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音乐史的论文格式

分析实践首乐教育哲学理论在“中西方音乐史” 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那么，怎样理解实践首乐教育哲学理论在“中西方音乐史” 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20世纪末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全新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理念甚至颠覆了传统的音乐审美教育哲学,其代表人物戴维?埃里奥特认为音乐的教学活动在于实践，在于行动，他主张在音乐教学中应当以音乐表演为中心，结合音乐欣赏、音乐创造等活动，重视学生的亲身参与、感受和体验。音乐教育的核心知识不是关于旋律、和声或其他要素的语言概念，而是以行为为基础的，是教学生如何在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的行为中音乐性地思考的知识?。人类的一切活动证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为认识提供可能和所必需的信息，使人们获得并不断发展思维能力。该哲学符合《实践论》中重视行动和过程的主导思想，注重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该哲学思想的优势在于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杜威的“做中学”如出一辙。

音乐课程是一种活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例如声乐演唱和乐器演奏都需要学生亲身实践，这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融入音乐的特定文化语境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课程通过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音乐相关文化背景、代表作曲家并欣赏各时期代表性音乐作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感受音乐进而促进其音乐表演实践，可以说“中西方音乐史”课程是提升学生音乐文化素养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埃里奥特所说，对作品相关背景的分析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知道的和建构的内容之一，并因而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能享受的部分?。作为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进程，音乐聆听包括建构音乐声音的认知的文化侧面

笔者根据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的观点，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高校“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改进方案，以期与同行共同商榷。

一、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教会学生欣赏方法

不少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课程的教学中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虽然涉及音乐欣赏环节，但仅限于聆听，对如何聆听、如何理解和把握音乐并没有介绍，这导致很多经过四年专业音乐学习的学生,面对一首音乐作品仍然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欣赏，更无法运用所学到的音乐史知识来指导自己的音乐表演。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以具体证明，一个学生理解了该作品的相关方面和特点，并知道如何指导他在音乐行为中的思维?。音乐聆听是一种丰富的思维和认识，是自我发展、自知自觉和乐趣的丰富源泉。音乐素养是在音乐聆听的语境下实现这些生命价值的关键?。因此，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音乐欣赏环节,教师应教给学生欣赏音乐的方法。

笔者认为，音乐欣赏环节的教学可以从音乐本体和音乐史实两个方面展开。音乐本体是指基于音乐本身相关因素的欣赏，包括音乐的旋律、节奏、乐器或演唱者的音色、和声、曲式、调式调性等。对音乐史实方面的欣赏应当基于该音乐作品所处时代的整体风格、音乐作曲家个人经历以及创作该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理解音乐作品，把握音乐作品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对于中国音乐史音乐作品的欣赏,要引导学生感受音色，把握意境。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受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观影响，并不注重准确的音准、节奏,而更加注重通过音色的细微变化营造音乐作品的独特意境。例如:欣赏姜夔的自度曲《扬州慢》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该曲所表达的含义,通过欣赏乐曲,感受其旋律中的一些独特进行，例如四度和七度音，或一些变化的宫音、商音和徵音等，发现其与我国现代民间音乐的一些不同之处，感受宋代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再如:欣赏根据唐代王维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被誉为我国十大琴曲之一的《阳关三叠》时,教师可以通过诗词介绍，先让学生理解诗中所饱含的深沉的惜别之情，体会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对即将远行的友人无限留恋的诚挚情感，让学生带着这种情感去欣赏音乐作品，并带着感情演唱改编后的混声合唱《阳关三叠》。在这种不断升华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在感受、聆听、欣赏以及演唱中充分体会音乐作品的意境。

