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高管薪酬治理研究论文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研究论文

一、引言

21世纪，随着经济越好越快的发展，天价高管薪酬已屡见不鲜，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快速扩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并思考高管天价薪酬，开始质疑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孔子曾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公平的思想观念在我国民众中根深蒂固。合理的薪酬差距体现企业内部分配的公平性。合理的内部薪酬差距是薪酬管理体系的重要根基，对员工满意度、内部激励和组织绩效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薪酬差距效应研究，关注于锦标赛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权变理论孰能得到更有效经验支持。锦标赛理论强调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薪酬差距扩大可促进企业内部激励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提高业绩目标。薪酬差距激发企业经营效率，称为薪酬差距的效率性。社会比较理论强调企业内部公平与合作，主要关注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激励效果孰强孰弱，薪酬差距起到何种激励效果。由薪酬差距的缩小进而激发企业经营效率，称为薪酬差距的公平性[1]。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而产生的倒“U型”权变理论，体现了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在正式个体激励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工作性质状态下，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工作绩效的较高水平是正向关联;但若薪酬差距过度加大，位于薪酬分布低端个体的绩效负向关联。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理薪酬差距带来组织效率的提高。众多学者们也一直尝试构建验证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模型。

但由于各企业组织目标、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薪酬管理机制各不相同，所以构建检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模型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换角度思考该问题，也许会有所突破。影响薪酬差距合理性因素众多，其不可能全部枚举。若能够查找出导致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的相关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则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大大增强。

国外学者研究盈余管理如何影响高管薪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WattsandZimmerman(1996)认为下列三个潜在因素促使企业实施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报酬计划：缺乏观察企业市场价值的能力、业绩的分解和税收。Healy(1985)检验了实证会计中的分红假说，实证结果显示经理人员会通过对会计中应计项目的选择进而达到最有利于其薪酬最大化的意图。文章基于盈余管理如何影响高管薪酬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盈余管理可能是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产生的不合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衡量具有推进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

假设国内外现有文献大多是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角度对企业薪酬差距效应的研究。Lazear&Rosen(1981)提出锦标赛理论，锦标赛理论预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众多经验证据也对锦标赛理论基于支持。国内相关学者运用国内经验数据也对锦标赛理论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大多支持锦标赛理论。林浚清(2003)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二者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周权雄、朱卫平(2010)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与其业绩显着正相关，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激励的强化会增加国企经营者努力水平，促进国企经营绩效的提升。刘春、孙亮(2010)利用2001-2007年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国企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国企高管和职工之间的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显着正相关。上述研究都是对锦标赛理论证实，也是对薪酬差距具有效率性的经验支持。Festinger(1954)基于公平理论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很在意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来评价自己薪酬的合理性。其强调更小的薪酬差距，更加平均的薪酬分配，可以更多地鼓励员工之间进行协作，提高企业业绩[2]。

众多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理论(Cowherd&Levine，1992;Pfreffer&Langton，1993)。国内学者对社会比较理论的适用性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张正堂(2008)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有负向影响，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组织未来绩效并没有显着影响。黎文靖等(2012)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内部薪酬差距较小时对员工有更大激励作用，薪酬差距较大时对职工无正向激励效应，其仅体现为管理层权力结果。覃予等(2013)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正向不公平阻滞企业业绩提升，降低高管激励效率;负向不公平反而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对于员工的激励效果更加明显。上述文献客观上证明社会比较理论适用性。综合上述文献，薪酬差距效应呈现出效率性和公平性，这些效应的产生必须以薪酬差距的合理性为基础。因此，探讨如何确定企业内部合理的'薪酬差距，以及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因素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务意义。

Watts&Zimmerman(1996)在《实证会计理论》中论述，高层管理当局在薪酬契约履行中，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的一项重要标准，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高管当局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高管为获得更高薪酬进行盈余管理，是否会扩大薪酬差距，导致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Steven，Simon&Jennifer(2006)研究发现，应计项目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正在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作用日益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企业真实经济业务的衡量指标之一，不易被高管操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高，证明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高管当局薪酬增加，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被合理扩大。应计项目越高，高管薪酬可能会越高。应计项目可通过操控性应计项目完成，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应计项目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有着正向影响。

应计项目分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两者对薪酬差距产生效应有所不同。高层管理当局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高层管理当局很可能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进而获得薪酬契约中约定薪酬。高管人员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而追求私有收益,这种私有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非货币性薪酬，其结果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加剧。因此，高管人员可能会滥用操控性应计，从而导致其与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更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正相关，在控制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后，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正相关意味着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增加。

