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意象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浅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沈从文的《边城》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的中篇小说。其人物形象描写写意传神，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思想独异，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翠翠是美的化身，爷爷是善的化身。船总顺顺、天保、傩送也都具有鲜明的形象特色。结构上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而且在小说中弥漫着令人落泪的爱情悲剧和象征意象，其结尾也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感伤。【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艺术特色【正文】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爱”与“美的美学”理想，是一部洋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以湘西小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悲剧。小说达到了乡土风俗、人物命运、人物形象三者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本文主要就小说的艺术特色陈述一些粗浅的体会，不到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指正。一、 写意传神的人物形象描写翠翠是《边城》的主人公，也是《边城》的魂之所在。她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麑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1）翠翠的性格特点还体现在她的爱情故事中。对爱情，翠翠忠贞不二，知道自己对傩送心有所属，所以当天保托媒求婚时，便干脆的拒绝了;当傩送出走后，她坚强的撑起了渡船，痴心的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翠翠的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可以说是集“优美、健康、自然”于一身，是美的化身。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麑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洞庭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老船夫——翠翠的爷爷，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守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2）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从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有着重义轻利的古道热肠。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营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份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3）后来，士兵死于暴雨，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头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爷爷这个阅尽人世、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他？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历史的脚步中去了？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4）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他虽然家境富实，却不因此而盛气凌人，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慷慨好施、正直豪爽，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他的俩儿子虽然分别因为翠翠离开了他（天保溺水而死，傩送出走），可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丧葬了爷爷并主动要求照顾翠翠。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佞小人的隐显奸诈；多了一副俩里人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针正道直行的品德。船总的大儿子天保，是个标准的大老形象，他为人处处像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5）对于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计的：“若事情弄好，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楠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让人觉得他很实在，它具有经商的头脑，大老托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的对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6）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船总的二儿子傩送，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他和哥哥同时钟情于翠翠，可两人并没有互相伤害，有的只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他深夜去山上为翠翠唱情歌，可见他也具有诗人的气质，这一点与作者沈从文很相像。所有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二、 独特的结构特色《边城》全篇21节，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立主脑，减头绪，使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个钟情于翠翠作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又节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让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敏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的结合起来。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寓严谨与疏防、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再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的”，(7)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三、浓郁的地方色彩《边城》这部奇异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湘西人生活气息，一整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的缩影，那里的一山一水，那绕城流过的小溪，那一丛丛翠绿的竹簧，那溪面若隐若现的薄烟，那过节的如满天花雨的大烟火与耍狮子，那人物的率真纯朴和粗犷，那爱情故事的缠绵、哀惋，在沈从文的妙笔点染下，共同组成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民俗风情画。作者还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几乎占了整个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爷爷、翠翠与傩送兄弟俩的相识，送对翠翠的一见钟情，“碾坊”与“渡船”作为“陪嫁”归谁的矛盾等，这一切都发生在先后几个端午节里。作为渡船人的老船夫和翠翠，只有过节才有可能离岗进城，所以端午节作为小说的背景与轴线就显得自然而贴近生活。同时关于端午节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四、隐匿的悲剧性《边城》是一部奇异动人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描绘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处处充满着人性美、人情美，这些都可以从主翠翠、老船夫、船总顺顺的身上看得出来，而且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被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由此可以看出，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美丽总是令人忧愁”。在这美丽忧愁的下面，又隐藏着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本应该是夫妻恩爱团结、和和美美的生活，却因为父亲死于暴风雨之夜，母亲投河殉情，让翠翠变成了孤雏，过着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爷孙俩的孤独与悲凉随心可感、触手即得。所以说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生活也渗透着悲剧性。翠翠这个活泼又聪明可爱的女孩，与船总的二老傩送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他们并没有终成眷属，而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因为在傩送爱上翠翠的同时，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虽说在这场三角恋中没有争斗，有的是公平竞争——大老走“车路”，托人向翠翠说媒，二老走“水路”深夜上山为翠翠唱情歌。可翠翠心属二老，自然大老失败了，自知不如弟弟的他选择退出，离家出走。事情总是这么不幸——大老被水淹死了，而这时的二老也无心谈情说爱，再加上他认为哥哥是被老船夫害死的，他也选择了离开。可以说二老的出走伤害的并不只有痴情的翠翠，还有那以“碾坊”作陪嫁的王团总家的王小姐。本属美丽动人的自由恋爱被打碎了，世家联姻的美好计划也被打碎了。爷爷死了，白塔倒了，一夜之间，翠翠长大了，她撑起了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8)虽然作者在这里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言辞，也许他不忍心让翠翠彻底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可是，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手心里都会为翠翠捏上一把汗，痴心地等待能有结果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二老傩送会跟戴着红色头盖的美丽的翠翠挽着手一起进入神圣的礼堂，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也许翠翠当一辈子的处女。也许……这样的结局真的让人浮想联翩，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无奈与感伤。由此可以看出，《边城》既是抒情诗又是悲剧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抒情诗并不限于表现乡土喜乐，它本身也含有悲剧成分。只有良善，我们才更容易感到悲哀、凄凉的份量。正如沈从文在《水云》里的解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按沈从文的意思，不凑巧即偶然，偶然即命运，可我认为这种悲剧的发生却属必然。