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失业率的论文有哪些

内容 摘要：奥肯定律力图揭示周期波动中 经济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然而在我国却不适用。本文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 分析 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奥肯定律在我国不适用的原因。 关键词：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 失业率 完善的市场机制 奥肯定律的提出 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阿瑟�6�1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 问题 。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 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 目前 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自然 失业率，另外， 影响 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 企业 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 农村 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 计算 ，是时点指针。而在 理论 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研究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历来是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早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有所涉及。根据战后初期形成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十分简单：把总需求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业，当然也要防止总需求过高造成对劳动力的超额需求（过度就业）和通货膨胀。利用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国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则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萨缪尔森和索洛证明了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基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他们还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考虑到货币工资在总成本中占有相对稳定的比重，并且企业往往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进行定价，因此就可以用通货膨胀率代替货币工资增长率来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无疑，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推翻了标准的凯恩斯模型，尽管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手段来增加就业，但这会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经济政策上来说，政府在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对一种统计关系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处。疑问之一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的微观理论基础何在？根据利普西的论述，是产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在工资率上升之后通过成本推动使物价水平提高。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解释可以简单表述为：当失业率较低时，一方面，企业出于对劳动力缺乏的考虑会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也会要求提高工资，这两种压力将导致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平均劳动成本的提高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即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反，当失业率较高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较充分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也不敢贸然要求提高工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货币工资率就比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水平也比较低。疑问之二则来自于其替代规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过允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永远实现高就业率，但这与传统经济理论显然是有冲突的。因为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变量是由实际力量而非名义力量决定的，或者说，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够影响价格水平，对产出或就业则不起作用。疑问之三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即使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失业（即摩擦性失业）问题。尽管一般都认为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零失业率，但很少有理论具体说明了摩擦性失业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实践方面，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替代关系与西方国家1950～1960年代的情况还基本符合，但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却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无法解释的。这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要求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费尔普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业的工资和价格调整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之后，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进行了修改。费尔普斯充分考虑了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对预期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了严格区分，并对这种区分的宏观经济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与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强调了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三篇最重要的论文上：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最优失业率》中，他分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长期权衡情况下的最优需求政策；196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动态货币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中的同名文章重点研究了摩擦市场中工资调整与均衡失业率的问题。费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描述价格、实际工资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别是如何影响实际就业水平的。在引入预期理论之后，他提出了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权衡替代关系，因为在长期中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在均衡失业率水平上与纵坐标轴平行的直线（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坐标轴表示失业率），这是过去50年来宏观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含义在于表明了尽管货币扰动的真实效应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们纯粹只是暂时性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可能长期偏离其实际水平，因而真实就业水平会在较短时间内回到仅由真实因素所决定的自然水平上。基于此，费尔普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内涵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这显然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有必要补充的是，对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修正的还有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货膨胀预期之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经常也被称作弗里德曼－费尔普斯修正，他们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失业率。但与费尔普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把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一个正式的模型中。对于上述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后来曾指出其中的一个缺陷是价格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没有任何微观经济学说明。对此，在后面的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从劳动经济学入手尝试性地搭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模型，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失业率达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之后，每个厂商都将通过提高其工资水平的手段来提高相对工资，从而降低本企业的离职率；但所有厂商都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各个厂商对其他厂商货币工资的预期持续过低，从而导致非均衡的出现。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需要一个合适的失业率水平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据其劳动力转换模型，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一个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会引发工人的频繁跳槽活动，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进行的总需求管理手段，并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失业率水平，总需求管理的方法只能造成对自然失业率的暂时偏离。长期来看，失业率将维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并且在任何均衡路径的任何点上，都会存在因为不能通过以低于现行工资提供劳动取得工作机会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在后面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已经对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释，希望能够揭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他建立了“失业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这也是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中第一个正式的所谓“效率工资”模型，其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的动态特征。在随后的研究中，费尔普斯进一步扩展了对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变动这一动态特征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失业滞后的观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上，受费尔普斯的影响，不完备信息一度成为新古典学派的中心研究主题，比如卢卡斯利用费尔普斯的岛屿模型分析了货币冲击如何导致经济周期波动，但卢卡斯采用了理性预期，而不是费尔普斯采用的适应性预期。不过，其结果却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费尔普斯的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们研究发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将被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中，由此造成的价格变化将消除货币政策的效应。另外，在费尔普斯与他的学生约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们考察了把适度的工资和价格粘性引入到标准理性预期模型中的情况，这同样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费尔普斯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总储蓄率是否太低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在当代消费和下一代消费中做出权衡。对此，费尔普斯强调了代际公平的目标，对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扩展了动态无效率的概念并据此讨论了应该维持一个怎样的储蓄率。稍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代际福利的比较，提出了考虑储蓄率决定的问题的新思路。采用由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斯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费尔普斯把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放到了增长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个运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单一产品的经济，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生产性投入，劳动力以一个给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术进步和折旧，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增加劳动型的）。那么在长期稳定状态下，产出的增长是由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率，即由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而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无关。因为更高的储蓄或投资比率被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或更低的资本生产率抵消了，而后者是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资本报酬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只会影响均衡时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备增长效应。费尔普斯对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一个社会的储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储蓄率应该是多少？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储蓄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换言之，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有多少投资用于研发，又应该有多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在他1961年的论文《资本积累黄金定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推导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黄金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论文《风险资本积累的序数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问题，讨论了为什么不同收入类型的消费者拥有不同的储蓄率。后来在1968年与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分析了时间不一致偏好问题。对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结构的问题，费尔普斯的研究将黄金法则推向一般化。为了实现长期消费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术水平的研发投资也应当调整到其回报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在1966年与尼尔森合作完成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他们论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如何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另外，他们的研究结论还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回报在技术高速变迁时代往往较高，因为这种情况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近十余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对此的一个佐证。除了上述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之外，费尔普斯的成就还表现在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方面。由他发起的关于统计歧视的讨论导致了最优所得税结构的新结果，以及对最优通货膨胀税的重新审视。费尔普斯对统计歧视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以及同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中（几乎是在同时，阿罗也发表了关于统计歧视的重要论文），该理论强调了当企业主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在单个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分组数据），即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在公共财政方面，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设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资率，但政策制定者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看不到工资率（或者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布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接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这就是所谓的费尔普斯－萨德卡结果。另外，经济理论长期以来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但费尔普斯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做出最佳选择。由此，费尔普斯认为应该维持一个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必须是适度的），以在各种税收之间达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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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结构的嬗变--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探讨

165.论向警予的女权主义思想

166.关于异地务工人员融入珠海社会的思考

167.家庭策略对双流动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

168.国外女性就业促进的社会支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