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忠义思想大学毕业论文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它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则有深刻的揭露。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它预示着广大人民在以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他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受到皇帝的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更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小说中出现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亲友朋党。这里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他们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作品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门庆等，引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爪牙。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网，残酷压榨和迫害着人民。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 小说不仅写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来；同时写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纷纷参加义军队伍。甚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因而像害藏“丹书铁券”的世袭大贵族柴进和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先后卷进了起义队伍的行列。这些，都说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在那些英雄们被逼上梁上的过程中，林冲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逼”字，在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他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闷气。但是教头的地位，优厚的请受，舒适的家庭，美丽的妻子，这种种条件，又形成了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的性格。高衙内明目张胆地调戏他的妻子，他虽然感到耻辱，可是因吃着统治阶级的大请大受而不敢下手，只是冲散了事。后来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阴谋陷害下，他被发配充军，虽感到含冤负屈，仍未能起而反抗，甚至被贬斥到大军草料场时，尚欲修屋苟安下来。但是敌人没有因为他一再退让而相饶，竟然又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在家破人亡，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他才杀死了仇人，吐出了长期积压心头的冤气，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上梁山后，他又火并了妒贤嫉能的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既和高太尉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在招安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义军队伍中一个比较坚定的成员。 (二)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 小说把那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他们所表现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想品德作了热情的歌颂。在这些起义英雄中间，李逵和鲁智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李逵出身于贫苦农民，因打死人，逃在江州当小牢子。构成李逵性格核心的是他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他是一团仇恨和反抗的烈火，是一股扫荡腐朽、黑暗势力的旋风。他上梁山很主动，没有丝毫勉强，当宋江提出上梁山时，是他第一个热烈地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罢!”他对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幻想，当柴进受到殷天锡欺负而幻想靠条例打官司时，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宝座，都不在他的眼底。在刚上梁山时，就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要求；上了梁山，他又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种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使李逵成为招安的坚决反对者。当宋江吟〔满江红〕词，流露向往招安情绪时，他便“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即使在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抡起斧头，向自己砍来，吓出一身冷汗”。 李逵对自己弟兄们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英雄性格另一种光辉的表现。宋江关在牢里，是他“寸步不离”、“早晚在牢里服侍”，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戴宗时，他第一个赤条条地抡着板斧，从酒楼跳进刑场杀将起来；高唐州救柴进，又是他第一个只身下井。他平日最爱宋江，可是当他误听宋江强夺民女的消息后，便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这说明在他心目中，农民起义的利益是高于一切个人感情之上的。在沂水县，当他要杀冒他的名拦路行动的李鬼时，忽听他说家有老母无人赡养，他反以十两纹银相赠。看出他对于受苦人是怀有怎样的阶级感情。作为一个农民英雄，伴随他的纯朴天真，李逵也有简单、卤莽、不讲策略和狭隘报复思想等缺点。打起仗来，往往不分对象乱砍乱杀。在三打祝家庄时，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排头价砍去，杀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但这些缺点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对于一个农民英雄来说，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鲁智深本是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社会身分是下级军官，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既没家庭，又没产业，无牵无挂。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对各种罪恶势力采取了主动挑战的态度。“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概括了他性格中的这一特色。他和金氏父女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情他们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结果被迫无地容身，只好出家当和尚。在大相国寺与林冲不过是萍水相逢，但由于痛恨高太慰对林冲的陷害，他挺身而出，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进而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慰的阴谋。为援救被欺凌者，他不惜与统治者反抗到底，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信条。鲁智深性格中也有单纯、朴实的这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很卤莽。但下级军官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在打死镇关西后，用虚晃一招以为脱身之计，正是这种斗争经验的表现。 武松在那些出身于下层人民的英雄行列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充满着英雄传奇的色彩。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精神。但他封建伦理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在景阳冈打虎后，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一心想为统治阶级效劳。直至哥哥被害，告状不准，杀死了凶手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却又到官府自首。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刚强、正直，不愿连累他人；同时也表示他对官府还有一定的幻想。醉打蒋门神一举，固然有打抱不平的一面，但主要是为了报答施恩的知遇之恩。被张都监收为心腹后，更为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吃了大亏，差点把命都送了。血的教训，使他对封建统治者的真面目逐渐加深认识，反抗也随之越加激烈，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他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发出来了。终于走上了团结起义的道路，在日后长期的斗争中，革命意识逐渐坚定，成为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之一。 在那些出身下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中，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也是很有特色的。他们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正是他们这些人物组成了这支义军队伍的中坚力量。 (三)小说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如何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传》开始写的多是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对社会上恶势力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有声有色，但毕竟还只是个人的反抗，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随着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英雄们逐渐由个人反抗，进而小规模地联合起来反抗，一直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智取生辰纲可以说是联合斗争的萌芽，参加斗争的有渔民、贫民、下层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他们出于对当权者的仇恨，为夺取不义之财，齐心协力，终于取得胜利，事后又一起上了梁山。在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使梁山势力进一步壮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宋江上山后，更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族，出现了起义英雄武装割据政权的新局面。