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主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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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对比，比如论唐宋几次变法的异同，从内部原因外部意义等方面分析。如果还嫌大，就直接论大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统治异同，从性质、意义、机构，都进行了哪些统治人民的手段，哪些好处，哪些坏处等等。如果嫌旧，那就可以分析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三个代表和中国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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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3]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罗马)塔西陀.罗马帝国编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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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观后感 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创造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据我所知，柳条湖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日本人想侵略中国，想出了一个诡计，日本人准备了好多的炸药，放到南满铁路一段路轨上，等到时机一来，立即引爆。然后日本人还摆放了三具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给中国军队，由此为借口来进攻。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日本人的可恶，没有人性的强奸，让我的眼泪从我的眼角落了下来，心里充满了恨和悲伤，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我在想:要不是那时的中国不算富强，才被日本人欺负，他们惨无人道，连妇女小孩子都不放过，更别提刚出生的婴儿了。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我们苦难的历史。但并不是要我们去复仇，我们应以史为鉴，不要再重蹈覆辙。以历史为自己的激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担负起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最好的。勿忘国耻，我们不要把时间与力量消耗到仇恨上。 “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求点赞哇！！！！！作者:陶有成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0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而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耻，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流血付出。”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落后就要挨打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相视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9.18”这个国耻的日子也同时提醒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国家和民族振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曾经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自1840年以来的屡次屈辱之后，无数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这一目标。但是，每当外敌入侵之时，也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最脆弱之时，各自称王，各霸一方，内部矛盾重重，这也给别人入侵创造了条件。由此观之，实现民族复兴，如果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是一句空话。“9.18”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个日子你记住了吗？可是，记住了又能怎么样？笔者以为，不仅仅是记住，每一个中国人要的是从自己做起，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了些什么？还打算怎么做？你最起码是一个爱国者，然后，你是一个建设者。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民族，为她添砖加瓦。国家统一强大，民族团结兴旺，看天下谁能敌？国耻象大山一样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压得几亿人民透不过气来，也在我们这些少年人心灵里灌注了铅一样沉重的忧愁和哀伤，中国，我们古老的中国，生我养我的中国，地大物博却遭人欺凌宰割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挣断身上的屈辱锁链，铁骨铮铮地站起来啊！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蹂躏祖国的胸脯，其中有几年在上海这个“国中之国”中，也看到英国，美国士兵耀武扬威地走在马路上，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上任意来去……只有尝尽失去自由和被压迫的滋味，才能深切地懂得“勿忘国耻”这四个字的含义。现在，每当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就会联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句古训。多少年风雨沧桑，河山巨变，我们的祖国早已摆脱了屈辱和苦难。然而，我们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发面还处在落后地位，落后是现实，安于落后就是可耻了神州大地的一些角落里，权欲观念，愚昧思想，腐败堕落作风，惟利是图，崇洋媚外……种种可鄙的现象，更使正直的人感到可耻。也许这些可以算作新的“国耻”吧，这些有损国格，有损中华民族形象的“国耻”，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日照第二实验中学初三：臧璐衡第2篇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500字1937年8月28日，上海火车南站和往常一样，许多乘客在候车室等候列车。这时，日本侵略军向车站投下了无数颗炸弹，顿时，火车站变成了废虚，天桥断裂了，铁轨扭曲了，残破的房屋，满地的砖瓦碎片，一片狼籍。这时，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哭喊声，他的父母和亲人都在“轰隆”的一声中，被炸弹夺去了生命。