但距离当时中原经济、文化发展高度依然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就当时整个中国来说，是经历了一次历史的迂回。统一的元朝，结束了三百余年政权并存，征战不休的动乱局面，使苦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的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但主宰和生活于中华古地，有着相对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汉人，却被一个起于遥远的边疆，落后、闭塞，而且历史上曾经长期臣服于自己的马背民族所征服、所统治，无论民族的自尊心，还是文化心理、人格精神，无疑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损害。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北方汉人）为三等，而南宋人则沦为最下等的人。朝廷中用事的大都是蒙古、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南人是极少数的。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强烈的落差，使他们尤其是文人士夫身心俱陷入痛苦的泥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均无法施展才干、抱负。于是他们便转向了文学艺术，这无疑为文化艺术队伍的壮大输入送了大批的有生力量。由此便有了元曲、杂剧的辉煌，书法、绘画的长足发展。根据钟嗣成所编《录鬼簿》记载，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者有152人，作品更是不计其数。起于宋的文人墨戏画，到元代因为文人士夫借笔墨以抒胸中郁结，意趣兴盛，而形成“求意趣而不重形”的写意画风。赵孟頫 “荣际五朝”却也终生浸淫书画艺术而成为一代宗师。失落、痛苦的文人士夫转身投入文化艺术，带着破碎的心、感伤的情怀，他们怀恋逝去的岁月，专注于人格的完善、精神的追求和理想的构建。这使他们把目光凝聚在了历史上另一个特殊的年代——魏晋。魏晋六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玄学兴起，佛学发展。玄学的重神轻形，逐渐形成了对精神价值追求的社会时尚。人们向望自然、向往离尘绝俗，向往玄远虚淡。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特征”。②重视美的创造中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审美追求。魏晋风度正是人们对这个时期审美趋向总的评价的代名词。魏晋风度，这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追求成了赵孟頫们精神依托的理想境界。艺术上的回归和复古为怀旧情绪，精神的抚慰疏通了渠道。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深知要巩固其对广大汉人的统治，必须吸纳先进的汉文化。他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元”，废除蒙古人传统的选汗制度，立孔庙、建官制，兴学校、开科举，征召儒生。赵孟頫就是应召的儒生中的佼佼者。书法艺术是汉文化重要的载体，历来为治国安邦者所重视，文人士夫所喜爱。汉代学童在十七岁之前，必须接受国家书法考试，考试合格后方有入仕的机会；隋唐时期实行科举考试后，士人书法的优劣更是直接影响其仕途。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夫均极为重视书法，为努力提高书艺而终生不懈。中国书法由晋而唐宋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到了元朝，蒙古贵族虽多不善书法，但入主汉文化氛围的元世祖忽必烈也无法忽视和回避书法艺术的魅力。他为了自己的子孙能在这块土地上坐牢江山，而命他们多多学习吸收汉文化的精华，他令太子裕宗向指定名儒学习书法，其后的荣宗、文宗、顺宗也都研习书法。文宗的书法受赵孟頫影响而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则书学虞世南。文宗于天历初年沿“玉堂”旧制，建立奎章阁，集历代书法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并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汇集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 斯、康里子山等，为皇帝鉴定书画。学士虞集还撰写了《奎章阁记》。帝王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但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原因，还是代表元代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赵孟頫的特殊地位使然。“赵孟頫无论作为社会角色，还是作为学术资格，都是当时新规范建设中的领袖人物。”③《元史．赵孟頫传》中说，（赵孟頫）篆、籀、分、隶、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明代深研赵书的文嘉称其为“一代书学之祖”。赵孟頫“荣际五朝，名满四海。”④不论是元世祖，还是后来的仁宗皇帝对他都恩宠有加。他以“布衣”⑤身分招贤初至大都，丰神潇洒，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博得元世祖好感，被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在仁宗朝，五年之中，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经四次擢升，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被遇五朝，官居一品”的地位，使得他的书法艺术很容易成为时尚。正如孙退谷所说，子昂书风骨内含，神采外溢，书家倾国也。因而，赵孟頫的书法不仅得到书法家的仰慕，追随者众多，异国僧侣也对他的书法非常喜爱，《元史•赵孟頫传》中就有“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记载。⑥其影响之大，一直推及明朝前期。书法艺术发展的现实要求“重视传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每当沧桑变易、文化失范之际，人们总是从古代的启示中找出匡救时弊的灵方。孔子克已复礼、庄子离形去知、唐宋古文运动、乃至米芾赋予绘画的‘古意’的命题，他们所致力的本体虽异，却出于同一机杼。”⑦赵孟頫在书法艺术上倡导“复古”的出发点亦复如是。书法艺术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最高体现的晋代书法奠定了“尚韵”的审美标准。