此后的斗争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大规模斗争，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理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对后世农民反封建斗争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出了起义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二是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三是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在这三种形式之间固然有原则的区别，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镇压和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当然不能相提并论。然就其结局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失败，即使最后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胜利，但实质上也是失败，因为它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只是起了个改朝换代的作用。《水浒传》中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 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义军队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这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中写梁山义军队伍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出于走投无路，才被迫接受统治阶级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向统治阶级投降的。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是和义军领导人宋江的思想、立场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也是和小说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密切关联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节里早已埋下了伏线。伴随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他们的加入，虽然对壮大义军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却使革命队伍的社会、思想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是因为这伙人里的大部分，他们上山的目的只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这种意图和义军领袖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完全合拍。这就很自然的在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的路线。这条路线愈到后来势力愈大，占据了统治地位。虽有少数出身下层的起义英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对它进行抵制，但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据历史记载：宋江的为人是“勇悍狂侠，这和《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小说中的宋江，显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义军领袖来塑造的，使之成为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的关键人物。 《水浒传》里的宋江作为义军领袖，有他的特点和长处：他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由于他好“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称为“及时雨”。生辰纲事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营救过晁盖；为维持和梁山的关系而杀了阎婆惜。他为人又精明练达，懂得斗争策略，并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汉，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谊。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汉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这些特点，对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来说还不是最关重要的，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问题。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在他看来，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所以他一面援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大闹清风寨后， 他率领一帮好汉去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从忠孝观念出发，拒绝了晁盖的援救。直到他浔阳楼题了反诗，事发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以义军的历史悲剧。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但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小说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招安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 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作者还特地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小说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的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终于使作者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来接受皇帝的“招安”。但是我们也还必须看到作者之所以这样强调“忠”的观念，也是和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明代进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所以在我们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极大危害时，还应该具体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因素。 其次说到“义”。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从小的方面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当然小说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这在武松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水浒传》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成就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对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污蔑、攻击的起义英雄作了生动的描绘。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摆脱封建思想体系的束缚，在一些根本观点上仍然维护封建制度，这又决定了他对宋江所坚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大力肯定，从而导致义军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惨结局。

一、从历史时代背景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一，《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被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深地染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三十六人就是“广行忠义，殄不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1〕，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2〕。《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第二，明代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忠良屡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人们期待有一批寄托着自己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英雄们横空出世，来洗濯这污秽的世界。于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冲天，快意恩仇的绿林义气，构成了对好汉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己经由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悄然转变，而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便是《水浒传》。二、人物的出场设置为全书奠定了忠义的基调有人曾经指出，最早的《水浒传》本子，应当只有晁盖、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开头就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两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场。《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对小说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说来也怪，《水浒传》最先登场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而是王进。这位王进在许多方面和林冲一致，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同样受到了高俅的迫害。但也没有落草为寇，既没反也没乱，而是“私走延安府”。为什么要去延安府？小说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用意完全一致。可见小说一开头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好汉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选择是避开当权奸佞，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效力，而不是起来反抗。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梁山，这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是鲁智深的故事。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林冲而不惜得最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与林冲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和对义气的崇拜，显然忠义观念成为小说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三、《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文学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首先我鄙视你，这个都不自己写！很简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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