因为在这里充满了苗汉俩族的文化冲突——傩送唱山歌迎取翠翠的芳心，这是苗族的婚念方式，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可这里偏偏就有汉人由父母主婚的阻碍，也就是天保走的“车路”。正是由于这种源于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才使得翠翠最终落得个在渡口孤独的等待情人归来的结局。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五、若隐若现的象征意象白塔，一个在《边城》中贯穿始终的意象。从小说开头写翠翠依在白塔旁玩到后来白塔坍塌并被修好，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象有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苗族的古老文明，但是，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变成已被现代文明浸染。女人们也像汉族女人，喜欢牛羊金银等虚名，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古老文明的崩溃。但文章结尾重建白塔，象征着对这种古老文明的挽救，更预示着苗族文明衰败后获得新生。《边城》中虎耳草跟《诗经》中的虎耳草一样，也是一个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翠翠与傩送初次见面之后可以说彼此都心有所属。当后来傩送到山上为翠翠唱山歌表明爱意，睡意中的翠翠虽听不清歌词的内容，可心却早已到了对面山上，摘下了虎耳草。反复出现的虎耳草，把翠翠隐秘纯真的情爱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民歌中的动物也是民间情爱意象的一类，《边城》中的鸭同样具有这种意象。在文中，沈从文写到，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二老捉到鸭子后，别人就说：“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本领”。（9）追赶鸭子的游戏，包蕴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而且《边城》中，二老将捉到的鸭子送给了翠翠，这就更加意味着他们俩之间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渡船，在《边城》中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杆，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六、结论沈从文，这一颗中国现代史上遮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其传世杰作《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雄踞一席。它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的如此朴素，悲剧的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边城》是一部小说，更像一首二十一断章组成的长诗，蕴含着诗一般的境界和韵味，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入微的描写、独具匠心的结构特色，还是其浓郁的悲剧性与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令人无奈的结局，都无不显示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写作功底与他心中无限的矛盾——深处在现代都市中的他，却一心想着一种清雅、安静、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了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美和善。汪曾祺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观念，文化概念。沈从文《边城》形成了一种边城观念，《边城》不仅现实地、形象地表现出边城地区的人事哀乐，更主要地表现出这些人事哀乐故事所指向的深远的文化选择。【注】（1）（2）（3）（4）（5）（6）（7）（8）(9)分别见吴宏聪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沈从文《边城》110页、110页、110页、115页、162页、176页、114页、122页【主要参考书目】1、吴宏聪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99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0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边城》的艺术独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凸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从研究《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人手，以期对它的艺术独创性及其意味作阐释。 一 牧歌作为乡土抒情形式 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能够界定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我们可以从题材等多个角度去描述这种倾向和品格，如把"牧歌风"或"牧歌情调"与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单纯简朴的生活，恬静平和的气氛等联系起来。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如刘西渭的《<边城>舆<八骏图>》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②。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③。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④。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归真“⑤。 虽然《边城》的牧歌属性最为学者称道，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牧歌不是孤立的个案。牧歌与田园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故其抒情特质在田园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可以在废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在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这条线索。牧歌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形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⑥。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⑦ 沈从文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⑧，实在是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2006-7-29 17:00回复 222.184.177.* 3楼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⑨。《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⑩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人，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人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二 文化隐喻：中国形象及其背景 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我在这里使用"形象"一词，因其作用重大，特作一些说明。我们知道，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分析倾向于个别的典型人物，而在50年代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形象"一词的使用被泛化了，它与特定国家、民族，或某-类人等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联属，形成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如"美国形象“、"俄国形象“、"英国形象"等。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涉民族与国家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和它必然伴生的自我民族形象，以及形象背后隐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相互间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恒常的，因此，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⑾。我们在《边城》研究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牧歌的文化隐喻置于中国被动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来考察。 象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极具统摄意味的概念，它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的看法的具象表达。《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这形象是崭新的，文坛被"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支配多年后，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边城》应运而生。 2006-7-29 17:00回复 222.184.177.* 4楼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0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我们不应该将两部作品中反映的民族的双重根性指认为一个毋须求证的事实，而应该意识到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和被阐释性，它依附于不同的知识体系。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启蒙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是后发国家对被动现代化的两种主要回应模式。按照美国汉学家艾恺所下的定义，"现代化"指"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⑿。现代化进程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力强盛和人民富足开辟道路，因而得到广泛拥护。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功利性和效率，这使它必定强调结果的评价，也预设了道德的相对性甚至道德真空，人的工具化和物化也就成为必然之事。由于其与人性的目标相悖，与历史所衍生的诸多文化和道德价值相悖，现代化又不断受到激烈的批判。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欧，它是一个被动的、外来的和强加的过程，并伴随着殖民者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同时又与本国传统发生尉烈的冲突。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民众空前的皈依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上的启蒙主义和守成主义是这种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上的必然反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成了这种反应的重要表现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阿Q正传》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形象。