企业监督力量存在，如薪酬委员会参与高管薪酬制定，薪酬委员会负责制定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并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约束机制原则是以最小成本完成对高管的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机制设计的合理性是衡量薪酬委员会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薪酬委员会对高管业绩真实性进行考察，减弱高管薪酬与应计项目的相关性。外部审计师对异常过高盈余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可以抑制高管进行盈余操控性，进而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企业监督力量有效监督可以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会计盈余是激励高管当局基本要素之一，高管当局有最大化会计盈余从而最大化自身薪酬的动机，正向操控性应计可以提高企业业绩，进而使企业高管获得最大薪酬，正向操控性应计可以增加会计盈余与高管当局薪酬的相关性，进而产生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由于进行正向操控性应计具有一定成本，当期过高的盈余导致以后更高会计盈余预期，在高管同董事会进行薪酬契约商订时，董事会可能会提出更高的业绩目标，从而增加了高层管理当局实现企业业绩目标的难度;过高盈余更会导致税负增加以及平滑各期盈余压力。外部监督力量(例如董事会或者薪酬委员会)会降低盈余与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b：正向操控性应计不能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

针对文章研究目的，选择2006-20012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进行以下样本筛选程序：一是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该行业的公司样本;二是剔除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经过筛选，形成最终得到有效观测样本10039个。另外，为避免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对各连续变量进行5%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2.主要变量及定义

(1)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文章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定义借鉴刘春、孙亮(2010)和黎文靖、胡玉明(2012)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方法。

其中，支付员工所付薪酬(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董事、监事以高管薪酬年度报酬总额。支付员工所付薪酬(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1.56(基本社会保障费用的比例)-董事、监事以高管薪酬年度报酬总额。

netgap以及hgap用于稳健性检验。

(2)可操控应计与非可操控应计文章首先利用Jones模型(Jones，1991)[3]和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Sloan&Sweeney，1995)[4]对总应计项目进行区分，再借鉴StevenBalsam(1998)相关方法对薪酬差距同操控性应计、非操控性应计相关性进行验证[5]。

Jones模型与修正Jones模型变量的解释：TAC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应计项目总额;NI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TAi，t-1代表样本i公司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的变动额，PPE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总的设备等固定资产;△RECi，t表示样本公司i第t年净营收账款项的变动额;NDAC赞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DAC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操控性应计。

(3)其余变量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中，cfo(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现金流量充裕意味着公司经营业绩较好，高管薪酬会得到提高，合理的薪酬差距会被扩大，意味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该与薪酬差距存在正向关系。为了检验正向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以及正向非操控性应计是否对薪酬差距有影响，分别引入解释变量posda和posn-da。为检验薪酬委员会是否对薪酬差距有抑制作用，引入了解释变量committee。为了消除纲化影响，cfo与gap均去掉纲化后的变量，同时对因变量gap进行对数化处理。为了控制行业和年份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年份、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3.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两步骤：首先，文章首先利用上述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

然后再利用下列4个模型验证相关假设。lngap=α0+α1cfoit+α2tacci+α3yr+α4ind+εit(5)模型(5)lngap表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总应计项目越大，显示出企业经营业绩越好，高管收入更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便会合理扩大。因此，预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总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为正向关。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α3daccit+α4yr+α5ind+εit(6)模型(6)将应计项目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可以检验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若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则证明高管当局操纵了操控性应计，证明薪酬差距存在不合理性。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t+α3daccit+α4dacc*committe+α5committe+α6yr+α7ind+εit(7)模型(7)用于检验薪酬委员会是否具有抑制不合理薪酬差距的作用，且定义dacc*committe为dacom。若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有正向影响，证明薪酬差距存在不合理性。理论上薪酬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不合理性的薪酬差距，因此预测，薪酬委员会能减弱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t+α3daccit+α4posdait*daccit+α5posdait*ndacc+α6yr+α7ind+εit(8)为证明正向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影响是否更大，以及正向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模型(8)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了posda和posnda虚拟变量，且分别定义posda*dacc为posdacc;posnda*ndacc为posndacc。根据理论预测，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剧了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正向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合理性正相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2006-2012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平均值由195465元扩大为474023元，中位数由138275元扩大为353911元，表现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化有越演越烈趋势。

房地产行业内部薪酬差距最大，其主要因为：

一是这些年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支柱行业，利润额大幅上升，导致高管薪酬急速增加;二是房地产行业普通员工人工成本较低，且员工薪酬增加有限;导致薪酬差距不断加大。工业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最小，因为这些年来工业企业发展不繁荣导致利润额较低，高管薪酬增加有限，而且普通员工工资多为刚性，导致相对其它行业薪酬差距最小。这些表现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完全相符。

