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青年记者杂志是北

杂志式深度报道--预设、捕捉和集成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闫肖锋 翻遍《新周刊》文档，只见编辑手册，未见采访手册之类。杂志办了12年，没有采访手册居然也走到了今天。相信这不是《新周刊》的独有情况。多数刊社即使有这类手册也被弃之不用，而且网上能搜到大把诸如手册、守则之类的文档。在中国的杂志作坊里，采访跟编辑、设计一样，是个熟能生巧的工匠活，没有标准通则，只有苦行实践。 《新周刊》给读者的印象也是编辑大于采访，概念大于细节。但这不代表这本杂志不重视社会事实。当然，相对于《三联生活周刊》硬性规定新手“行文三千必采八人”的做法，《新周刊》宽松许多，我想硬性规定采访人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采访价值当然不体现在数量上而在质量上。 杂志报道以深度报道见长。深度报道在本文中被分为三段论：预设假说、捕捉事实和集成文章。那么，令人困惑的三个问题是―― 采访跟社会调查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可以逼近的吗？ 编写报道跟写小说的分别又在哪里？ 一、预设 采访跟社会调查的区别是什么？或许，这个问题可简化为，去采访之前是否需要一个理论预设或逻辑判断？ 当矿难之类突发性事件来临时，记者能具备什么样的理论准备呢？又能形成怎样的逻辑判断呢？显然，这是荒谬的。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记者无法先有逻辑判断的，只是一些想法的碎片，诸如违法作业、官商勾结、人命不值钱之类的判断，如此而已。这些想法有待证实，而更丰富、更刺激的事实隐藏于未来采访之中，找出它们是一位记者最大的使命和挑战。待采访有效实施之后，最后自然成了逻辑判断和理论分析。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理解力以及逻辑整理能力。如果采访只是为了印证某种假设，已经判断好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强奸事实的。 但另一方面，理论是捕捉世界之网。假如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看法，注定也采访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记者是人，不是扫描仪。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你能捕捉到什么。 关于是预设问题还是随机跟进，孰先孰后，应视不同采访题材而定吧。事实永远比理论更精彩，变化总是超出个人想象。但如果没有理论或逻辑武装，采访者便沦为吸尘器，抓到什么是什么了。有理论准备的大脑，能让记者像守候在洞口的猫那样，随时捕捉话题之鼠。 理论上讲，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调查或采访。人们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论逐步逼近事实，消极地说，不可能完全捕捉到事实。但是，新闻采访与社会调查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共享的：一是价值中立，二是逻辑循环链。 采访/调查时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即暂时搁置一切既定观念、看法、理论，保持某种清空状态来迎接事实的来临。尤其在采访过程中，切不可因自身成见，影响、干扰、左右了采访的对象或事实。价值中立不等于没有预先的理念或逻辑，只是要求在操作过程中要杜绝它们对捕捉事实的干扰，以便“客观”能自然呈现。举个傻瓜化的比喻，采访/调查矿难中你不能这样问：“死了这么多人，您是否觉得矿主十分可恶？” 至于采访/调查需要逻辑循环链，则直接借鉴了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逻辑关系（见下图）。毕竟，新闻学不过百年历史，而社会实证研究已有二三百年历史了。那么，获取事实的逻辑方法自然可以拿来共享。这个调查/采访的逻辑循环是这样的： 以《新周刊》曾经做过的“同学会”专题为例，这样大型的报道策划，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准备或逻辑判断最终将导致方向散乱，采集上来一堆事实，难以让读者窥见全豹。对于该专题，我们曾做过一系列预设，比如： 1.现阶段，同学会已经从感情维系发展到经济利益甚至政治裙带关系了吗？ 2.同学会是否出现阶层分化，是否清华、北大、吉大等名牌大学的同学会已形成C·W·米尔斯所谓“权力精英”？ 3.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同学会，那么，是哪个阶段的同学会起关键作用，小学、中学或是大学？各种同学会的交流模式有何异同？ “同学会”专题操作于5年前的2003年，当下中国社会更趋于板结化，以上预设应当说只是理论预测，对2003年的中国可能是超前了。或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以上假设均为西方模板下的逻辑判断，中国社会则完全玩的是另一种规则或潜规则。