由于"国民性"命题的特定指向，加上鲁迅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阿Q形象成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代名词。它的价值判断是负面的。 被动现代化，如在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激起了相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从辜鸿铭、梁启超，到梁漱溟、学衡派等，众多的知识精英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他们在强调差异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文化守成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抒情之作，作为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20年代周作人的一部分散文，废名的小说，表达了作家对地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与依赖。进入30年代，新一代京派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芦焚、林庚等，更以流派的规模，对传统和乡土作诗意诠释。五四主流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形成的张力在京派作家笔下获得新的阐释和意义，并且得到升华；此外，在"乡愁"的发酵，"古都"的回眸，"原始人性"的塑造，及"古典意象"的挖掘等表现新的民族形象的多角度尝试。可以说，1934年初沈从文的颠峰之作《边城》发表前后，一个整合、提升新的中国形象的文学外部环境已然成形。 三 中国形象与沈从文创作的发展 从沈从文个人创作发展的轨迹看，诗意中国形象的诞生显示了内在的必然性。沈从文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1927年是沈从文的试笔和模仿阶段，他受周作人、废名等影响，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其文化意蕴浅显凌乱。1928-1931年，沈从文主要在上海，他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纪实倾向，转而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地方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强化。1931年秋，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在青岛大学任教。佛家思想就是这一时期大规模地有机地融人他的作品，对生命的原生态进行了归纳。这种归化作用在他1933年秋到北平后仍持续着，但佛家思想逐渐淡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升到主导地位。在佛家思想使野性的湘西受到初步的文明教化后，儒家思想把伦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把诗性人格推到了沈从文视野中。《边城》作为这种变化的产物和集中体现，显示出沈从文正走出在地域对比中表现湘西地方优势的格局，唱出了中国的颂歌。 2006-7-29 17:00回复 222.184.177.* 5楼表现苗族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沈从文创作中的一个引入注目的方面。在他的早期作品(1924-1927)中，沈从文借苗族来夸耀地方的奇异，但对现实生活中的苗人，NG取歧视态度，把他们作为异类加以严格甄别。1928年-1933年，沈从文先在上海，后到青岛，他对苗族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从父亲口中，得知了自己有苗族血统，他以苗族身份自居，写了一系列苗族传奇，如《龙朱》、《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月下小景》、《凤子》等，他讴歌传说中的苗族英雄和传奇人物，赞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并从现实体验出发，触及到苗汉两个民族的冲突。1933年秋，沈从文来到北平。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表现苗族浪漫传奇，彰显苗汉文化冲突的兴趣。而《边城》正写在沈从文到北平方以后。当然，即使是在他大张旗鼓地彰显苗族文化时，他也是矫饰的，他所认同的是传说中的苗人，而非现实中的苗人。他只承认自己与他虚构的龙朱等苗族传奇人物和英雄血脉相承，却回避与进凤凰城赶场或为一点因由就被牵来杀头的乡下苗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他并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⒀。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到北平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随着沈从文在创作方面从张扬原始野性到皈依教化文明，随着个别民族捍卫者的身份弱化，整体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他开始频繁地发表时论，谈论民族复兴和国家再造。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劝人读经》、《知识阶级与进步》、《打头文学》、《论"海派“》和《关于海派》等文章，虽是在议论文坛不良习气以及社会政治弊端，而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并探索"民族出路“，他关注的是一些涵盖性很大的命题。如他在《打头文学》中说："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如此，"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⒁他两篇论海派的文章，虽是就他引发的有关海派的论争进行答辩和发挥，但有趣的是，他附属于"海派"的主要说辞，却是针对"民族"劣根性的；也就是说，它把"海派"的地方性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看待。如《论"海派“》中说；"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⒂这是沈从文集中发表对文学、知识分子等问题看法的时期。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不是从个人好恶和感受力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文坛时弊，把文学的创新和诚实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 从1933年10月他到北平起，到他完成《边城》，这种联系是他言论的主旋律。因此，沈从文才会在《边城》出版时的题记中郑重宣布，他的这本注定要落伍的书，是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他给他设定的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⒃ 从现代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发展来看，30年代，在文学中出现诗意的中国形象，是历史的必然；从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发展来看，他的抱负和思考的格局此时已经上升到一个宏阔的高度，特定的乡土和地域皈依整体的"国家“，特定的民族被整体的"中华民族"取代。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互相作用，《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 2006-7-29 17:00回复 222.184.177.* 6楼四 从《边城》看后发国家文学中民族想象的本质 《边城》的牧歌属性及其文化隐喻--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的民族抒情提供了可贵的范本。我们通过如上分析，对其形式、内涵、成因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边城》文本内外，有诸多矛盾交织着，种种情形，关涉民族想象的性质和发展前景。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到《边城》文本内部，加以更深入的探究时，牧歌的破绽暴露出来。我们注意到促成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中寨人的奸诈。他歪曲二老的意思，又引发老人的负罪感，在旁敲侧击中残酷地断送了老人残存的信心。还有翠翠在吊脚楼下听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需要多大的夙怨，要将仇人杀十七刀!这触目惊心的事件尽管以如此平淡的调子谈论出来，对现代读者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黄昏的河边，当翠翠暂时一个人在岸上时，她猛然想到："假若爷爷死了?"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大叫爷爷，执意让爷爷上岸来。翠翠，当然还有爷爷，这种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祥预感，在小说中十分强烈。再就是老人在顺顺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他的赤贫，龙舟赛上势利的观众对二老婚事的议论，频繁的自然灾害，经商环境的险恶等等。牧歌并不排斥现实矛盾的介入，挽歌就是明证。但牧歌中的矛盾经过了精心修饰，调子可以是忧郁的，哀伤的，却不能过分严峻，牧歌追求理想化，因此拒绝残酷的现实主义描写。《边城》中的这些因素显然超出了抒情挽歌的范围。沈从文虽然为弥合牧歌文本中的破绽，作了不少工作，这可以从他频繁使用的一些赞誉性词汇中看出来。在小说开头三节，这类词汇比比皆是，如"淳朴“、"浑厚“、"安静和平“、"极有秩序"等。而如果拿这些肯定性评价与边城人日常生活对照，读者会发现它们常常是是矛盾的。是叙述人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⒄，而不是事件本身令读者信服。因此，掩饰的结果实在是加强了这种不和谐感。 《边城》的文本破绽与湘西和中国的现实情形之间当然有密切联系，它提示着牧歌的现实资源的匮乏。同时它也是沈从文创作中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因为原始英雄主义能包容劫掠、血腥和灾难，被文明教化浸染的牧歌则难以化解它。这种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清楚表明了牧歌的建构性及其过程。 同样，苗族问题对《边城》的民族抒情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沈从文的身上有苗族血统，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考虑到这两点，就足以把《边城》与苗族文化可能的表现联系起来，而具体的研究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所在地属花垣县(旧称永绥县)，据1935年人口统计材料⒅，全县15个乡总计人口116146人，苗族人口101514人，占86％，除茶峒镇、花垣镇，吉峒乡三个乡是苗汉杂处外，其余12乡皆是苗乡。即使苗汉杂处的茶蛔镇，总人口6825人，苗族4550人，也占66％。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一些，它是苗族汪洋大海里汉人的一只孤舟。{边城》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左右，那时人口比例估计与1935年的统计不会有太大出入。如此的人口分布结构，很难设想《边城》会与苗族没有任何关系。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书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的一本，由著名作家刘心武主编，配合语文教学，对《边城》这部名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并附有名家导读、读后感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地位与影响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