主要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从对样本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平均值和中位数大于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状况经营良好。另外，总应计盈余和操控性应计为负值以及非操控性应计为正值均说明我国盈余质量还是较高的。

2.回归结果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应计项目总额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1)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应计项目总额对薪酬差距都有着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样本回归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系数大于应计项目总额的系数，说明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起到更主要作用，也证明薪酬差距中合理性薪酬差距所占比重更大。总应计项目对薪酬差距影响也显着，表明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可能分别对薪酬差距产生影响。

(2)操控性应计与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2)是模型(6)的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操控性应计同薪酬差距正相关，而且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影响显着，证明操控性应计严重影响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表明高管当局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进行私利最大化，进而加剧薪酬差距的不公平性。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也是呈正相关关系，但对薪酬差距影响不显着，说明其对薪酬不合理性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对(假设2)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正相关进行了验证。

(3)薪酬委员会、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3)是模型(7)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拥有薪酬委员会企业，操控性应计与公司薪酬差距呈负向关系，其符号同理论预期相同。但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并不显着，说明即使企业存在薪酬委员会，也不能阻止高管对操控性应计进行操纵的动机，客观上并不能减弱薪酬差距的不公平性。可能意味着薪酬委员会只能对高管人员前期薪酬契约起作用，而对高管业绩指标具体完成情况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薪酬委员会可有效减少盈余操控性导致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假设3)并未得到验证。

(4)正向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4)是模型(8)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大了薪酬差距，同理论预期相符。因为高管当局有动机进行正向应计操控性，正向应计操控性可以更好提高公司业绩，从而实现自己薪酬最大化，其客观上加剧了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正向的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影响不显着。所以，该模型验证了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剧了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假设4a)。

3.稳健性测试

为检验结论可靠性，文章还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我们使用lnnetgap和lnhgap变量对原模型的因变量lngap进行替换，使用原模型分别进行回归。稳健性测试结果表明，虽然有些变量的显着性和模型的拟合度有所降低，但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发生改变，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与表5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是比较可靠。

五、结论与启示

企业收入分配的改革近年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薪酬制度的改革是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环节。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薪酬制度的改革强调两个重点：一是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增加薪酬业绩敏感性;二是扩大薪酬差距，以期薪酬差距正向激励效应得以发挥。上述薪酬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联动性，另一方面高管薪酬与职工薪酬的差距逐步拉大。目前我国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逐步拉大，不合理性逐渐增强，导致其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急剧增加。所有权缺位，高管权力逐渐增加，高管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薪酬结构和水平，高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合理、合法地提高自己的薪酬，比如，高管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进而达到提高自己薪酬的目的。

高管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一方面使其能够完成薪酬契约所确定的目标业绩，进而获得任期内的约定薪酬;另一方面企业既定业绩目标的实现有助于高管职位的晋升，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高管有动机也有能力追求私有收益，这种私有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过度在职消费，其结果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产生。文章验证了经营活动现金流、总应计项目以及总应计项目不同组成部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有正向影响，体现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同时发现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且影响显着，而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相关。该现象客观上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当局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进行私利最大化，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致使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产生。

据此，文章认为：制定薪酬契约时，应该加强利用经营活动所产生现金流对高管当局业绩进行考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真实体现，不易被高管当局所操控性，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企业内部与外部应加强监督高管当局对操控性应计的滥用，以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公平性。薪酬委员会并不能有效地减弱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可以考虑有效运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审计独立性对高管滥用操控性应计进行有效遏制，从而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