二、转变课堂教学中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往往以教师为课堂教学中心，学生缺少主动意识，缺少独立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今信息时代，面X才众多的网络媒体，我们不断反思一个问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教给学生的?如今,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取音乐史知识和音响资料，如果教师仍然照本宣科就会让学生们觉得音乐史课程枯燥无味，书本上的知识自己可以看,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音乐史课程教学究竟要传授什么知识呢?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认真挑选各个种类的音乐,使学生对音乐表演实践和音乐聆听进行专业思考。让学生以音乐表达为目的，通过比较和对比表现性和非表现性唱片来进行音乐教学活动?。从人类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符号学和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研究音乐,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和意识调节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方式的理解可见，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从多个视角、多种维度去分析和研究音乐，使其获得对音乐更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研究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将课堂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学生,可以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自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搜索知识信息，并带着问题回到课堂上，大家在一起交流、分析、讨论。只有通过自己深人思考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

教师可从两方面为学生划定选材范围。一是让学生以某一作品为例归纳音乐欣赏的方法，同时结合个人的演奏演唱经验，完成一篇音乐作品研究论文。例如,在欣赏肖邦的钢琴作品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其音乐的旋律表现形式、和声的转换与变化、结构的设计安排以及音色的明暗对比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结合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自身的演奏经验等,全面认识音乐作品。这样，通过对音乐作品、作曲家不断深人的分析和研究，学生不仅能够将个人的欣赏经验转化为理性的认识，还逐渐形成了思考和写作的习惯，这种良好的音乐写作习惯将对他们今后的音乐学习产生深刻的影响。二是让学生对音乐历史人物或音乐作品进行比较，以获得音乐历史知识，从而对音乐史实、音乐家及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西方音乐史巴洛克时期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比较巴赫、亨德尔及斯卡拉第三位作曲家，充分感受该时期音乐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学生通过研究其音乐作品的体裁、风格、音乐技法的运用及演奏特点等,在把握该时期总体音乐风格的基础上，理解了三位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的不同之处，这会给学生今后表演这几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带来重要的启示。

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形式太过单一，以教师讲授、学生聆听为主，学生往往扮演“被动聆听者”的角色。由于无法亲身参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中，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不浓厚，对学习的投入不够，教学效果不明显。此外，学生对“中西方音乐史”课程内容缺乏系统了解，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就必须让学生加入到他们想学习的音乐实践(或音乐文化)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教学情况的真实性对于学生音乐学习和学习深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即知识不能从其学习和使用的原语境中分离出来。培养音乐素养便意味着将学生引人特别的音乐文化中去?。“实践”一词强调音乐应该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音乐创造和音乐聆听有关，并以此来证明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必须紧密联系音乐表演和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亲身体验。

笔者认为，“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应综合更多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和音乐实践能力。首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音乐会的形式，让学生现场展示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乐器演奏、声乐演唱，这样既能够锻炼学生的音乐演奏水平，同时又能让学生有机会现场感受音乐作品的魅力，为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把握音乐作品的风格特色，形成对该乐器、该时期音乐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认识提供有益的帮助。其次，可以组织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获取更多的音乐感悟。例如，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介绍金湘创作的近现代歌剧《原野》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从多方面搜集资料，包括歌剧的视频、金湘先生对作品创作的介绍以及多方面的评论和反映等，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自导自演这部歌剧。再如，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而他早年居住的青果巷是常州历史名人聚集处。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探访名人故居,感受那里独特的人文氛围，使其对赵元任的作品有更为直观的认识。通过这样的音乐实践活动，学生加深了对音乐作品、音乐作曲家的理解。再次，可以通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锻炼口才，培养教态，增长经验，同时,教师对他们的教态、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评价与建议。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可以了解教学的基本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反思自己的学习，从而获得经验，不断进步。

在现今学科大综合的背景下，以往那种技能课教师仅仅教授学生演奏或演唱技巧，理论课教师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巳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教师应当积极转变观念，以培养具备综合素养的高层次人才为己任，在教学的过程中触类旁通，让学生获得相似的学习经验，并在音乐表演过程中融人更多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正如埃里奥特教授所说:未来依赖于通过继续提高我们对音乐的哲学理解，以及通过继续提高岗前和在职教师的音乐素养而使得音乐教育更具有音乐性、艺术性和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只有通过加深和扩展学生的音乐素养才能实现;而这些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我们的学生行动中思考的音乐时间的质量，来最有效地展示给家长、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董事会。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