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论文有哪些

有的，不过很多西欧国家对《山海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第一，作者的身份。《山海经》传入西欧国家以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和关注，他们认为，尽管这部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很可能不是一时编辑成的，而是经过了很多时代才完成的。有任海认为作者很有可能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的人。第二 整体结构。《山海经》这部著作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学著作，而是包括，历史、植物、动物、矿物、神话各个方面的记载，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第三 文学价值。《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也备受西欧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山海经》的文学性不是很高，但是从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价值趋向。第四 浪漫主义思想。西欧作者，对于《山海经》中的浪漫主义神话，有着较浓厚的兴趣。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想象力，深刻的影响了后来浪漫文学的创造。其中大量的神话资料，也是后世传奇、小说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综上所述，西欧学者对《山海经》还是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一位意大利学者，曾经写过一部著作：《古代中国的神话和宇宙》；此外一名法国学者，出版了一部著作：《关于古代中国神话和民族学的研究》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73册PDF电子版

这个也不一定，当代中国的学者坚持唯物史观，或许有作茧自缚之嫌，但毕竟掌握的资料更多。至于国外的学者，也就是所谓的汉学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

柏应理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不仅亲自往来于中国和欧洲，沟通东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将西方宗教和哲学输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诸国。柏氏著作主要分中文及拉丁文二类，其中文著作刊行于中国，拉丁文著作多版于欧洲。现对其学术活动与著述作一简要介绍。 作为传教士，柏应理通过其中文著作向中国人介绍宗教知识，其中以《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影响最大。《四末真论》是柏应理中文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一六七五年在北京首版发行，至一九二五年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再版重印，共发行四版。这部书通过对生死、审判、天堂和地狱四方面的论述，宣扬天主教，劝人皈依，故曰《四末真论》。书前有序和引，正文分“死候说”、“审判说”、“天堂说”、“地狱说”及“终末之记”五个章节，前四章每章附圣言十则。全书共三十八页，八千余字。在《天主圣教百问答》中，柏氏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有关天主教教义、信仰、仪式等一百个问题。书前有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引此问答百端，义蕴宏深，泰西诸儒格物究理，反覆申论时，见于累牍连篇，岂一二语可以阐厥奥旨。然习俗深者，嗜欲匪浅，虽千百言难以启信；而习俗浅者，嗜理必深，虽一二语足以释其疑……”书中包括了基本教理、教徒应常置于心上的要理六端以及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申尔福经等。简明扼要，实用性强。这本书对子宣传天主教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必读入门书一问世即受到欢迎，一再付梓印行，自一六七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共发行七版，在中国天主教书籍中，发行量及印刷次数很少有超过该书的。 柏应理从1682年至1692年，在欧洲期间，为传播中国文化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著述甚多，影响颇大，现择其要者而述之：《圣教信证》1686年，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了:Catalogue Patrum Societatis Jesu(《圣教信证》)，这是一部译著结合的著作。《圣教信证》原系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中文传记及译著书目，韩霖、张赓暨合著，刊刻于一六四七年。柏氏根据原书体例，作了增补，译成拉丁文出版。拉丁本所收起自一五八一年、止于一六八一年，凡百年，较中文原著延长了三十五年。这是一部科学性很强的传记集，对后人研究天主教传教史大有裨益。该书介绍了自方济各、沙勿略开始至1681年来华的耶稣会士的姓名、国籍、来华年月、传教地点、卒年、墓地和中文著述等，颇为翔实。“这样的著述常被认为是教团内部的著述。然而柏应理的目录一书并非只是在回顾来华耶稣会过去的一个世纪，而是要提醒读者注意目前与将来的需要。以此种方式，他再次强调了南怀仁神甫敦促耶稣会士来华的那封信。”它曾附载于南怀仁神甫《清帝国的欧洲天文学》一书之后，并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同时，该书对于修订教史具有重要意义。无怪乎方豪评价该书是柏应理的“最大贡献之一”。柏应理的另一部著作《宣教师广东流谪后的布教情形》(Relatio de Statu et qualitate missionis Sinica Post reditum Patrum Cantonensi exilio Subannum，1671)亦是研究天主教传华史的重要文献，尤其是研究中国南方宗教史的珍贵资料，这部著作无单行本，刊登在Acta Sanctorum第十三编中。《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于1686年及1687年刻有单行本，1687年附于《中国贤哲孔子》一书后发表。该书分为三表，第一表自纪元前2952年迄纪元初，第二表自纪元元年迄1683年，第三表是三皇世系表，载2457年间皇帝以下88帝世系。柏应理在编纂时着重注意了两个问题。一是他认识到在欧洲人印象中，中国的历史悠长而复杂，因此他们对中国史的起源远比对其后的细节更为有兴趣。于是在读了《史记》等典籍后，柏氏把中国史的开端定为2952B.C.，即伏羲统治时期。他认为此前的神话故事是不足为信的，比如盘古开天辟地、三皇及其兄弟长达4900年的统治等。