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模板,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
人文 社会 科学 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 问题 。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 自然 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 方法 、 内容 、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 政治 对学术的 影响 ,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计划和学术的关系
中国 的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包括具体的项目计划到整体的长远规划,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计划往往距学术较远,而距政治或现实需要较近。官方所关切的,学术界不一定关切;学术界关切的,官方却不一定重视;而以官方为主体制定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计划或规划,虽然是学术界要“项目”的对象,却往往不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看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这种毛病一目了然)。学术界对计划有一种“非学术”的或“官方”的感觉,由此而导致了一种现象:许多计划和规划中的重大内容,学术界不觉其重大;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的 研究 课题,又与计划和规划无缘。
计划之所以距学术较远,在于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官方的政策。在计划的制定中,虽然也有专家参与,但是,参与的专家往往是有选择的。坐“冷板凳”的专家一般都进入不了制定计划的圈子,即使他们有制定计划的建议权,其建议也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而学术上的创新,多数是“冷板凳”专家的事情。另外,参与制定计划的专家,一般都是“权威”级人物,而学术权威(即使是胸襟十分开阔的权威),由于长期的学科浸淫,会不自觉地畛域自封,对计划制定造成相应影响。各种学术计划和规划的偏差,往往与此有关。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管理的本质在于规范。创新往往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如果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它的学术意义就已经在消隐,而社会意义在凸显。计划和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对于创新往往不予支持,这是造成计划与学术脱节的一个内在因素。
计划的制定如何能够与学术进展合拍,值得探讨。在学术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十分多见。即使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这种现象亦非例外。美国自发形成的硅谷红红火火,而日本政府规划的筑波 科技 城则冷冷清清,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各级各类社科规划的制定,应该汲取这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项目和成果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存在着项目与成果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重视项目,而这种重视,也存在一定问题。正如一个学者所言:对项目的评价,就像一个对刚刚怀孕的妇女评判她是否能生出一个天才一样难。
项目往往是“官方”的,主旋律的,因而,项目的成果,在官方的支持下,部头大,印制好,加上足够的宣传,往往规模宏大,先声夺人。但问题在于,项目成果的本身,有许多只能根据“官方口径”,政策含量偏大,学术含量不足,外表的辉煌下面是思想的贫乏,学术界也对这种项目成果并不十分看重。
真正在学术上有影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成果,却往往进不了所谓的项目,从研究到出成果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功成名就”的学者,可以进入项目,也可以结合项目的完成,出一些高质量、有品位的成果。但是,那些开拓性极强、极富新意的课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要进入官方的项目则更为困难,只有已经获得了突破,取得了“圈内”的承认,才有可能立项。而一旦取得“圈内”的承认,其学术思想的最辉煌部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以后的项目,则属于“锦上添花”性质而非“雪中送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中的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项目。在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出一些平庸之作完成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则又为主持人争取新的项目奠定了基础,以后争取项目更为有利,形成项目成果学术质量锐降的恶性循环。
三、大和小的关系
受 自然 科学 重大发现推动整个科学体系 发展 的 影响 ,人文 社会 科学 研究 也强调重大课题的研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什么才算重大?这个 问题 也值得探讨。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思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只不过是给一个妓女作传,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目,根本算不上“重大课题”;甚至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能否进入我们的所谓“重大课题”也有问题;考古学界推崇的夏鼐先生,用来否定“ 中国 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几块陶片,而这些陶片在出土时,丝毫也没有“重大发现”的迹象。类似于这种小课题做出了大文章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比比皆是。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研究 方法 往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小题目做出大文章。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取的年代,是一个毫不起眼、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年代;所取的史料,无非是一些宫廷和官场的琐事,鸡零狗碎。但是,作者却从这种“小”里面发掘出了“大”,写出了明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鲁迅的《一件小事》,写出了散文名篇,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阿q,写出了中国 现代 小说史上最典型的人物。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几乎都是零零散散的小事,却写出了学术阐释的新境界。就连马克思具有划 时代 意义的 经济 学研究,也是从最简单、最一般的商品交换入手的。因此,对于“大”和“小”的关系,我们亦应重新审视。
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学术识见和功力。功力不够,识见不广,缺乏学术上的深邃和敏锐,“大课题”也做不出好文章,相反,“小课题”却能出大成果。从管理的角度言,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大小观”予以调整,不再过份强调“题目”的重大,而是注重“成果”的重大,使管理行为真正起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