《边城》论文提纲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便于作者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边城》论文提纲，希望大家喜欢。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品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论文题目：浅析沈从文《边城》中的乡情美论文

一、序论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小说文本，是文学牧歌传统中顶峰之作。沈从文的《边城》建构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为悖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刻画了众多鲜明独特、至善至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沈从文心中的女神翠翠形象的塑造，她是爱的天使，人类的精灵。是爱与美最完美的体现。作品极力表现的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是那么地和谐、优美、纯净，令人钦慕。沈从文用诗意的笔触点染的边城和当时动荡社会相比，简直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边城》中不仅仅是对理想、对主体的审美追求，也流露出作者淡淡的忧愁和寂寞，也有人在命运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隐伏着很深的悲剧。《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真正寄寓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而且达到了极致，为读者所仰慕。

湘西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边城茶垌较少受到现代都市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加之那里是少数民族杂居，过去统洁者大汉族主义压迫，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和团结性，而民族内的阶级、等级观念相对淡薄。在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在山与水的自然环境中度过了一般乡下孩子应有的童年，青年时在令人烦乱的军营里挣扎生存，到后来弃军从文走进六朝古都北京，从此就有了他艰辛地文学创作生涯。这期间，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看到的是太多的血腥、伪善、残酷和丑恶。于是他只能转过身来，从过去，从民间寻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用乡村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来达到改造社会，重塑民族品德。固然，湘西这块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瑞士”的故土终被沈从文发现并钟情。