二是他注意到由于中西历法不同导致中西年代之间的差异。当时的欧洲人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历史是一知半解，将信将疑的。柏氏却把中国历史上的大洪水与《圣经》中的大洪水横向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洪水，从而把中西二历连接起来了。尽管这样的结论还存在着漏洞，但毕竟是提高了西人脑中中国史的可信度，为西人理解中国史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如孟德卫(D.E.Mungello)所说，它是“17世纪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重要性即在于“到1687年为止，欧洲人通过卫匡国与柏应理的著作对整个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总体认识”。1693年该年表在维也纳另册出版，1696年德译本于柏林问世，这本年表是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工具书。柏应理在出版了《中华帝国年表》之后，还很注意有关中国历史古老性的记述，他在1681年发现并加以收藏的安文思的手稿《中国新述》有关于中国历史纪年的内容。《中国贤哲孔子》译介及其影响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此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几名欧洲耶稣会士多年工作的结晶，其中出力最大的尚有殷铎泽、郭纳爵、鲁日满和恩理格。殷铎泽和郭纳爵曾于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出版有《中国之智慧》，包括孔子传记及拉丁文的《大学》前五章和《论语》的前五章，共计102页。1667年(康熙六年)殷铎泽又在广州刻印《中庸》，但未完成。过了两年又续刻于果阿，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中庸》的拉丁文译文和孔子传记。此书的编者虽为殷铎泽，但参予者还有柏应理、郭纳爵等11名耶稣会士。殷铎泽后来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回到欧洲，在巴黎又以法文出版了《中国政治道德学》。此书仅是《中庸》的译文，至于《大学》和《论语》的译文尚未介绍到欧洲。柏应理编辑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完成了这一任务。《中国贤哲孔子》为精装对开本，共412页，书的扉页上列出了四位编著者姓名：殷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柏应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献辞》，表达了他对法王支持在华传教事业的敬意。第二部分是106页的“导言”。开宗明义便说明耶稣会士所以编著此书，并不是为了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而是希望此书能为到中国去传教的教士们提供一种可用的工具。“导言”对中国的道教、佛教做了介绍与批判，讨论了佛、道和儒学的区别，指明哪些是中国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有哪些重要的注疏书籍。《导言》认为《四书》、《五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其中“经”的地位要高于“书”的地位。《五经》之首是《书经》，《易经》是《五经》中最古老的“经”，但在重要意义方面，《易经》居第三，《诗经》居第二，《春秋》居第四，《礼》居第五。《导言》第44页是64卦的卦图，按照乾、坤、屯、蒙、讼、师……次序排列，显然这是《周易》卦图。在每个经卦之上标出拉丁文字，标明每个经卦的象征意义，即8卦中每卦所代表的自然现象。柏应理所介绍的易图，内容系统，方面甚广，它不仅包含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两张图，还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引人关注的是柏应理在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图中均标有阿拉伯数字1、2、3、4、5、6、7、8直至64。此外“导言”还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以及朱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书目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的范畴。柏应理效法他的前辈利玛窦，一方面利用儒家学说来反对佛、道，另一方面又将儒家区别为先儒和后儒，即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他肯定前者，批判后者。《中国贤哲孔子》的第三部分是8页的孔子传记，材料取自中国文献，开卷便是孔子的全身像，这是欧洲出版物中最早的孔子画像。孔子身穿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的板子，站在一座庙宇式的书馆之前。书馆上端写有“国学”二字，附拉丁注音和解释，书馆柱子上写有“天下先师”字样。孔子身后的两旁是装满经书的大书架，书架上的书籍均标出书名，自上而下，一边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另一边是《礼》、《易经》、《系辞》、《诗经》、《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中国贤哲孔子》的第四部分是《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和注解，共288页，总题目为《中国之智慧》(Scien-tiae Sinicae)。译文的最大特点，并不止于借“译”宣教，而是力图证明中国先儒的经典著作中，早就有和天主教义一致的地方了。例如：《大学》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贤哲孔子》译为:“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精炼或改进我从上天汲取而来的理性(rationalemnaturam)，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惟有扫除了蒙于其上的邪欲瑕疵，才必然会恢复它那无比的清澈。(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andoSeureparando)，当然，要依靠他们本身的榜样和规劝。(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立场坚定，保持最大的德行，我认为译者以此希望所有伟大的行为都和真理相为一致”。显然，这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渗杂了译者的说教。上天的“理性”是什么?就是天主教。此词的拉丁文是naturarationalis，是17世纪天主教神学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也是赴华耶稣会士经常借以发挥的一个词，如《性理参证》、《超性学要》、《性理真诠》。