但无论证明或否证，都是推进捕捉事实的出发点。 期刊的采访不同于报纸、电视，而是带有较强的新闻策划性质，即对新闻传播过程的谋划设计。这不单指事件报道策划、大型专题策划，也是媒体竞争的需要，广告客户的需要。 其实，并不会因新闻策划而牺牲掉传媒的客观性。吃新闻这碗饭本来就是门艺术，说科学有点抬举了，或者顶多是艺术加一点科学吧。 事实与假设之间的关系，可比之狗与尾巴的关系。狗摇尾巴，还是尾巴摇狗，英语谚语所云：“有时候，尾巴也能摇狗。”事实与假设之间是相互制约和控制的关系，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都不是深度采访/调查所需要的。 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理念假设的尾巴摇事实的狗。深度新闻采访或专题策划，需要共享的是该方法论的逻辑，操作手法和过程自然各有千秋。事实上，精彩的采访也可以补足社会研究之枯燥。而采访经验丰富的新闻工匠自然会荣升为未来的理论大师的，比如美国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鼻祖罗伯特·帕克先生前身就是位老牌记者。 二、捕捉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可以逼近的吗？这个问题令人联想到量子物理学中那个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按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这个世界是不可测的，因为任何测量这个世界的工具或方法，均无一例外地会干扰到测量对象，而所得结果已然不客观了。所以，悲观的认识论会说，这个世界的真相人类永远接触不到；乐观的认识论则坚信，人类有能力无限逼近这个客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量子物理只是研究了其一即自然世界，其二是更为变幻多端的人类社会。新闻人要做的事情，似乎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 从心理学上看，任何社会观都是每个观察者的心理投射，见仁见智而已。哪个记者不是以个人的视角采访，哪个编辑不是以个人的兴趣裁剪素材，哪个主编不是以个人的偏好选择刊载哪类文章？我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世界。一次，好莱坞电影人乔治·克鲁尼答记者问时狠狠嘲讽了一把CNN和BBC所谓的客观报道，他说，在西方电视台上一条三位登山者遇险的新闻会循环播报几十次，而你知道，这个世界同时有无数的生命正在遭受侵害或面临死亡。你还能说CNN、BBC代表着客观世界吗？客观新闻主义无疑导源于西方，诞生了CNN、BBC。但这个“客观”太过西方中心主义了。只是，在采访或抓料、捕捉中，你尽量保持某种价值中立。新闻采访不只是话筒或录音机。而无论是麦克尔·华莱士与风云人物的唇枪舌剑、谈笑风生，还是人类学家潜入非洲部族、融入原住民生活细心体味，无不带有操作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心理投射。 电影《声名狼藉》对所谓“价值中立”式的客观报道方式提出挑战。电影讲述了西方“报告文学之父”杜鲁门·卡波特的另类故事。卡波特受《纽约客》杂志之托采写一则凶杀案故事，通过深度卷入案犯内心深处，竟然发现人性根本上有莫大的相似之处。卡波特最终写出来的《冷血》与其说是一份深度报道不如说是一部小说。但作者自已以为，这种小说式写作更“客观”地接近了案犯的心理事实。 综观新闻史，期刊式的深度报道除借鉴文学笔法外，对社会学、人类学的手法也是采取“拿来主义”。这里不妨穿插着盘点一下各种方法： 1.民族志/田野法。此法关键在于进入角色，深度卷入又保持价值中立。人类学的通则之一就是：“只有当深度卷入另一种文明之后，你才能明白自己的文明是什么。”实际上，这讲了一个事实与假设互为观照的辩证关系。 新闻报道的观察法/体验式报道相当于上述田野法，一种诉诸采访者感觉器官以及延伸物的手法，取决于操作者的思想因素、知识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等。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曾使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受益匪浅，他后来将该法简化为一种“看功”，一种洞见事实的社会学想像力。比如，当费孝通本人上个世纪30年代深入乡镇企业初兴的江浙地区（即“江村”）时，看见有些乡村女性烫了发型，于是得出“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结论。他的“看功”背后是这样的逻辑推理：传统乡村是宗法社会，家庭财权掌握在族中年长男性手中，女性是断无消费支配权的，更别提为自己的爱美之心烫个发型了；而这里的女性烫发现象则说明，财产支配权发生了转移或部分转移，女性由于进丝绸厂而拥有独立财权，甚至家中的话事权。所以说，当时当地的“乡村社会结构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为辅证这一结论，费孝通还注意到，每逢降雨，有丈夫拿伞到厂门口接媳妇的现象，这在传统夫权社会亦是不可想象的。