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语中的一句为主题的论文

作为一个略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中国人，我认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很少有著作能够像《论语》这样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也正因为这样，我对《论语》的态度一向是只敢仰视而不敢触及。即使以前零零碎碎地读，也从不敢随便发表什么评论。毕竟我对其了解的深入程度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对其历史地位或性质妄加评论的程度。这个学期，思修课布置写《论语》的读书笔记作为平时作业，于是我只有硬着头皮写一点点我的想法。其中肯定有很多错误，请老师给予指正。 据中学的历史课本记载，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开始，一直到清末，《论语》作为儒家的核心著作之一和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思想界达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两千年中，官家推行论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因为论语讲“礼”、讲“仁”；讲“忠”，将“孝”；或许也因为《论语》中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个人对该句的理解持保留意见，见下文）。若子民全都仁义忠孝而又不知，自然不会犯上，不会犯上也就不会作乱，更谈不上谋反了，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志刚 P1）。我们要推翻封建统治必须要先推翻它的思想枷锁。《论语》自然是首当其冲。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打倒孔家店是非常正确的。打得很好。 有人说我的这种言论是在抹杀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其实不然。我主张打倒的，是那个作为思想枷锁的《论语》，是那个用所谓的“仁义道德”（鲁迅语）来禁锢人们的思想的《论语》。将其打倒，反而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论语》。 所以，我主张这样读论语：仅仅把它当作一部书，不带历史偏见地来读。 这样读一读，我觉得，《论语》本身并不是框框条条道德规范。它是鲜活的生活。 首先，论语源自生活。和西方的很多道德伦理著作不一样，他没有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入专门的论述，他只是一个个生活中的片断，并且其中的角色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言语将被记录下来。所以显得十分自然。 我觉得，在道德方面，东方更重视实践而不是理论。老子说：“圣人行不言之教”。道德更多的不是用来讲的，也讲不出来。所以论语中“仁”字凡一百零九见（《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志刚，序P3）,但却通篇没有定论。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总是言传身教，因材之异而施教。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弟子体会到什么是“仁”。或许后来孔子死了，他的弟子也老了，再传弟子为了能让后人能够受到如师在侧般的指导，才从先师的生活中截出一个个片断，整理出一部《论语》。（当然，这纯属我的想象，没有什么依据） 正是因为《论语》来自生活，是生活鲜活的再现，所以我们才应该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去读它。个人认为，与其风格比较像的一部书是晋代的《世说新语》。我们怎样读《世说新语》的？我想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出于学术目的（例如需要写一篇论文或读书报道什么的），一定不会去分析它的中心，分析某段话是多么曲折地表达了一个多么深刻的学术理论——我们大都会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纪录，以一种闲心来读它。我觉得，其实闲谈的心境才是最适合读这样的书的。读到会意处，拊掌一笑，自然就理解了他要表达什么。或许比条条框框地分析加分解来得好一些。当然，这是读书的高境界。我做不到。 若要用一句话来归纳《论语》讲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如何做人”。做人和做学问是不同的。做学问也许还能在纸上做，做人却只能到生活中去做了。读教人做人的书，自然要放到生活中去读而不是仅仅在纸上读，到故纸堆中去寻找疑问的解答。 说了这么多，不举例子就全是空谈。所以下面我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我读论语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论语》中记载孔子评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如果要问我，读了《论语》，如何用简短的话概括一下读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我读到的是：如何做人。如再加几个字以说得详细些，那就是：中庸之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看“中庸”这两个字的。或许在现代汉语中它含有一些贬义的成分。但《论语》中所说的中庸，或者说我这里所说的中庸，却不是那个意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六）。其中的中庸，指的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个人觉得，还可以推而广之，将中庸解释为：不走极端，寻找矛盾双方之间的平衡点。应该说，这是贯穿整部《论语》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 先看最明显的：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 子贡问说：“师和商这两个人哪个更贤？”孔子回答说“师做得过了，商又做得不够。”子贡说：“那么师更好些？”孔子说：“做得过头就像做得不够（一样不好）”。 的确，人的一生，也就是处理各种矛盾的一生。