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楚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楚辞的渊源

摘要：楚国的地方文化、北方的《诗经》、先秦诸子散文分别影响和促使了楚辞的产生，楚辞是中原文化和楚国的地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创新发展过程，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的浪漫主义创作的典范。

关键词：楚辞;楚国民歌;巫歌乐舞;诗经;诸子散文;渊源

在中国文学史上，“楚辞”这名称，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的诗体，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二十几篇;二是指骚体类文章总集名，是由西汉刘向集辑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

宋代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淬’、‘蹇’、‘纷’、‘宅傺 ’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礼、修门、下药者，楚地也;兰、苣、荃、药、蕙、若、草、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这一解释，使我们对楚辞的名称由来和特色更加明确。

简单地说，因为源于楚国，所以称为“楚辞”，它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到了战国末期，划时代的楚辞，以异军姿态，兴起于南方，这一新诗体的出现，使中国古典文学园地开放了异葩，永远闪耀着绚丽的色彩，扩散着馥郁的芳香。

楚辞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究其渊源，有多方面的影响和因素。探索起来，笔者认为大约有以下的渊源。

渊源之一，春秋时代楚国的民歌、诗歌及楚地传统的巫歌乐舞。

(一)楚辞首先是吸收了民间语言和民歌形式的一种诗歌体裁。楚国民歌便有直接孕育它的关系;而楚国春秋时代的诗歌，是出于楚国人的书面语和口语，在形式和音节上，都对楚辞有直接影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十五国风中却独无楚风，事实上并不是楚国没有诗歌，而是楚国的诗歌自有其特殊之处，是有别于从容朴素，形式整齐的北方诗歌的，也许就因为这点而不被采录吧!其实《汉广》、《江有记》等诗，亦收入了“二南”，只是未署“楚风”之名，可见楚地是早有诗歌流传的了。

楚国民歌来源古远，收入在《诗经》中的“二南”，都是土风歌谣，虽然不称楚风，实际就是楚地民歌。诗中有楚地楚物之名，有的篇章还是用了楚辞中常用的“兮”、“思”等楚语虚词。

此外，汉刘向撰的《说苑》[1]中，载有最古的两首楚诗：一首是《子文歌》,一首是《楚人歌》。《子文歌》是说楚国的令尹子文家族的一个族人犯了法，官厅来抓捕惩办，询知是子文的族人，便释放了他。子文知道了，就把这个族人送到

官厅来，并说：如果你不惩办我这个犯罪的族人，我就自杀。于是官厅就把这个族人处以极刑。国人知道了这桩事，都感动地说道：有子文这样公正的令尹，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便把这段故事编成歌曲传唱开来。歌词是：

子文之族，犯国法程。

延理释之，子文不听。

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楚人歌》是说楚庄王修筑层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大臣劝阻者皆被杀。这时有一个叫诸御己的农民，放下了耕具，跑去谏庄王，一席话就说服了他，庄王下令不再筑层台。于是国人欢喜地歌唱起来。歌词是：

无诸御己，讫无子乎?

《说苑・奉使篇》中还有一首翻译的《越人歌》。据说，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楚康王时代。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在盛会上，驾舟的人是越人，越人歌手对鄂君摇楫而歌：“滥兮扑草滥予昌弦泽予昌州州湛州昌乎秦皆胥缦予乎昭澶秦渝渗堤随何湖。”鄂君子皙听不懂唱些什么，于是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子皙被这真诚的歌声所感动，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

这首歌全文原有54字，用汉字记录下来只有32字。可见意译并非其本色全貌了。据语言学家研究，这首歌原词的语言可能与壮语有系族上的关联，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一首古老的壮歌[2]。

刘向撰的《新序》[3]中又有一首《徐人歌》。说是吴公子季札将聘于晋，路经徐国，顺道拜访徐君。徐君见季札所佩的宝剑，甚为喜爱，季札也察觉了，但出使他国，不能将所佩的宝剑立即送人，只在心里默许下回来时一定将它送给徐君。谁知返回时徐君已经死了。于是季札便将这剑挂在徐君坟旁的树上。徐国的人民大为季札的行为所感动，便唱起歌来。歌词是：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