这一审美标准经南朝至隋，已成为书坛主要的审美趋向，而经隋末唐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继承和弘扬，又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以帝王的身份，极力推崇和倡导宗法王羲之，“尚韵”的审美标准，业已成为唐代学书者人人必尊的审美价值取向。“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⑧经济的空前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个时代充满了生机信心、豪迈气概和昂扬的时代精神。文人士夫充分挥发创造精神，“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⑨书法艺术也得以在“二王”审美传统之下，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由于唐太宗的喜好和推崇，加之书法业已成为“铨选士人的重要标准之一”，文人士夫无不染指翰墨。他们深入“二王”的法度，又出“二王”之外，以“二王”“尚韵”审美情趣为基石，从而形成了神采与形质的高度统一的新的审美趋向。唐代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发展高峰之后的又一发展高峰。张旭、怀素继承王献之开创的浪漫主义书风，把草书推向了抒情写意、纵情狂放的极致，一气呵成、奔放流畅，“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⑩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人法度谨严的楷书，使唐法成熟备至。谨严书风发展至晚唐五代，越来越拘谨少生气，书法艺术发展呈下坡之势，独有杨凝式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扬起了浪漫主义风帆。宋代初期的书风承继晚唐五代的浪漫主义余绪。而宋中期，通过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诸家的努力，形成“尚意”书风高潮。他们以畅意、达情为主，又融入超逸的禅宗精神，以表现人格精神的“言志”和“怡情悦性”，把“二王”“尚韵”及唐人法则融于意境的营造之中。“一种美学风范的形成，常常是既有其历史贡献，又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缺陷。”○南宋书坛，“尚意”也走向了纵情随意的极端，浮燥之气盛行。这是一个缺乏创造的时代，由于理学的大肆泛滥和被尊为一统，理学家的“普遍重视身心性命之道。而轻视艺术的创造，轻视情感。”○因而，向来被认为这是一个无名家只有名迹的时代。诸多书家竞相效仿苏、黄、米诸前贤，遗失个性，而再现也陷入机械模仿，缺乏生气。纵有极个别的书家有些许新创意，却也如萤火一般。至元朝，僵化承袭的书风已呈积重难返之势，变革势在必行。自南宋、金朝始，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书法艺术所呈现的末端流弊竞相诟病，并往往引晋唐为法鉴。赵孟頫批评“近世”，倡导“复古”，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结果。忧郁的性格、矛盾的人生赵孟頫，是宋太祖之子赵德芳的十一世孙，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四世祖崇宪靖王赵伯圭受赐第湖州，于是成为湖州吴兴人。赵孟頫十二岁时，父亲赵与 离开人世。○生母丘夫人激励他发愤读书，并告诫他：“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 成人。”○赵孟頫性聪慧颖悟，刻苦励学，因此所学日进，声闻渐溢。十四岁，因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选法，调真州司户参军。○戴表元序子昂诗文集云：“子昂才极高，气爽。未弱冠，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赵孟頫23岁时，宋朝灭亡，其母又告诫他：“天下既定，朝廷必偃武修文，汝非多读书，何以自异齐民？”○于是，赵孟頫于学更加精勤刻苦，期望有所成，以图进取。俟到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十一月，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遣“搜访江南遗佚。”据余辉《赵孟頫的仕元心态及个性心理》一文（载《赵孟頫研究论文集》）论述，自南宋灭亡的1279年到赵孟頫应召仕元的1286年之中，在江南他先后遇到六次北上仕元的机会。前五次，因为自身阅历，搜访者的身份、地位等等诸种条件的不成熟，他均放弃了。而这第六次，他适时抓住机遇，并在被召的二十四人中“居首选”，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当此之时，赵孟頫年三十四，才气英迈，踌躇满志。他在《初至都下即事》一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初到都城的感受“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大有一展鸿图的气概。初到元都的赵孟頫意气奋发，以后的仕元岁月，却使他内心倍尝凄苦与郁闷。他毕竟是个地位低下的“南人”，再加上他赵宗室这个特定的身份，不能不时时被人猜忌，常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复不得不处处谨慎行事。赵孟頫仕途沉浮三十余年，虽“荣际五朝”，实际上，五朝之中，却只有招纳他入朝的元世祖和后来提倡儒学的仁宗皇帝对他赏识提拨。特别是仁宗皇帝，把他比之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文人世所难得，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与古人何异。”○赵孟頫也因此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而“官居一品”。但当朝者所赏识的不过是他的词章翰墨，而非他的政治经济才干。仁宗皇帝与近臣论及赵孟頫时评其曰：苗裔一也，资表二也，博学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辞古雅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释老七也。○仁宗对他礼貌有加，但始终把他当作文学侍从看待，没有让他参与任何政务。○只用他的“博雅渊深之学”，来“荣饰太平之美”。○元世祖提拨他也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此作为安抚南人的一种手段。他的那首著名的《罪出》正是他仕元宦途的真切感受的流露：QUOTE: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拢缺拜扫。悉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诗句间无处不流溢着悲怆、凄凉、郁闷和感伤。赵孟頫以故宋元孙仕元，荣耀在外而郁闷在胸。一方面，他受家传儒学观念的束缚，无法舍弃仕宦之途而丢弃理想，尽管仕途并非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改变出身，不得不常常受人猜忌、排挤。