现在他已成了孤儿，今后的命运和生活不可想象。也许在那战乱年代，不会有人理他，他将流浪街头，甚至濒临死亡，再没有机会为死去的父母报仇雪恨。也许他会遇到好心人，把他抱回家，养育他长大。无论他的生活怎样，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杀害我同胞3500多万人。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罪恶滔天，像这样的画面不计其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在大屠杀中奋起抗争的我们民族的脊梁。一位女作家说得好：“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大屠杀。”列宁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判。”让我们把警世的大钟撞得更响更响吧，让钟声时时唤起我们的民族精神，激励着青少年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让钟声飘洋过海，振聋发耳，以史为鉴，呼唤和平，邪恶必败，正义必胜。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被侵略、被杀戮的悲剧重演！第3篇 勿忘历史！勿忘国耻！350字朋友们！2010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3周年纪念日！73年过去了，斯人相继远去，南京大屠杀的人和事会否变得模糊不清？历史不能消逝，让我们用互联网的力量筑起、留存一座最鲜活的记忆之城。朋友们，无论你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是从教科书、父辈口述、网上文章等认知南京大屠杀的后来者，请上传你的“记忆”，为我们建造的“记忆之城”灌注钢筋水泥。请大家不要忘记历史，唤醒我们的记忆，勿忘历史！勿忘国耻！虽然那场惨剧已过去了七十年，但我们心灵深处的那道伤却是如此的难以愈合。我们应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让我们的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让野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望而生畏，让我们成为扞卫世界和平的坚定的有力的力量！！愿我们的生活能永远祥和、美满、幸福，愿我们能永远远离灾难与不幸！！第4篇 不忘历史牢记国耻800字随着21世纪全人类的进步，我们的祖国也在迅速的走向繁荣昌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祖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所经受的耻辱。1937年7月7日，随着在北平城外卢沟桥上的一声炮响，全面抗战拉开了帷幕。全国人民在朱德司令和彭德怀副司令的带领下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更不能忘记为了抗日而作出伟大牺牲的人。在抗战期间，有大快人心的平型关战役、松沪会战以及武汉会战，也有让人悲痛欲绝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中国以来所犯下的巨大罪恶。日本的两个司令官进入南京城竟然开始了杀人比赛！在这场屠杀中，我国20多万同胞葬身在魔鬼的手中，日本鬼子真是连畜生都不如。还有令人可歌可泣的血战台儿庄。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4月，虽说是赢了，但是那惨不忍睹的场面至今还在我眼前浮现：尸体从地上一直堆上了城墙，被鬼子砍过的头颅悬挂在树杆上。从战斗中存活下来的，不是被炸掉了胳膊，就是被炸断了腿。有的战士断了手指头，有的战士被炸伤了脑袋成了植物人，有的战士竟然身绑炸药跟敌人的步兵车同归于尽。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共死亡两万多人，但那些维护民族尊严的战士的英勇气概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也成了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一幕。我们可爱的祖国为什么会遭受到这巨大的耻辱呢？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当时不强盛。自清末以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很弱小。今天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神六成功上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再也不会受到凌辱。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一定要不忘历史，牢记国耻，要牢记在八年抗战中体现出的民族自强不息精神，英勇到底顽强拼搏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运用到我们的学习当中，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把祖国建设得更强盛，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5篇 勿忘历史,勿忘责任—庆十一国庆演讲稿650字勿忘历史,勿忘责任—庆十一国庆演讲稿勿忘历史,勿忘责任——庆十一国庆演讲稿忘不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忘不了明天我们肩上的重任.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旖旎奇妙的自然风光.白雪皑皑,高插云霄的珠穆朗玛峰;碧波荡漾,神奇秀丽的漓江山水;驼铃叮当,黄沙似海的漠北塞外;河网纵横,青翠如染的江南平原……这些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幸和灾难都降临到了她的头上.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锦绣河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竟挂在中国的土地上.解放后,"左倾"错误,十年浩劫等又严重的阻碍了祖国的发展,然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我们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火热的中国心,我们的血管里,澎湃的是一腔沸腾的华夏血,我们怀着对祖国深沉的爱,英勇奋斗.今天,在广阔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演绎着一幅幅动人心魄的辉煌画卷.我们年轻的一代,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自豪,为祖国的绚丽前景而兴奋,我们不会沉缅于过去,不会迷醉于幻想.我们热爱今天.今天,我们努力奋斗,我们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是的,我的祖国还不甚富强还缺少一些宁静还缺少一些鲜花但,明天属于她希望属于她幸福和胜利更属于她——这是诗人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心声,是每一个跳动着火热的中国心的人对祖国的理解和信心,我们懂得了昨天,就会无比的珍惜今天,我们把握住了今天,就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这是时代的使命,这是中华儿女神圣的职责!勿忘历史,勿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