耶稣会士对一些词汇的译法，亦极力染上宗教色彩。如《中庸》有“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里的“圣人”本指“品学高超”的大智之士，但却被他们译成仅具有天主教意义的“圣人”Sanctus，意义被局限在很小的范畴中。《中国贤哲孔子》的最后,是柏应理编写的《中华帝国年表》(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及他所绘画的中国15省省图,115座大城市的位置、耶稣会士在华建立的近200处教堂的标志。。《中国贤哲孔子》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柏氏的这本书予欧洲人以较大影响，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以后，来华传教士开始注重研究中国的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也多次被译为西文出版，如比籍传教士卫力济(Francois Noel)将“四书”及“孝经”译成拉丁文，一七一一年在巴加拉(Prague)出版，奥籍白乃心(Joannes Grueber)、法籍博圣译(J，Franciscus Foucquet)等都曾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并分别在欧洲出版有关译著。《中国贤哲孔子》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它第一次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个不同的名词联在一起，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此书最初的目的是给那些到东方传教的人作参考用的。但发行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1688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学者杂志》上有人发表书评，认为孔子是道德原则的老师，而这些原则也有点像基督徒的道德原则。书评在谈到孔子的“仁”时说：“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看不出中国人的博爱和基督徒的博爱有何区别……不论如何，他们与基督徒的理性并无二样。”1688年6月发表的另一篇《中国贤哲孔子》一书的读后感写道：“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自然之光，你们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1688年至1689年，法国出版了此书的两个法文节译本，一本叫《孔子的道德》，另一本叫《孔子与中国的道德》。1691年，英国出了一个英文节译本，也叫《孔子的道德》。有了法英文本，普通的民众就可以阅读了。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名人如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William Tample，1628—1699)，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n Jones1746—1794)，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巴耶(T.S. Bayer)等都曾怀着浓厚的兴趣读过此书，并对自身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帮助。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0年)在《中国贤哲孔子》一书读后感中写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是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关于孔子的为人，坦普尔推崇备至，他说，孔子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天才，学间渊博，德行可佩，品性高超，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整个人类。他也提到了孔子的文风，说孔子“词句典雅，巧譬善喻”。此外，坦普尔在《讨论古今的学术》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与希腊哲学相提并论，他说“希腊人注意个人或家庭的幸福;至于中国人则注重国家的康泰。”威廉·琼斯爵士在1770年间，还只23岁时，就读过柏应理的书，读了《大学》之后，写了一篇教育论文，流传下来的只有它的《大纲》。《大纲》的开头就引了《大学》开头的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莱布尼兹在评论此书时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莱布尼兹对柏应理《导言》中的易卦也进行了相当细微的观察，在给白晋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了《中国贤哲孔子》中的卦图和白晋寄给他的卦图之间的不同之处。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大都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介绍孔子学说时，就利用了柏应理的这本书。孟德斯鸠怀着巨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这部用艰涩的拉丁文撰写的书，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在笔记中，他写下了一些与作者不同的观点，并将书中的许多段落译成法文。

有人研究的，有的老外也对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感兴趣，就对山海经有些研究，当然语言是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

欧洲文明受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影响巨大，他们的学者在考古和历史研究上，表现的很有浪漫色彩。根据了解，欧洲学者对《史记》这类纪传体通史并没有兴趣，反而对《山海经》这种神话传说情有独钟。因为这本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与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存在一些神秘联系，许多欧洲学者提出了“世界文明同源说”。他们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是一块已经消失了的古大陆，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到的“亚特兰蒂斯”。他们提出的论据也很简单直接，《山海经》描述的是一块完整的大陆，四周都是海洋，这显然不是大洋洲。而且《山海经》描述了几百种未知动物，很可能是史前文明被洪水毁灭后，才从世界上灭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