四、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大体上,管理部门往往比较强调集体攻关,主张集中力量进行重大项目的研究,而个人研究一般得不到必要的重视。问题在于,是不是集体攻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管 理学 家西蒙,把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中,一般都能排除价值因素,只关注事实因素,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难排除价值因素。即使如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 历史 学、宗教学以及官僚组织 理论 研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偏好。笔者认为,在能够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在不能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个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众所周知,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事实的认定上比较容易,而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价值的认定上则极为困难。人文社会科学的集体项目之所以难以组织,学术观点上之所以难以统一,除了学术以外的原因外,往往产生在价值判断的不同上。一个集中了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公文,但却肯定不能写出很漂亮的小说或散文,其原因就在这里。在价值因素远远超过事实因素的人文学科,提倡集体攻关,充其量只能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味道极浓,顶多只是教材一类的成果,而在以事实因素为主的部分社会科学(如采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则可以形成较为重大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门类、不同课题予以区别对待。
笔者以为,在文史类学科不宜片面强调集体攻关(除非是编写教材),而应当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有那种确实是因为学术见解、研究思路极为靠近,完全是出于学术原因走到一起的课题,才可适当组织集体研究。即使是在集体研究中,各人的思想脉络也应明确清晰。一般情况下,“拉郎配”式的集体项目,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在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部分社科类学科,则可适当提倡集体攻关,但由于其依然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其作用,仍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研究方式。根据不同的学科性质和课题类型,恰当鼓励个人研究,是人文社科管理工作改革的一个思路。
五、 研究 和宣传的关系
人文 社会 科学 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评价依据什么,这也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 ,主要盛行两种做法:一是看杂志或出版社等级,二是看书评、索引、摘引和转载。除此之外,报刊的宣传介绍以及获奖情况,也对评价有着重要 影响 。如果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评价,主要适用于宣传,而不适用于研究。
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确实和论文著作的质量有关联,一般来说,高层次的杂志(如所谓权威杂志、核心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数质量较高,高水平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的著作,多为上乘之作。但是,普通杂志和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东西,也不乏学术上的创见。特别是因为高层次出版机构的规范性要求,一些非常活跃的创见,往往受到限制。例如,前些年的《读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可能不比《 中国 社会科学》差,但在杂志排名中,《读书》却上不了“档次”。科研管理中按杂志和出版社等级的排名,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与学术见解无关,对于推进学术思想的 发展 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
好的书评,确实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依据。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书评宣传因素过多,真正属于学术性的书评十分少见。摘引和转载,确实也能起到学术促进作用,但不可一概而论,如《新华文摘》的转载,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是,无可否认,《新华文摘》的转载,其指导思想是把 政治 放在第一位的,学术只能屈居第二。我们不必要、也毋需要改变《新华文摘》的办刊方针,它本来就不是为学术评价而是为现实政治办的刊物。因此,参照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 艺术 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建立一个我国人文社科的学术性检索系统,有可能给我国人文社科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基础。
至于报刊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媒体炒作性质,学术评价不仅不能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防止其对学术评价的误导。北京老山汉墓的报道,就是这种媒体炒作的明显一例。而社科成果的获奖则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比较规范的奖励,具有较重要的学术评价性质,有些评奖则五花八门,其目的往往不是学术性的。
从总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依据,目前的明显偏差是宣传性居多,学术性偏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管理,涉及到多种因素,较为复杂。但是,如果不解决一些基本的认识 问题 ,就有可能导致管理的偏差乃至失误,甚至会使人文社科研究出现部头越大、水分越多,外表越精美、质量越低下,炒作越厉害、 内容 越贫乏的现象,产生出更多的"学术垃圾"。
当然,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很难达到一个理想模式,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弊端也不现实。不过,有关方面应当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以调整管理思路,尽可能地消除过大的偏差。譬如,在计划的制定和项目的设计上,可以用宏观方向的确定取代具体课题的确定,在成果的评价上,少一点政治因素而多一点学术因素。西蒙在管 理学 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最优型决策和满意型决策的区分,认为最优型决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无法达到,而现实中的决策都是满意型的,即能够满足最低需求以上、可以接受或可以容忍的。人文社科研究管理,也应该尽可能达到西蒙所说的"满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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