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的毛概论文范文

和平问题讲的就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讲的就是经济问题，所以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战乱不仅使参战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交通运输瘫痪，国际贸易中断，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和平事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经济贸易往来则能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具体地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增进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有可能抑制世界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1．邓小平同志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首先，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流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同时，各国之间又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竞争，而矛盾和竞争的核心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国际形势总体上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总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潮流。 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思想。 第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有很多问题，但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即和平与发展问题。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还存在对抗与世界要和平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对峙、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和平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最突出的问题和集中体现。其次，当代世界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南北方差距的扩大与国家要发展的矛盾。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和集中体现。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它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第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指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根除；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要求，但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世界各国远未实现共同繁荣。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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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学解读》

摘 要：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首先，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后，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 群众路线 落实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提了出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总结 为55年来我党执政的主要 经验 ，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6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我们党在执政60年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号召全党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即“公众”，“民”即“人民”，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2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危难来临，从未压弯共产党人的民族脊梁;风险考验，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豁得出去、冲得上去。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追求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这个有着90年历史、76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62年，目前正领导着空前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背民情、违民意、失民心，最终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这里的“新形势”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 文化 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又是历史性的考验，更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守为民之责、谋富民之策、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以防止滥用职权对党的侵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地位观和义利观，构筑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其次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利益构成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利益协调的难度就越大。对于执政党来说，所有的政策 措施 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这就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处理好现阶段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后表现为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民主政治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宪法赋予人民参与选举、决策、社会管理、监督的权利。在____的条件下，政治参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便于党和政府及时整合、协调各方利益，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保证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总而言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的呼唤，是我们党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在新的形势下，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上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又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因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水平，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并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从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 方法 。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全党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要我们党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会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千难万难，落实可谓天下第一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的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日益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在解决关乎群众利益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共产党人情系人民的声音和身影――我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轻车简从，下基层、进医院，和人民“零距离”接触;淮河洪灾，温风尘仆仆走上大堤，向灾民嘘寒问暖，同吃一锅饭。人民不会忘记，岁末年关，为民妇追讨工钱;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专为农民增收而发。我们不会忘记， 春节 临近，中国领导人身先士卒抗雪灾，国家主席寒冬下矿井，国务院冒险“闯”灾区;汶川地震、世界性金融危机、舟曲泥石流……一次次灾难、一次次危机，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次新的严峻考验。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让民族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更让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实践一次次告诉中国，也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心 手相 连，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桩桩亲民、为民、富民、爱民的感人往事，无不彰显出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不印证着中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砥砺精神品格。90年的风雨砥砺，我们的党更加坚强伟大，党的机体更加生机勃发;90年的风险考验，我们党更加成熟自信，党的事业更加灿烂辉煌。90年艰辛探索，90载风雨辉煌，不管是“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之一”，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中国共产党这90年历史，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告别屈辱落后的历史，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走向现代化的90年;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马克思说：“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公众就会支持我们党;我们党“执政为民”，人民就会拥护我们党执政。党――人民，人民――党，这种鱼水相依、血肉相随、声气相通的关系，将产生一种伟力，把中华民族推向到伟大复兴的辉煌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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