无疑地，费孝通所谓“看功”背后其实是一套理论准备。 2.直面采访法。即通常记者采用的拟好提问纲目、揣摩对方反应及时调整提问的采访法。此法要求既要尊重对方又要防止其天马行空、不着边际。面对面采访，好奇心比技巧更重要，调查性话题就好像智力游戏，逐渐深度卷入。 直面采访或访谈法、访问法，是当前新闻记者最普遍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具有双向沟通、控制性强、实用性广的特点。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曾经的“中关村第一记者”刘韧曾总结他采访“知识英雄”们时的法则，就是深度卷入的双向沟通。刘采访时并不作记录，而是将全部经历放在探讨问题、智力交锋上。往往是，一篇精彩报道要录几盘甚至十几盘带（当时用盒式录音机），而成文不过万言而已。通常，采访逻辑是通过预设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而与高手交锋没有一定的理论准备是难以应对的。刘韧后来将这类采访集结成书《中关村方法》。 3.电话采访。此法在美国新闻界被称为“快餐式采访”。如果按深度分级别，田野法的深度胜于直面采访法，而直面采访法又胜于电话采访，电话采访则胜于MSN采访。但电话采访的好处也不言自明，可以大面积、大批量操作，可以省却舟车之苦和时间不便。对于难言的话题，电话的距离感反而能让沟通双方放松心态、畅所欲言。《新周刊》的电话访谈栏目“世界观”算是一个成功尝试，常使受访名人敞开心扉、将箱子底里的人生感悟都讲了出来。 4.文献法/二手资料法，百度法/谷歌法。社会学意义上的文献是指一切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其本质是记录一切知识的载体，包括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的人类知识的载体。网络发达的今日，上述文献纷纷搬上虚拟空间。搜索引擎网站的宏伟的计划就是在网上建无所不包的图书馆。可以不客气地说，百度法/谷歌法正使新生代传媒人越来越懒，新闻器官越来越萎缩。有些文章甚至是一批关键词搜索后整合出来的结果。当然，积极方面的意义是现在实施任何采访之前，记者都能够通过百度法/谷歌法做足事前功课了。 5.书面采访法。一般针对“大人物”或时间不便的重要人物。中国通常的情况是，由受访人物口授、助手或秘书帮助整理完成。与电话采访相比，书面采访可以使对方有较充裕的时间思考问题，回答正规、措词谨慎。优点是突破时空限制，缺点是与一般新闻原则相背，不得已而为之。 6.问卷法。由于抽样理论的发展，样本代表性、精准程度越来越高，使之成为最科学的舆论调查方法。目前业已被报刊、网络等媒体借鉴利用。例如，“新浪调查”甚至成为该门户网站的一项利器，使之一下子有了独立的民间价值，调查结果每每被传统传媒、学界、政府研究机构广泛引用。 问卷法的优势除突破空间限制外，便于对调查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将主观偏见、思维干扰降低到最小，使其科学性排在众多方法之首。且具有匿名性，是西方政治选举各方精心利用的武器，也是制定宣传策略的依据。当然，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也善用此道。 缺点是只获得有限的书面信息；不适合文化程度低的群体；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比较低；就新浪网上调查而言还存在着取样代表性的难题（仅代表愿意点击者而非网民全体）。所以，问卷法通常与典型个案采访/调查相结合，以得出互补效果。 值得指出的是，问卷法的抽样原则不独对问卷法有意义，对如何科学抽取采访对象也是重要的，否则，可能导致偏听偏信，被某类受访对象误导。抽样原理有专门论著，此处不赘述。 7.座谈会法。市场研究学称为兴趣小组法，新闻学又名调查会,是记者邀请一些人士，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本着同一主题对与会者进行采访。优点是头脑风暴、激发思路，缺点是多数与会者的看法易受意见领袖左右。 三、集成 素材采集上来后，编写报道跟小说写作的分别又在哪里？同样的原料在不同厨师手中可以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式，同样，即使一同去的采访，编出的稿子也是千差万别。 杂志人都应该是高超的编故事能手。所谓好看的故事要求二点俱佳：既要有丰富的细节，又要有严谨的逻辑，缺一不可。实际上，按细节与逻辑可分出四等文章：一等文章既有细节又有逻辑，二等文章有一堆细节但逻辑不清，三等文章有逻辑但干巴巴无细节，四等文章既无细节又逻辑混乱。 通常的比喻是记者要像蜜蜂和啄木鸟，而不是吸尘器、扫描仪，有选择地、精准地、代表性地挑选素材。但这只是第一道将垃圾挡在门外的关卡。第二道关卡在于如何编制这些素材使之成为端得出去的故事。在这一方面，记者又要向小说家或社会学家借鉴了。 曾经的“京城第一财经写手”王安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说，让乏味的题材生动化，少用解释经济术语，少用数据，要用也需显示所用数据的重要性，把经济报道写得有人情味，等等。这里又要提一下社会学想象力，如何将采访的素材与现场感觉、过往经验、宏大背景和相关理论关联起来，穿插于小场景与大时代之间，是颇考记者功力的，这也正是杂志这种报道方式优于电子视频媒体的关键所在。