二、本论

（一）《边城》乡情美的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描写山水风情之美，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还可爱的湘西来展现的。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二）《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了，女儿为之殉情。老人主动挑起了哺育孤雏的重任，没有一句怨言，几十年如一日，风里雨里，来来去去。。

（三）《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三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的。

在作者的笔下，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

（四）《边城》乡情美的第四个方面是通过邻里之间的和谐与自然体现了最宝贵的乡情美

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点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无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妄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

（五）《边城》乡情美的第五个方面是通过对风俗的描写来体现《边城》中对风俗的描写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端午节这种娱乐民俗的描写。譬如，作品的第三节这样写到：“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美啊！作者把赛龙舟的整个过程细致地叙述出来，内蕴着作者对它的虔诚和赞美之情。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强悍与旺盛的生命力。这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湘西古老民俗活动，蕴含着坚定、自信、奋勇、拼搏的民族活力。

三、结论

《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没有丑恶，只有善美，纯然是一曲人性美的牧歌。《边城》写的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所未曾浸染的封闭的乡村社会。活跃在这里的人物，不论是管码头的顺顺，老军人杨马兵，还是掌渡船的爷爷同翠翠，都是靠自身的劳动生活，都是存心于人为善存心待人以诚。都不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只是默默地忠实地劳动着，都信奉着灵魂的天真，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极和谐的，因而洋溢在作品中的是一种活脱脱的“生命”。这种“生命”还处于自在状态，从相依为命的撑渡船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到同爱着翠翠的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每人都无不善良，正直，热情。他们有简单而执着的信仰，在宁静纯朴的生活中跃动着生命坚韧的活力。

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爱”与“美”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边城》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座丰碑，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作野气的卖身女，粗俗的水手，迟钝的山民也因了家乡边地淳朴的风俗，原始的活力而显得浑厚可爱，对一切不抱偏激的态度，在宽容中欣赏一切有生。这种飘逸而中庸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观说明沈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美在沈心中是确切而可感知的，其参数值是稳定的。