他只有远离朝廷，外放为官，过着半仕半隐，优游书画的生活。这不得已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忧郁和苦闷减少一丝一毫。“身寄庙堂之高，与梦萦江海之远相共济的依违心境”时刻左右着他。因而，只有以巨大的热情投注于自己热爱的书画艺术，从中不仅可以渲泻自己的情感，而且为自己寻找到一块慰藉心灵的净土。书画艺术对他来说，虽为余业却有着专业人士无法比拟的热情和建树，“其涵泳之广，沉潜之深，皆为历史所罕见。”实际上，书画艺术成为他毕其一生的唯一建树。赵孟頫晚年所作《自警》一诗，为最好的说明。回顾平生，不胜感慨。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两宋以来，吴兴一带文化颇为发达。宋末元初，这里集中了一批文人书画家。他们“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名教之中”，构成了一个势力极强的文化圈，在宋末元初则象征着高尚节操。身为“吴兴八俊”之一的赵孟頫本是其中颇受瞩目的佼佼者。他半仕半隐，优游书画，正是他不愿丢弃与这些南宋遗民的交游而失失去江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表现。不管他在乎多少，顾虑多少，他以大宋皇室后裔仕元已使他失去了许多。张雨在题赵孟頫画兰诗中说：“盈盈叶上露，似欲向人啼。”虞堪也有诗云：“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胜辋川。两岸青山江树下，岂无一亩种瓜田？”嘲讽他不安寒素。赵孟頫的诗友戴表元的“虚名何用等灰尘，不如世上蓬蒿人”的诗句，也不乏劝勉之意。而赵孟頫除却举荐江南文人入朝外也只有寄情书画、诗文，以期在文化、意趣上与他们沟通。特殊的身世，有惊无险但颇为周折的仕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的心态，使赵孟頫形成了忧郁的个性心理。在家族中，赵孟頫有八个兄弟，另外还有姐妹十四人。他排第七，又为偏房丘夫人所生。在这样的封建大家庭中，既非长子，又系庶出，其家庭地位可想而知。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势必养成处事谨小慎微、言行内敛。《元史•赵孟頫传》中说，“公性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无异布衣时。”咸淳元年（1265年），赵孟頫父亲病故，这一年他十二岁，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尝受了死别的苦痛。风雨飘摇的宋家王朝的覆灭，又使风华正茂的赵孟頫饮痛江南。次年，父墓被盗；不久，生母辞世，这使他一次又一次的遭受精神打击。正值性格、精神形成发育期，却遭际如此之多的精神重创，其心理发育是很难健全的。从小陪伴和教育他的是母亲，这使他直接感染的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中母性处世的隐讳柔顺，而最最缺乏的是来自父辈的阳刚之气。在他复杂的个性心理中，最突出的是阴柔特性的多愁善感和抑郁惆怅。尽管他的诗文中，时常显露出洒脱不羁的浪漫情调，但却掩饰不住他的本质性格。《赵孟頫集》所收诗文里充满了“愁”、“忧”、“伤”、“苦”、“怜”等等表现忧愁苦雨的心理状态的描状语汇。如“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罪出》）”；“山深多悲风，日暮愁我心。玄云降寒雨，松柏自哀吟（《古风十首》）”等等。赵孟頫忧郁隐讳的个性心理不仅影响和规范了他的书画艺术风格，而且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亦官亦隐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矛盾人生忧郁惆怅的个性心理，需要一个支撑点来平衡。这个支撑点除了精神上的笃信佛教之外，就是他优游一生的书画艺术。寻求内心的平衡，使他自然崇尚平和冲淡、超逸而又玄远绝尘的魏晋风度，以寄托他飘泊失衡的心态。“尚韵”的晋人书风，成了他理想的情感归宿，心迹渲泻的家园。他的书法宗法魏晋，陈敬宗评其曰“飘然有出尘之想”。批评“近世”，提倡“复古”也就在赵孟頫的理论和实践中被发扬光大。注释：----------------------------------------------------○○○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赵孟頫研究论文集》卢辅圣《寻求新规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画史从书》本○《松雪斋集》外集 《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范文斓《中国通史简编》○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赵孟頫自撰《先侍郎纤表》○《松雪斋文集》杨载《赵公行状》○○《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赵孟頫研究论文集》冼玉清《元赵松雪之书画》○《赵孟頫研究论文集》陈高华《赵孟頫仕途生涯》○《松雪斋集》附录《谥文》参考书目：----------------------------------------------------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范文斓《中国通史简编》上海书画出版社《赵孟頫研究论文集》赵雍编《松雪斋文集》《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元史》卷四——卷三十八（本纪第四——第二十八）、《世祖本纪》、《成宗本纪》、《武宗本纪》、《仁宗本纪》、《英宗本纪》浙江古籍出版社《赵孟頫集》李泽厚《美的历程》

赵孟頫（fǔ）所处时代：宋末元初。绘画特点：       一是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二是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       三是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       四是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       五是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       六是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       七是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       八是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赵孟頫（1254年—1322年7月29日），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赵孟頫，中国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其诗书画皆冠绝有元一代。