脱千金之剑兮挂丘墓。

后于《徐人歌》约五十年，又出现了两首诗歌：一首是《接舆歌》(《论语・微子》[4])，是孔子乘车往楚国，楚王在路上迎其车而歌。歌词是：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拣，来者犹可追。

巳而，巳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另一首诗《孺子歌》(《孟子・离娄》[5])。也是孔子在楚国听见小孩子唱的歌。歌词是：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另外，在《左传・哀公十三年》[6]文中，又载有一首讽刺吴王夫差不能与士卒共饥渴，使申叔仪乞粮于鲁而作的《庚癸歌》。歌词是：

佩玉�兮，余无所系之。

美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以上所举的几首诗歌，形式和音节，都和楚辞很相近。

可以断定：这些诗歌都是楚辞的先河。

其中所举的《越人歌》、《接舆歌》、《孺子歌》这些民歌，句式有二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错杂参差，灵活多变;并多用“兮”字来加强音韵节奏，更与楚辞类似。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

特别是《越人歌》这一首民歌，更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在体裁上已与“楚辞”相似，很有特色。

诗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与《九歌・湘夫人》中的“沅有苣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从句式、语调上都能明显地看出两者的承传关系。

(二)楚国特有的民间习俗，传统的祭歌、巫舞，是产生楚辞的重要因素。

楚国地处江汉平原，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重庆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

虽然楚国的建国和开发不及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南方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楚国经济、文化发展很快。

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这样一个南方大国，虽然它在政治、文化上虽与中原地区有所交往，在文化上很大程度地一直保持有自己的传统，在诗歌、乐舞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楚国的风俗喜好以巫乐来祭祀鬼神，祭祀时则载歌载舞以娱神，所以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声。

这种祭神歌曲，蕴藏着许多优美生动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同时在一些寓于想象的悦耳动听的祭歌中，又塑造了许多荷彩衣、戴高冠而起舞的生动优美的人物形象，屈原在《天问》里，集中描绘了这些生动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优美动人的人物形象。

因此，楚国的民间风俗是哺育楚辞的`养料。

渊源之二，是《诗经》的影响。

(一)春秋时代，《诗经》由中原传到南方。

北方学者常到楚地游学，传播了中原文化;楚国人也爱读《诗经》，并能熟读运用。

每当谈话时，就和中原国家的人一样，随时引用《诗经》。

如《左传・文公十年》里，子舟引诗：“刚亦不吐，柔亦不菇”(《大雅・蒸民》)，“毋纵诡随，以谨周极”(《大雅・民劳》);《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孙叔引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小雅・六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楚��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 ，《左传・昭公三年》：

“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宇引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戍引诗：“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以上引诗的人，皆是楚国人，可见当时楚人学习《诗经》之勤，也可见《诗经》对楚人影响之深。

因此，我们用文化继承发展的观点可以推测，楚辞在形式上决不会是空穴来风，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诗经》的影响。

(二)楚辞中最常见的一个“兮”字和一些篇章里句末用的一个“思“字，在《诗经》[7]的篇章中早已出现了。

如《诗经・周南・汉广》首章：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汉之永矣，不可方思。

如《诗经・小雅・采薇》末章：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又如《诗经-・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再如《诗经・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再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些诗歌中都用了“思”、“兮”的语气词，以舒缓语气、加强节奏、渲染气氛，作用十分明显。

所举的第一、二两首句末的“思”字，相当于《楚辞・招魂》中的“些”字;第三、四两首句末的“兮”字，竟和楚辞完全一样了。

不过，《诗经》的“兮”字，多在句末。

而楚辞的“兮”字，大都放在句中。

《诗经》只有少数篇有“兮”字，而楚辞几乎每篇都有“兮”字，可见楚人特别把这“兮”字的用途扩大了。

屈原《离骚》以“兮”字为节，使句法伸展，作了开端，而即导源于《诗经》。

(三)屈原在辞作中大量采用了比兴手法。

所谓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以彼物引起所想象之物，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诞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应用过的。