高管薪酬一直饱受争议，竟高出底层员工780倍，真的公平吗？

首席执行官们不但实际收入数额很大，而且比起高管圈子以外的人来，他们的相对收入也很高。一项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来，与普通员工的薪金相比，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从1970年的30比1，大幅飙升到了2000年的120比1。此外，某个部门也就是金融服务业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又超过了非金融公司领导者的薪酬水平。有人对一个特别选定组税级（tax bracket）最高的1%群体中位居前十分之一的人群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这个层次的人群中，非金融公司的高管占3.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资银行领导者占5.2%，基金经理占4.8%。在过去一两年中，关于华尔街高管的薪酬和奖金数额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对这些人薪酬水平的争论也一直没有降温的迹象。对很多人来说，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监管金融服务部门高管的薪酬。沃顿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约翰•科尔（John Core）和韦恩•盖伊（Wayne Guay）刚刚就这一问题完成了一篇题为《监管金融服务业的薪酬恰当吗？》（Is There a Case for Regulating Executive Pay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的论文。尽管科尔无法接受我们的访谈，不过，沃顿知识在线有幸请到了盖伊和同事克里斯•阿姆斯特朗（Chris Armstrong）来讨论今天的商业环境中的高管薪酬问题。韦恩•盖伊：很高兴来到这里接受访谈。这是我为沃顿商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写作的论文，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是《崩毁之后的金融业未来》（After the Crash, the Future of Finance）。就像很多人都知道的，在去年的一段时间里，围绕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监管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监管措施，这些措施并不仅限于金融服务领域，而是涵盖了更大的范围。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试图在某种背景下来观照高管薪酬的问题，并将金融服务业的状况与其他行业的状况进行比较。为此，我们逐点研究了一系列针对薪酬监管的各种提案，并讨论了这些提案的优点和欠缺。你们在这篇论文中总结说，人们没有理由监管金融服务业的高管薪酬，得出这个结论有两个理由，第一，监管者主张的那些总体原则已经在很多这类公司实施了；第二，因为监管者和其他人提出的提案，可能无法取得他们预期的目标。韦恩，你能就此谈谈吗？盖伊：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篇论文是我和会计学教授约翰•科尔合作的，他也在沃顿商学院教学。我们当然不想让人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高管薪酬根本就无需监管，金融服务业的高管薪酬根本就不需要监管。我们的观点是：就高管薪酬而言，监管者和其他人极力主张的那些总体原则，大多数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在遵照执行了。我想，这些总体原则还有改进的空间，它们永远都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人们提出的某些提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我们看来，有些提案似乎不愿意进行重大的改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行动需要非常谨慎，要认识到，数十年来，薪酬实践在很多行业和很多企业中一直在不断演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某些提案表示赞同。我想，那种应该抛弃所有的东西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保留那些好的东西并进行某些改革，但是，不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克里斯•阿姆斯特朗：是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论文作者提出了很好的论据，他们逐一查看了那些提案。我从总体上同意他们的大部分结论。韦恩，你们在论文中谈到，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 Geithner）提出了五点建议，他谈到，要将薪酬实务与股东的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此外，薪酬实务还要促进各个金融机构的稳定，要促进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我想谈谈其中的两点：第一点是，薪酬计划应该能正确衡量绩效表现，并能对绩效表现给予奖惩；第二点是，薪酬计划应该与健全的风险管理统一起来。我们就只谈谈这两个方面吧。你们认为，大部分金融机构，华尔街的大部分机构，现在是这么做的吗？盖伊：是的。我想，人们普遍存在这种一种观念，那就是这些企业根本没有执行按绩效付酬（pay for performance），这些企业大都没有将薪酬与绩效表现捆绑在一起。可是，如果你看看数据，以客观的眼光来看看数据，你就能发现，这些数据证明，大量企业都在实践按绩效付酬，事实上，如果你将美国的薪酬体系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管薪酬计划比较一下，你就能发现，美国的薪酬计划与绩效表现的联系比其他国家要紧密的多。具体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针对金融服务行业的状况，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与其他行业最高行政官的薪酬比较起来，银行业的薪酬状况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吗？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别。所以，如果人们想利用某个论据来反对为金融服务业中的银行高管支付薪酬的方式是说不通的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行业的薪酬实践有什么特殊性。阿姆斯特朗：我简单说两句，我认为，按绩效付酬这个术语会误导人们。这篇论文的作者指出，我们应该关注财富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奖励措施的根据，同时应该关注年收入也就是首席执行官得到的薪金。这些薪金对企业的绩效表现可能并不敏感，但是，他们的整个股票投资组合则对企业绩效非常敏感。投资组合价值的变化才代表着首席执行官财富的真正变化。阿姆斯特朗：是的，他的投资组合价值也会降低。这就是他或她遭受的打击。盖伊：我同意克里斯的观点。这也是人们对按绩效付酬最严重的误解之一。人们会时常注意首席执行官的年度奖金或者他们的薪金，之后惊呼，伙计，公司今年的表现可不怎么样啊，我觉得他们的奖金不应该减少这么少，看起来，根本就不是按绩效付酬的。但是，人们在做出这种判断时没有注意到的是，首席执行官手里可能持有组织要求他持有的价值达数千万美元的股票和期权。如果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了30%或者50%甚至更多，那么，他的个人财富也会大幅缩水。这才是他遭受重挫的地方。