然而，人们对赵孟頫却有着太多的争议，只是因为他以赵宋王孙的身份出而仕元，而这一事实给他的人格涂上了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其书法亦因此而成“奴书”、“俗书”、“软媚无骨”。这一“污点”给赵孟頫这位落魄王孙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永恒的悲剧色彩，成为他永生解不开的愁结，亦是数百年来人们争议的焦点。今天，我们试图透过漫长时空的重重烟雾，给赵孟頫出仕找到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透视其出仕后的特殊心态，以洗去其清白纯正人格上的尘垢，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人格。关键词:赵孟頫 仕元 人格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頫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柯思九曾语：“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同时，他也是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以赵孟頫之名字为水星上的环形山命名，更令他成为一位世界知晓的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斌，他的诗历来有“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在当时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中，他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因其以宋室之亲仕元之举，许多人对他的人格颇多微词。“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甚至“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书说家傅山贬斥赵无骨气无品行的一段议论，则使人们对赵人格印象愈加牢固。傅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欲乱真。此无它，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匪人游，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此后，书论家为论证人格即书格，不加分析，不厌其烦地屡屡以赵为例，从而使一代大家赵孟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有甚者，今存明初瞿佑《归田诗话》里之无名和尚题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更为快捷，诗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赵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又元人虞堪《题赵子昂苕溪图》亦批评道：“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1]显然也是说赵孟頫未能像东陵候召平那样宁愿种瓜为生也不愿意出仕新朝的气节。但当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赵孟頫仕元并非是“失节”这样一个词语的含义就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多种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赵孟頫仕元这一行为。其一是谋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赵孟頫仕元之前，蒙古族骠悍的铁蹄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于1279年恭帝降元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吴兴的赵也从贵族论为平民，他幼年丧父，由其母邱氏拉扯长大。邱氏系偏房，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家境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来源除官俸外，难以有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其它经济收入。因而家境日益败落，生活举步维艰。“何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2]我相信，这是赵氏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仕元经济上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因父荫补官”。[3]应该说在初涉人生的赵孟頫面前铺展着一条风正帆悬般的坦途。然而好景不长，蒙古铁蹄终于踏碎了大宋的山河，随即亦轰毁了赵一切美好的理想。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侵染，不难想象，儒家积极入世企图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赵孟頫思想的主流。宋亡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家居，益自力于学”。[4]闲居吴兴以读书画乐自娱毕竟是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退路，赵孟頫并不欣赏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时时萦绕在年轻赵孟頫心中的仍然是寻找人生的出路。作为元一代“经济文章冠一时”的赵孟頫，不仅仅是穿衣吃饭的常人，而且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且又有济苍生权天下的大本领的国家栋梁。可是出路在哪里呢？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5]“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6]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古的境地中赵内心的苦闷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顾瞻靡所骋，忧心 如捣”；[7]“如何当秋夕，怆 令人悲；”[8]“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9]秋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啊。