1、翠翠的身世悲剧

小城没有收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保持的古朴的韵味，但传统的思想对人性也产生的束缚。翠翠的神十很可怜，本来她的家庭很美满，有恩爱的父母，但是她的父亲在爱情与责任无法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那个时候翠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翠翠出生后，妈妈自杀殉情。只剩下翠翠与爷爷，不用想就知道这一老一小的生活该是多么艰难和悲凉。爷爷对翠翠虽然很关心，但是毕竟没有女人那么细腻的心思，能够在爱情方面指导翠翠。在还没结婚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苦无依，但是她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2、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喜欢上了对方。本来两个人两情相悦，应该会有个好的结局。但是，傩送的哥哥也喜欢上了翠翠，为了躲避情伤成全弟弟，外出闯滩死了，这让傩送觉得，如果坚持和翠翠结婚就对不起哥哥，而船总觉得大儿子喜欢翠翠，现在大儿子死了，也不好将翠翠嫁给傩送。[]因为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翠翠该如何处理感情，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傩送的追求，而选择了逃避，她羞怯的.个性，让傩送到最后都不知道翠翠其实是喜欢他的；而爷爷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表现的很委婉，让傩送误会了他的意思，而且对于哥哥，傩送始终是觉得愧疚，最终选择了离开。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花，还没来得及开放就凋谢了，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悲剧，主要是因为男女主人公对各自的命运都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错失了机会。

3、天保的感情悲剧

在《边城》中，天保是一个悲剧人物，感情悲剧是他人生的标签，他爱上了翠翠，这是多么纯美的女子，可是偏偏也是弟弟傩送的心上人，那么天保就必须面对两难处境：成全弟弟的感情，自己奔走异乡；或者是不顾一切的追求翠翠，成就美好姻缘。在这种选择下，天保的悲剧命运便注定了，作为哥哥，善良的天保不会和弟弟抢夺爱人，所以他选择成全。他对翠翠是真心的，虽然退出了，内心却是痛苦的、落寞的，为了走出情伤、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天保选择离开家去闯滩。因为情绪受到影响，使他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失去的以往的冷静和判断，不小心掉到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天保的一生非常短暂，但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所以他的爱情无法开花结果。

4、爷爷的命运悲剧

小说中爷爷的命也很苦，女儿在他中年的时候自杀死了，身边只有女儿留下的孩子陪着他。爷爷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为翠翠找个婆家，让心上人能够呵护翠翠，使得翠翠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爷爷是经历岁月洗礼的，他有细致的心思，并且努力的促成翠翠和傩送两个人的婚事。可是，由于他处理事情总是不那么直接，使得顺顺这个船总对他不满，天保的死也打击了傩送，使其由负罪感。爷爷年纪大了，原本应该子孙满堂、幸福闲适的度过晚年，可是却不得不操持生计，忧心于外孙女的婚姻大事。爷爷是坚强的，同时也是落寞的，这使得这个人让人同情，对孙女的疼爱，对生活的奔波，年岁不饶人，最终死在了一个风雨骤起的夜晚，使其悲剧一生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边城》这部小说讲的故事比较简单：在湘西茶峒山城一里外有一条小溪，溪边住着一个摆弄渡船的老人，他有一个名为翠翠的孙女，老船夫和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在城内码头上掌事的龙头老大名为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却钟情于弟弟傩送，老大天保在失望之下驾船下游，结果出事淹死，弟弟由于哥哥的死而内心非常纠结愧疚；在一个雷雨之夜，翠翠的爷爷死了，虽然傩送也爱着翠翠但始终没有回来，留下翠翠一人生活。

一、生命的优美、健康

生命的健康与优美一方面指的是体魄和容貌上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青年人身体结实强健，充满了生命力。沈从文为了描写这一特点，常常使用动物来描写人物的体魄，比如说用“结实的小公牛、小老虎”来描写天保和傩送，用“一只天真活泼的小兽物”来描写翠翠。作者完全没有贬低之意，反而是对这些年轻人所散发出的自然灵动的气息充满喜爱。翠翠的容貌也具有自然的美感，沈从文这样描写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的这种天然质朴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另一方面是爱情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沈从文描写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非常含蓄：第一次两人在黄昏时相遇，一见钟情；第二次傩送上青浪滩，翠翠并未见到他；第三次，翠翠与傩送在龙舟比赛中偶遇，两人对视微笑。当天保发生意外之后，傩送内心歉疚，黯然离乡，而翠翠早晚等在他离开的渡口。虽然二人之间的爱情铭心刻骨，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短，沈从文也用了非常高超的技巧描写了少女的矜持和羞涩，这样的爱情是严肃而庄严的，充满了神性的美 。