而屈原不仅学习、借鉴，更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诗经》中使用过的比兴材料，如草木、昆虫、鸟兽风雨、雷电等都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使他们具有与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志，不仅用以寄托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内容，给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

渊源之三，是先秦诸子的散文。

著名学者林庚先生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8]中说得很明确：

当时《诗经》已经结束了约二百年，诗歌似乎暂时停顿了发展。

直到屈原之前，诗坛是静悄悄的冷落荒凉。

若再与当时锣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对照起来，诗歌简直无人过问。

这二百年间人们把心思全绞尽在解决现实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理智思维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感情歌唱的时代。

然而当一切思想都诱导向同一的感情的时候，当一切苦闷的忍耐与煎熬都要求着呼喊出来的时候，人们是必须歌唱的。

诗歌是中华民族最光荣的传统，没有一个民族在那样古老的时候就有了像中国《诗经》那样值得成为经典的歌唱。

这民族素来就以诗歌骄傲着自己。

可是《诗经》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现在面对着的是新兴的都市生活，都市的语言，与朝夕变幻的政治行情。

《诗经》所代表的来自农村的从容朴素的作风，以必须有一种偏激纷繁，紧张尖锐的表现所代替。

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形态，就也必然成为散文时代的诗歌的形态。

我们知道，文艺是反映现实的;文体又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

战国时代急剧发展的生产力和风云变幻的政治局面，必然要求适合于它们的新的生产关系;反映在文艺上，新的思想内容，必然要求适合于它的新的形式。

冲破旧形式的诸子散文既已闹得锣鼓喧天，四言诗的诗歌也就不得不改弦易辙，那么《诗经》的衰竭和楚辞的出现便是必然之事了;而楚辞的长篇大论，光焰的辞采，悠长的节奏和激昂奔放的基调，又和诸子散文的特色相映相联。

概括地说，楚辞是中原文化和楚国的地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地方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北方文化，形成了南北混合的文化形式，这就为楚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战国末期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与诗人屈原的理想、情操、才华相碰撞，加快了楚辞的创新、发展、成熟的过程，楚辞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地方特色的以丰富的想象力、壮丽的色彩、极度的夸张为特征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向宗鲁《说苑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