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春思》[10]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赵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机会终于来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奉诏受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成了受圣宠眷顾的二十四名士人之第一人。应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机遇面前，我相信，很少人会无动于衷。对于赵，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出仕。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氏在《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菜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既然“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那么赵的出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此时科举考试已废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对赵孟頫这位“贰臣”求全责备。当然，他可以仿效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四世纪的田元诗人陶潜，也可象当时的郑思肖、龚开、钱选等画家隐而不仕。然而，一个在闲居的苦闷与忧愁中挣扎了多年、心怀鸿鹄之志，欲有作为的青年，难道应该抱残守缺，为那个悲剧的时代殉葬吗？正如黄时鉴先生在其《元朝史话》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赵孟頫认为，求志与达道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礼贤下土可以有一代英王之称的元世祖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才决心出任。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他按照传统文人借物喻怀的做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志向：“青春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对此，黄时鉴先生曾很中肯地评价道：“这似乎符合了程颐的一个思想：‘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观其乱而不救？！’其三是对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可。对于南宋的灭亡，赵孟頫内心是悲伤的。他有一首《岳鄂王墓》诗，其中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比曲，水先山色不胜”胜等句。在这首诗里赵孟頫对“南渡君臣轻社稷”的谴责，对“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同情，对“英雄已死”的嗟叹，最后归结为“莫向西湖比曲，水光山色不胜悲”。的确，当时的南宋王朝是一个彻尾的卖国政府。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与权相秦桧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金人称臣纳贡，打击主战派。并居然应金要求，杀害抗金岳飞等爱国将领。南宋灭亡后，亡国皇帝赵显和状元宰相留梦炎居然奉元朝统治者之命，先后去劝降身陷囹圄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即便从儒家正统观念来看，南宋王朝这样一个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卖国政府，其灭亡是注定的，同时，也是理应为人民所抛弃的。与此相反，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展文化交流，曾接待和结交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侨居中国十六年，数度奉世社祖之命巡视各地，还在扬州做过官。他聘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创建了元朝大帝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实现了包括西藏、云南在内的中国的空前统一。就在此时此刻，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以减轻常年的战争破坏，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12]的理论为指导，毅然跨越民族轸域而为新兴的蒙古王朝服务。正是在这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王服、祭令等，几乎被元朝统治者陆续作为一代国制继承下来。宋儒构建的理学也在元代得以继承发展。孔子曾经指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3]赵孟頫仁元时间为1286年，距南宋灭亡为七载春秋。这段时间，由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在蒙古王朝灭亡南宋王朝的最后阶段，赵孟頫年方二十五岁，一直居住吴兴老家刻苦攻读。以赵孟頫的眼力，不难看出，蒙古入主中原一统江山已大局既定，欲实现自己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也只有通过仕元这个渠道了。南宋的灭亡，作为一介书生的赵孟頫不可能负任何责任，赵孟頫不可能去为其殉葬和守节。对于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于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同是赵孟頫出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其四是元朝统治者对赵的极度重视，三请赵孟頫。随着元朝的统一，国势稳定，忽必烈在治理国家中，渐渐认识到团结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雇佣江南士人的重要性。赵孟頫在吴兴“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14]逐渐成为学问才气出类拔萃的“吴兴八俊”之一。因其声誉，便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夹谷之奇所激赏。