对于这些矛盾，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既不“过”，也不“不及”，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论语》里面就列举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矛盾。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治长第五） 遇到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这里“决”和“慎”是一对矛盾。而太过“决”就会成武断，太过“慎”则是优柔寡断，无论走向哪个极端都不可取。闻而行之则太武断，易犯错，三思后行则太优柔寡断。所以面对季文子三思后行，孔子说：再思之，可矣。 和上面的那一段相对应。让我们看看《论语》中广为人知的这段话：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 上面是一段常被人们引用作为孔子因材施教的例子。但不知大家注意过其中体现出来的孔子对矛盾的处理方法吗？冉有遇事犹豫，而子路性急（“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治长第五）。“退”和“兼人”（一下子激动能顶几个人）都是偏向了极端。所以孔子对冉有和子路相同的提问给出了相反的回答。目的当然是让他们回到矛盾的平衡点上去。 说到这里，岔开说几句。因为孔子教导弟子是因材施教的，其对弟子所说的某句话往往是针对弟子的偏向或不足说的，我们不能将某一两句话抓住看作是孔子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甚至抓住几章中孔子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得出“《论语》是矛盾的”的结论，而应该联系整体，联系生活地把握。我们应该相信，整部《论语》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在背景或上下文不太清楚的章节，更不应该断章取义地作训诂学上的文章。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上面那段《论语》。我们知道，《论语》是经后人整理而成的。如果后人整理的时候略去了“公西华曰”后面的一段，并且把“子路问”和“冉有问”分成两段放在两章中。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是《论语》前后矛盾，还是孔子因材施教？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得出前者的可能比较大。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比较好地说明我前面所说的“联系整体，联系生活地把握”的必要性问题。 我觉得把握好了上面这个原则，我们可能解决对好多章节理解上的问题。我们就再多看几个例子。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第一） 上面这段话中的“无友不如己者”一句，很多书（例如我为写这篇文章参看的《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志刚P4）译为“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种说法难以令人接受，至少我是如此。而南怀谨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则将它译为（大意）：没有朋友会在每个方面都不如自己。我想，大家应该能够凭感觉判断哪一种译法更正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前一种译法呢？显然是因为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导致。 所以，我觉得，这话可能有这么两种理解:1、缺少上下文，这句话孔子可能仅是就某一件事的感叹。2、讲“由”释做“行”，将“知”释作“识”。这样该句就成了：可使民众行君子之道而不可以让他们仅仅是背得那些大道理。（参见《孔子渊源》，韩永贤，国际文化出版社）。 再看一看曾经作为批判孔子的理由的一段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耶？”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果不看前后文，孤立地看“无违”二字，很容易将孔子对孝的解释误解为盲从。其实，略微注意一下后文很容易发现，这里的“无违”讲的是“无违礼”。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说到这里，应该把“联系整体，联系生活地把握”这个原则说得比较清楚了。下面该回到前面没说完的话题上去。前面讲到《论语》有注意把握矛盾平衡点的特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再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 这里讲的是如何调和“学”和“思”的矛盾。作为一个理科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有相对深入的理解。只学而不思，不易发现别人的错误，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想。就像读《论语》，买一本书回来，刷刷几下读完,即使过目不忘，学到的也是别人的东西。思而不学，则会进展缓慢，而且容易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这时如果能够参考一下以往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则很可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荀子也说过“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在学习中要把握好“学”和“思”这对矛盾。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第七） 据字典中的解释，上面这则中的“纲”指的是拉网的总绳；弋指用带绳的箭射鸟。故其说的是：孔子钓鱼，但不用鱼网网鱼；用箭射鸟，但不射已经归巢的鸟。有人说，这是虚伪，既然要捉鱼，那用网捕和用鱼竿钓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其实和上面讲的“文”和“质”是同一个问题。“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看似是一些陈腐的框框条条，其实这是“文”的表现。即便猎取也是有度而有原则的。我不大相信一个信手残害生灵而内心不感到丝毫不忍的人能有什么好的“质”。 《论语》是从生活中来的，也应该回到生活中去。也就是要在生活中去理解它和实践它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