[2]郭沫若《屈原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

[3]赵仲邑《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年版。

[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7]樊树云《诗经全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林庚《林庚文集》第六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爱国士大夫的典范。他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屈原是值得纪念的。不仅因为他具有与国人的中庸性格迥异的执着人格；不肯与奸党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更因为他的作品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浊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诗仙李白对屈原有这样的评价：“屈平词赋悬日月”，苏东坡也自叹道：“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也称屈原的作品的艺术价值2000年来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贵，是皇亲国戚，所谓“帝高阳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内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风度。所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5]从〈史记〉的这一段文字叙述来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成为怀王身边的柱国之臣。担当了重要的使命。但后来屈原却遭到了贬黜，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有怀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谗害。综合起来看，首先是由于“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为了小人进谗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各势力的党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屈原的敌对势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几个人，而是一股强大的集团势力。当然，放逐屈原的是怀王，楚王的昏庸和时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分野。这以后，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7]。首先是中张仪连衡之计，与齐国交恶；随后又在丹、淅之地为秦军所击败；接着又听信郑袖之言，放走了张仪。终于客死秦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此时的屈原，虽然被放逐，远离了政治权利中心，但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怀王，也救不了楚国。君主昏聩，为之奈何。终于，屈原彻底地绝望了。“王之不明，岂足福哉！”[9]遂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终于，屈原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国和家园，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怀抱。但他以及他那些伟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骚精神却流在了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一种永恒。二、屈骚精神的内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称道屈骚精神。但屈骚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却众说纷纭。我这里简单地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首先，屈骚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也许有人要说当时的“国”与现在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会认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提出[10]（刊《文学评论》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精神，即“抗争精神”与“忠贞精神”。在汉代到明清期间，屈原精神被改塑为“忠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战时期，又闪耀者“爱国诗人”的光芒。我认为这是屈原爱国精神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与诠释。我们不能以今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来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时代，忠君与爱国本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个统一体。中国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认识到了爱国与忠君的区别。爱国主义不可能脱离时代，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是不需要作出复杂的界定的。我们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十分关键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评价屈原，并为他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引起全国亿万同胞的共鸣。除了爱国主义力量的感召，还有什么能够激荡起这亿万颗跳动的心脏。其次，屈骚精神反映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现了一种与中原内敛的文化大相径庭的一种对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热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华，自比于尧舜禹汤。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将会“上能安君，下能养民”[11]；崇拜自己的伟大人格，认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12]总之，在他看来他具有一种光照日月，如幽兰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与高贵品质。正是因为屈原有着这样一种精英意识，才使得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希望能够成为与伊尹、吕尚、周公比肩的贤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泽被古今的伟大事业。但是屈原生不逢时，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战国末期的楚国。在他的面前，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他们在楚王面前不断进谗，离间君臣。于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摆在了屈原面前，要么“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13]，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葬身江鱼之腹。但是，屈原对自我实现和自我人格完善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经成为无法实现的渺渺云烟。“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终把自己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屈原这种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明知理想很难实现，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宁愿忍受无限的孤独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伟大情怀，成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第三，屈骚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有人说中国缺乏古代希腊那样的悲剧精神，我以为这是极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为什么会自沉汨罗江？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剧人格。柏拉图曾经把人分成两类：性格随和的人和脾气执着的人。屈原明显属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却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灯火燃尽，这便成就了一种悲剧的美。在《山海经》中有所谓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阳，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够赶得上太阳，留住那光阴。但是，他失败了，他因为饥渴而最终倒下了。每当看到这个故事，我便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凡的悲剧的美。夸父是在和命运抗争，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英雄悲剧人格。而屈原也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当他一切的努力成为徒劳，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亡。这是最后的抗争方式，其结果虽然并未能够改变他自己和楚国的命运，但是却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5]在苟全性命与为理想献身之间，屈原选择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变自己杀父娶母的宿命一样，屈原的抗争是徒劳的，但他的悲剧精神与他的不朽诗篇一样，成为了一种永恒，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三、楚文化对屈原及其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的先秦文学中，有两座丰碑。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楚辞》的独特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刘师培称为“中国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约也讲过“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风骚”。对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质疑的，有人给屈原冠之以“东方荷马”的美名，我想也是实至名归。至于楚辞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由于我知识的浅薄，这里不能作深入地阐释。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楚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较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我们探询楚文化与屈原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历史上生活在楚国传统范围内的民族主要有南蛮、华夏和东夷[16]。楚族属于南蛮的一支，是远古三苗族的后代。据《史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17]高阳氏当生活在今中原一带地区，可见楚族可能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但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成为一种相互杂糅而又独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无疑问，被楚国所兼并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国家，例如陈、蔡、申、息等，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其文化与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当无太大差别。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却还很模糊。赵辉在其《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谈到楚由于长期与百越、百濮、东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响，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蛮夷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礼教意识淡薄，鬼神观念浓厚等。赵辉还通过援引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楚文化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缺环。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缺环，使楚文化具有了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成为了楚辞不同于中原文学的本质特征。谈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风。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18]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19]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20]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们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剧意识。蚩尤战死以后，神灵依然战斗不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刑天与帝争神，被帝砍掉脑袋，“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23]；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24]“他们都是悲剧性的英雄，功业未成而身首异处。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无限的痛苦，既没有妥协，也没有后悔。”[25]到此，我们对于楚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它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与悲剧意识；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有着一种甘愿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气。这里，我还要谈及一个人——谭嗣同，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与屈原虽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着的是一样的爱国情怀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当他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呐喊的时候，我感到了什么才是屈骚精神，什么才是楚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楚人，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