他出任吏部尚书后，力荐赵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宫，被赵拒绝，这是一请；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初下江南时，便遇到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赵表明稳居之意，程在感动之下释放了赵，这是二请；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元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已是个事实，江南遗民的抵抗早已被镇压下去，时局相对稳定。行台治书待御史程钜夫，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遗，赴江南“搜放遗逸”，得二十四人，赵居首选 。此次江南之行，《元史·程钜夫传》有载：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 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从这段记载可见，忽必烈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不光用汉字书写诏书，而且对被诏征人员皆许以官职。后来元朝招聘隐居福建的谢枋得，谢再三不从而置强行押送大都，后终于被害便是例子。如果赵也再三拒绝，其结果会如何呢？元朝如此尊重他，他没法不从也没有再拒绝这次出任机会。次年春，入大都（现北京），忽必烈一见喜之，“以为神仙中人”，[15]不顾下属反对，使赵坐于右丞叶公之上。其五是当时的大气候影响了赵孟頫。与赵孟頫仕元同时或较之稍早或更早的一批儒生，如叶李、许衡、姚枢、窦默等许多人，都慨然以道首任。叶李在南宋有大节，其率领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力攻奸臣贾似道之事，曾震动天下。然在忽必烈的再三征招之下，亦把向拜日：“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16]而在许衡等一派儒生看来，只有积极地出来影响统治者，才可以使儒家的道继续流行，否则，在蒙古游牧贵族旧俗支配下，中原封建文明将会面临断绝的危机。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唯一选择。或许，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赵享尽“被遇王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17]之殊荣，而忽略了这殊荣背后赵氏内心的隐痛与苦衷。这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压力，其侄与之绝交，其长辈友人著名画家钱选也对他深为不满；另一方面赵亦有感于自己背弃了家世之重托，因而在其诗作中屡屡流露出懊悔、愧疚和由此而引发的更为深沉浓烈的悲伤，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罪出》。美国学者李铸晋先生指出：“在他（赵孟頫）著作中，有不少的诗都表现出他既感懊悔，亦觉良心有愧。最明显的一首诗，题为《罪出》”。[18]中国文学史家指出：“由于他（赵孟頫）以宋王孙仕元为显官，颇为当时遗民所轻，他侄子也因这件事和他断绝了来往，蒙古贵族中也经常有一些人反对，因而心情比较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如《罪出》”[19]赵孟頫所作《罪出》一诗全文如下：[20]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在，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爱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自断南支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不言而喻，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自悔和悲伤的泪。过去没有出仕时，他被视作“远志”，是“飞来飞去有自由”的“水上鸥”；出仕新朝后被目为卑贱的“小草”，成为身心俱遭束缚的“笼中鸟”。这些简单的道理古已有之，可为什么自己见识不早呢？面对苍天，赵孟頫不禁痛笑失声。其晚年所作的《自警》一诗说得更加沉重：“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此诗作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正是大受优遇之时。《元史》本传称：“三年，拜翰林学士水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官居从一品，且帝眷之甚厚”，诗人此际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对一生行事作了深沉的忏悔。赵的一生委实活得不轻松，平步青云、高官厚禄，这只是赵的生命形式的愉悦，而其生命内涵又是何等艰难，何等苦涩！在这里，我们实在有理由为赵孟頫感到困惑与不平——出仕，平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激励年轻的赵孟頫所作的选择，而恰恰他的这一行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屡屡被人指责。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到的唯一的出路。出仕后赵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一切。但一旦出仕，在长期的官场体验中，赵孟頫发现了事实的真切，烦恼随之再生。无论怎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氏的人格是清白的，以“操履纯正”来评价其人格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注释：[1] 都穆《南濠诗话》[2]《罪出》[3]《元史·赵孟頫传》[4]《元史·赵孟頫传》[5]《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四[6]《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七[7]《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九[8]《松雪斋文集》之《咏怀六存》之一[9]《松雪斋文》之《赠道隆上人》[10]《松雪斋文集》之《春思》[11]《孟子·尽心》[12]《孟子·滕文公》[13]《论语·泰伯》[14]《松雪斋集·松公行状》[15]《松雪斋集·赵公行状》[16]《元史·叶李传》[17]杨载《赵孟頫行状》[18]李铸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1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20]《松雪斋集·卷二》[21]《元史·赵孟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