二、人格品质纯美高尚

小说《边城》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诚实、勇敢、热情、真诚的优美品格，在这个小城中几乎无人不善。比如说老船夫将摆渡当作是自己的天职，一辈子任劳任怨，从未收取过客的财务，偶尔一些不得已而得到的好处，老船夫也想方设法超量的回报；船总顺顺仗义疏财、正直大气，受到了很多穷人的尊重，比如说船工在水上失事后，他经常赠送财务帮助其周济，而当船工之间产生纠纷时也常常会让他来做出裁判，顺顺总是可以非常圆满的解决问题。其他人物比如说天保、傩送、翠翠等，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诚实善良、热情真诚的品质更是优秀青年的代表。

三、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美可以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看出，《边城》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具有些许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矛盾的阶级仇恨。船总顺顺是富人，老船夫是穷人，然而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往来，当老船夫到顺顺家中去时都可以得到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顺顺看到老船夫与翠翠生活困难，还常常派人给老船夫送财务。第二，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朋友之间的交往看出：《边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真心实意的对待朋友，杨马兵年轻时曾经喜欢翠翠的母亲但却没有走到一起，而他却并未对老船夫一家有所记恨，反倒是和船夫成了忘年交。老船夫去世之后，杨马兵便搬到船夫的家中，肩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和翠翠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等待傩送归来。最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美也可以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怜惜看出来，天保向翠翠提亲时，老船夫是同意的，而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孙女喜欢天保的弟弟，于是便尊重翠翠的意愿，尽可能的帮助孙女实现她的愿望。

四、民风的淳朴之美

在《边城》所创造的社会中，处处都能够发现真善美，船总顺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小说中描写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友、慷慨且能帮人解决燃眉之急。顺顺对于因为船只失事而破产的船家都慷慨解囊，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顺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现代人的自私与拜金，而是一种朴素的正直与光明磊落的品德，而这些优点我们也可以从天保兄弟的身上找到。天保兄弟都爱上了翠翠，在他们心中，真正的爱情是与金钱、地位、名利无关的，它代表的是付出与奉献而非索取，但当自己的幸福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他们都愿意忍痛割爱，成人之美。这一点直接的表现了出了天保兄弟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以一种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彰显出了一种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让读者都为之动容。恰恰就是这些乡民所具备的美德让这块土地形成了淳朴的民风，而这样淳朴的民风也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扬，演绎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美丽故事 。

五、结语

沈从文借小说《边城》着力刻画了人性的美，同时把这些美集中在一个“情”字之上：两性之情、亲子之情、朋友之情。透过这些情感来描写了人和人之间的淳朴、友爱以及人内心的善良真诚，创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人都可以保持做人的美德、人人都可以守住灵魂的纯洁，是一个没有经受世俗污染的自然和谐的社会。

一、包含死亡意蕴的水———终结生命的力量

《边城》中的水意象不仅具有清澈透明的柔美气质，同时还包含着刚烈凶猛的死亡意蕴，小说中有三个美好而纯净的生灵因为水而死亡。首先是翠翠的母亲。这位老船夫的独生女不愿违背道德和责任的规范，最终为了成全爱情的忠贞而殉情———产后吃冷水而死，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间接造成了翠翠的悲剧。翠翠这个可怜的孤雏从出生起便只有爷爷一个亲人，在小说中翠翠也常常冒出“若爷爷死了呢”这样可怕的念头，而老船夫也对女儿的去世无法释怀，每每想起都颇为伤心，也忍不住会担忧翠翠可能会与她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同时也会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呢？你将怎么样？”可见水带走了翠翠母亲的命，同时也使翠翠陷入一种极其脆弱的人生状态中。其次是顺顺的长子天保。在经历了月下唱歌之后，天保毅然决定乘船离开茶峒这个地方，不料却在茨滩下溺水而亡。随着天保的死亡本来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误会重重，天保的死在船总顺顺和傩送心中对老船夫埋下了极深的芥蒂，为傩送和翠翠原本纯真的爱情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由此翠翠的爱情悲剧似乎已成定局。最后是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一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之后，翠翠醒来，发现雨水冲毁了屋旁的菜园地，冲垮了屋后的白塔，更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如果说傩送的顺水而下使翠翠失去了爱情的着落，那么失去爷爷则使翠翠的生命失缺了依靠和荫庇。她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失去了从小到大的依靠，她从此只能孤苦无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待那个不知归期的爱人，悲剧气氛在此达到高潮。