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按绩效付酬的重点在于激励企业高管，我想，人们对按绩效付酬有些感情用事。看到按绩效付酬，脑子里马上就会想到奖励和惩罚我们确实应该按绩效奖励或者惩罚他们。但是，除非这些奖励和惩罚能激励企业高管更出色地工作，否则，企业的股东并不怎么关心这些奖惩措施。所以，要想全面把握按绩效付酬和奖惩实务的内涵，应该仔细想想这样一个问题：企业高管有为股东的最佳利益而工作的动机吗？激发这一动机的正是企业的股票和期权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高管积累的所有股权收入。韦恩，在这篇论文的引言部分，你们谈到了针对高管薪酬展开的论争，这些争论不但针对金融机构，而且也针对美国所有的公司，这样的论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是到了最近的18个月到24个月，因为华尔街遭受的灾难以及公众对首席执行官薪资和奖金的抗议，这种论争才冲到了前台。在我看来，纳税人、政治家和其他人之所以对他们的薪酬水平存在异议，用财政部官员的话来说，是因为这些机构的领导者险些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虽然他们卷入了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为什么他们每年依然能挣5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美元呢？你认为，人们提出的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吗？盖伊：我想，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毫无疑问，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之所以让人们如此关注，是因为那是很大一笔钱，这一点无需回避，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的确挣到了很多钱，薪金数额确实巨大。不过，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是否过高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薪酬都很高。比如，医生、律师、对冲基金经理、演员和音乐家的薪金收入都很高。所以，要想正确看待他们的薪酬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基准。你认为，一位首席执行官恰当收入水平的基准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试图提出几个比照的基准。我们提出的一点，也是很多论文作者都谈到的一点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会随着他们运作的组织规模的增大而上涨。因为企业的规模一直在增大，所以，企业高管的薪酬也在水涨船高，这是因为运作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性大组织是个困难得多的工作。此外，我们也试图将他们的薪酬水平置于对冲基金经理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经理薪酬水平的背景下来考察，后者的薪酬实务处于监管之外，而且股东不会介入确定他们薪酬的过程。另外，我们还试图以全世界的薪酬水平以及其他国家的薪酬水平为基准，来考察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在这篇论文中，就为什么说薪酬水平是否完全失控尚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各种论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回避高管薪酬确实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的事实。收入最高的人群与普通工人之间收入水平的悬殊差异一直在不断扩大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很多关注。或许，人们确实应该对此表示关注。不过，我们希望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如何应对。以常识判断，首席执行官薪酬的数额是否太大了呢？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在这篇论文中，你们关注的重点是金融机构，但是，非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们每年的收入有时也会高达5，000万甚至6，000万美元。这些数字一直盘桓在普通人的脑子里，他们觉得，即使单从表面来看，这么大的数字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你刚才谈到的，近年来，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工人收入相比的倍数在大幅飙涨。克里斯，你能简单谈谈这个问题吗？阿姆斯特朗：初看起来，他们的薪酬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如果你静下来客观地想一想，同时，想一想这些高管做出的决策，你会发现，这些决策会给股东带来数千万、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薪酬只是他们可能创造的价值的一小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他们破坏的价值的一小部分。薪酬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比的比例确实很小。薪酬实务在近年来的改变，是不是反映出了人们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已经过高了的关切呢？盖伊：毋庸置疑，最近二十年来，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没有下降。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论文中谈到的，他们的薪酬水平上升了。在最近两年中，他们的薪酬水平有所下降，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企业既包括金融服务机构，也包括其他行业的企业糟糕的绩效表现。但是，这段时间薪酬变化的程度，并没有薪酬结构、薪酬透明度以及薪酬确定程序的变化更为显著如果我们认为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过高了，那么，我们自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普遍提出的一个理由是，公司董事会确定薪酬的程序有缺陷，董事会没有独立于首席执行官的影响之外，首席执行官在董事会中的地位不可撼动，他们操纵董事会，首席执行官为自己确定薪酬水平，所以，这个程序并不是个独立运作的程序。但是，我认为，薪酬确定程序恰恰是在过去10年或者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环节。从很大程度上而言，董事会是独立的，它们现在的独立性要远远高于20年以前。薪酬委员会是完全独立的，董事会从外部顾问和其他地方获取建议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基准评价也更加普遍了，此外，董事会工作内容的披露和透明度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出现下降。所以，我对这一结果的解读是，实际上，薪酬确定的程序，并不是造成薪酬问题的原因，虽然这个程序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可我们并没有看到薪酬水平下降的结果。所以，在我看来，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不是来自于有缺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