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粮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参考文献： 《中国饮食文化》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5.10 《中国传统食俗》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5 《SOHO早餐文化》 2007.1

我国是重要的粮食大国，从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规模种植粮食。但受到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技术的影响，每种粮食的生产期却不同。有的作物生命力旺盛，适应能力强，就可以在更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生长，如小麦、水稻、粟、黍等。而有的作物只能在特定的环境里繁衍，如一些热带作物等，这种作物就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南北粮食作物都是互动的，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外来作物，比如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花生、甘薯等，就是洋货。一、史前至秦汉中国粮食结构的形成与改变历史时期的粮食作物多是在史前农业的基础上继承的。目前通过对各种文化的考古发现可以了解到，中国南北作物的分布各有差异，北方的作物多以粟与黍为主，南方的作物多以水稻为主。“五谷”的定义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北方目前已知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出现了粟。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如西藏的卡若文化、东北的昂昂溪文化也都有粟的发现。到了仰韶文化中期，粟已经在中原地区大面积种植，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稳定粮食的需求，同时也为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更大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在史前社会的南方，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例如在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中都有大量稻的出现。黄河流域虽然也有稻的出现，但地域分布十分有限，仅仅在渭河与伊洛盆地发现稻的痕迹。而到了商周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开始传入中国。大量先秦酒器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历史上有“五谷”的说法，虽然五谷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但最初的五谷就是指黍、稻、麦与麻等五种商周时期人们常吃的粮食。黍在商周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商周时饮酒风气盛行，而黍正是重要的酿酒材料，所以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黍的种植。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农业技术的发展，粮食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尤其是铁制农具的普及，使各种粮食的推广成为了可能。到了西汉，由于大型水利设施的营建，关中地区成为“天下陆海”，此时水稻也开始在北方大范围地种植。

粥秀文化一枝花——论粥食与文化的延伸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逐步转变,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把规模化生产和餐饮文化发展锁定在连锁化同步行进中,更有一些企业把睿智目光聚焦膨胀在挖掘宣传餐饮文化基础

不同时期南北食作物都是互动的我国是重要的粮食大国，从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规模种植粮食。但受到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技术的影响，每种粮食的生产期却不同。有的作物生命力旺盛，适应能力强，就可以在更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生长，如小麦、水稻、粟、黍等。而有的作物只能在特定的环境里繁衍，如一些热带作物等，这种作物就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南北粮食作物都是互动的，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外来作物，比如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花生、甘薯等，就是洋货。一、史前至秦汉中国粮食结构的形成与改变历史时期的粮食作物多是在史前农业的基础上继承的。目前通过对各种文化的考古发现可以了解到，中国南北作物的分布各有差异，北方的作物多以粟与黍为主，南方的作物多以水稻为主。“五谷”的定义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北方目前已知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出现了粟。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如西藏的卡若文化、东北的昂昂溪文化也都有粟的发现。到了仰韶文化中期，粟已经在中原地区大面积种植，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稳定粮食的需求，同时也为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更大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在史前社会的南方，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例如在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中都有大量稻的出现。黄河流域虽然也有稻的出现，但地域分布十分有限，仅仅在渭河与伊洛盆地发现稻的痕迹。而到了商周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开始传入中国。大量先秦酒器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历史上有“五谷”的说法，虽然五谷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但最初的五谷就是指黍、稻、麦与麻等五种商周时期人们常吃的粮食。黍在商周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商周时饮酒风气盛行，而黍正是重要的酿酒材料，所以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黍的种植。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农业技术的发展，粮食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尤其是铁制农具的普及，使各种粮食的推广成为了可能。到了西汉，由于大型水利设施的营建，关中地区成为“天下陆海”，此时水稻也开始在北方大范围地种植。收割水稻三国时期，冬小麦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冬小麦在当时也叫“宿麦”，春小麦叫作“旋麦”。总之，从战国至三国时期，黄河流域粟的种植面积还在不断扩大，但小麦已经发展到了仅次于粟的地位，同时水稻也因为水利灌溉系统的发展，种植面积不断增多。秦汉时期，在北方旱地作物中，除了粟的面积有所扩大外，豆类作物也开始出现在文献中，如汉代的《四时月令》中就有关于豆类的介绍。二、魏晋至两宋时期原生粮食的扩大与外来作物的传入从魏晋到两宋之间，中国先后经历了大分裂到统一再到分裂的局面，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流与融合推动着物资的交流与新的粮食作物的传入。首先在传统粮食方面，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三国时期，在兖州与徐州就有大范围小麦种植的记录。到了唐代，河北道、河南道、淮南道（今安徽中北部与苏北地区）、河东道（今山西）都有小麦的种植。唐代宗时期甚至出现了麦税的征收，这说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了。秦汉以后小麦就是中国人的食量同时水稻的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从魏晋开始，在渭河、汾河等黄河流域就出现大量种植水稻的情况，种植水稻的范围最北已经延伸到了今北京一线。到了北宋年间，随着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在宋辽边界的白水沟就出现大面积种植水稻的情况。而在这个时期外来作物也开始传入中国各地，比如占城稻。占城稻是因原产于越南南部的占城而得名。占城稻最早出现于北宋，因其具有高产且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在引进之初就被很大范围推广种植，特别是在水资源丰富的江南地区，占城稻的生长速度更快。从传播路线上看，占城稻最初是从今越南传入福建等地，后来在北宋末年在两浙路进行推广。占城稻在作物学上属于旱稻的一种，环境适应能力较强。其实，在占城稻引进之前，中国就有了旱稻种植的记录，但因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其无法推广，而占城稻的出现不但使旱稻得以推广，更使得中国种稻区面积发生了较大改变。占城稻的传入路线文史君说中国农作物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与衍变，从史前时代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与农具的革新，粮食作物的种植也在发生着改变。而中国的粮食发展大体遵循着两种路径，一是原生粮食的种植与扩大，例如商周时期的五谷；另外一种就是外来作物的传入，例如西亚的小麦与越南的占城稻等。这两种模式在历史的发展中互动，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人的粮食格局。参考文献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