二、虎耳草———纯美少女的朦胧情爱

虎耳草作为小说中重要的一个植物意象，小说中一共提到了六次，前五次是在梦中，最后一次是翠翠在现实中摘了一把虎耳草。虎耳草这一意象是翠翠纯真情爱的象征，而从梦中到现实的这个过程则预示着翠翠情爱意识一步一步地自我觉醒。翠翠在回味着爷爷诉说的母亲与父亲白日对歌的爱情故事中睡着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虎耳草这一意象在文中的第一次出现。父母的爱情故事，加上傩送那夜在月下的歌声促使着翠翠在梦中展开了一段情爱幻想，而虎耳草则正是翠翠的相思意象，是少女对心上人歌声在梦中所做的心有灵犀的感应，而飞到悬崖上摘虎耳草这种大胆的幻想则预示着她对情爱的追求与期盼。小说第十五节中，爷爷给翠翠唱傩送给她唱过的情歌时，翠翠不是在梦中而是在口中说出“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这句话，进一步表明了这颗少女的心已情窦初开了，也使得爷爷最终明白了孙女心归何处。小说第十七节中，翠翠上山去掘竹鞭笋，“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提到虎耳草，也是唯一一次翠翠在现实中摘的虎耳草。这一情节暗示着翠翠的纯真情感由暗中期待转变成显性展示。正如闫晓昀所言：“‘虎耳草’同‘翠翠的爱情’正是在这种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在‘恰到好处’的出现中，虎耳草具备了超越审美价值的语义阐释功能，仅着六处笔墨，便已能替代繁琐的描述，将翠翠复杂的情爱心理变化凝练地呈现。”

三、碾坊与渡船———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碾坊与渡船是小说中一组相对的人文意象，分别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整体反映出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甚至还有人认为“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不仅反映了湘西的时代特征和民间习俗，而且凸显了一个封建宗法关系与原始民性交织的社会”70。单纯从傩送的角度出发，他的爱情生命中存在着两位为他守候的女子，一个是与他一见倾心的翠翠，另一个则是主动求亲的团总家的小姐。如果说碾坊是团总家小姐的陪嫁物，那么渡船则可以看作是翠翠的陪嫁物。渡船背后所代表的生活和价值观：从老船夫的口中我们知道摆弄渡船是有口粮的：三斗米和七百钱，这便是祖孙二人所有的收入。翠翠与天保初遇时，顺顺让天保将鸭子给翠翠，并提及“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可见守着渡船的祖孙俩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即便生活如此清苦，当客人硬是要给祖孙俩额外的渡钱时，他们就硬拽住客人把钱还给他们，还自备上好的烟招待渡客。而碾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小说第十节中，傩送邀翠翠和老船夫到城中看热闹时，老船夫到新碾坊看水碾子时，听到熟人介绍碾坊值大钱七百吊。翠翠在河边也听到妇人们的谈论：“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一些”，“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由此可知，得到碾坊可以过富足无忧的生活。渡船是流动的，碾坊是固定的，渡船是不带来财富的，而碾坊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从这两种意象的不同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渡船是边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意象，是与边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生相伴的，是依水而生的边城人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城人民的生活是一天也不能离开渡船的，它象征着一种古朴、淳厚，虽清苦但安适、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的是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而“碾坊”则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衍生出的新兴意象，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罕物”而存在的，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却庸俗的生活方式，传达出重利轻义的现代价值观。通过翠翠耳朵，我们知道河边的妇女曾这样议论过：“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可见，在茶峒人民的最初观念里，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本身不具有可比性，不存在任何好坏优劣之分，只要各人“心里爱”便就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价值观的不断入侵，“利”观念逐渐加入，两相比较，明眼人都可看出“在河边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而且“一个撑渡船的若想要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这几乎快成为整个茶峒人民的整体思想观念了。这也反映出现代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当然作者也透过傩送选择只有渡船的翠翠而放弃有碾坊作为陪嫁的富家女的这一决定，表露他自己对传统价值观的肯定。正如罗才平所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民族美德丧失的深切忧虑和重建的责任，沈从文才在《边城》中对那亘古的‘渡船’寄寓了丰富的象征意蕴。它既是老船夫高尚人格乃至民族品德的一种象征，又是两兄弟对翠翠的真挚爱情的实质之所在；既寄寓了作者人性皆善的社会理想，又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揭示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93笔者希望能够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为《边城》的解读开辟全新的视角，以期达到为后来者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