这里还要提一下文学情怀，故事再好，没有一定的渲染是不好读的，当然，文学化思维就免了吧。 名记者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被作为讲解采访技巧的典范作品。其中不乏文学手法，文学的视点使其新闻作品更具穿透力，更善于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和剥离事物，展现出了许多记者“看不到”的东西。她经常运用想象力将原本不搭界的场景拼于一处产生强烈新闻效果。法拉奇是新新闻主义的成功实现者。 在国内财经类报纸上，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故事开篇： 最近，Linda把一声响亮的“我靠”拍到了老板脸上，为此，她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接下来的时间，她感到悲惨和孤独。与上海淮海路写字楼里那些白领一样，Linda在网上忧郁地打着字：“工作压力使我没时间找朋友倾诉；电子社会也没建起什么来。”……（“探寻中国网络社交背后的现实社交模式：这么近，那么远”，《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4-09）。 可见，财经报道未必是干巴巴的大讲财经理论和逻辑关系。除文学化写作外，编制好看文章的要领早已被概括如下： 1.利用好一手采访素材。新闻写作可以被看作是两次改写：被采访对象有选择、有侧重地复述“事实”，记者再对这个复述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复述。记者通常处理方式是：将口语变为书面语，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话题体变成故事体；冗余部分删除，留下精彩个性表明立场的话语，经典处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 2.善于作要点笔录。采访是记者与被采访对象高强度的智力交锋与交流，全神贯注、穷追不舍、斗智斗勇式的细节式采访，为便于后期整理，要点记录是必需的。不可完全依赖录音机，有时录音是最能淹没真相的了。作现场笔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理顺故事逻辑的过程，使未来文章框架初具雏形。 3.利用好二手资料。二手资料不仅可以交叉验证一手资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后来的新闻作品比前作更扎实厚重、丰满完善。面对纷繁庞杂的二手资料，以事件为线索整理出编年；以人物为线索整理出简历。二手资料的穿插引述亦最见记者功底。新手往往对于庞杂的二手资料惘然不知所已。 4.多次修改。第一遍修改为结构调整。确认小标题、段落前后秩序没问题后，注意力要放在自然段落间的先后秩序、语句顺序的调整。第二遍修改为字词句的润色。少用形容词、多用名词与动词、用虚词统领文章节奏、被动句变为主动句、长句分割为短句，主谓宾均衡避免大头小尾，如此等等。通常，将文章放上一两天是有益的，让文章冷下来，让自己冷下来。只有脱离了写作时的激情状态，作者才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对文章进行冷静修改，一层一层剥开逻辑的核，并突出立场与观点。删除过激之语，使文章具有平和的文字美外，更具令人拒绝不了的逻辑力量。 结语 所谓深度报道、深度采写、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体验式报道，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深度报道像是完成一项侦探任务，先有假设推断，后有搜索证据，最终排除或确认凶手。整个过程需要胆识和勇气、嘴利和脚勤，还需要一点社会学的想像力。先是：你找到故事了吗？然后是：你抓到凶手了吗？ 每采访一次社会事件就要剖析一个社会现象或潜规则，这个要求着实令记者们困惑。一次人质绑架事件解剖了社会人文生态，一次矿难揭示了地方利益关系链。那么，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呢？总不能再解剖一次吧。但无论如何，吃深度报道这碗饭，读者的期待就是这样，否则，杂志这种传媒无法与快速时效的新媒体比拼。 本文侧重讨论了新闻采访与社会调查及文学手法的共享关系，其实，大量采访手法手段此处并未涉及。故，文尾附上采访守则。这样的守则相信每个编辑部都有。至于《新周刊》的这个守则，是在一再追问下，我们的编务总监整理出来的，也算是本文的一个小小的附送品吧。 《华尔街日报》的广告语称：“知识固然重要，但是不经理解的知识毫无价值。”这个理念解释了知识VS理解的关系。所以，完备的采访流程只解决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将庞杂素材编辑成文，前一半凭眼力，后一半则见功力。

通过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理解,完成式,即是完成以后的报道,产诉结果的,区别于了连续报道

顾名思义，“完成式报道”泛指对那些已经结束、完结，已盖棺定论的事项的报道。它区别于“未完成式报道”，一般而言，“未完成式报道”在结尾部分往往留下思考或待解决的尾巴，需要将来完成。比如南方周末《“三角地”的现实与记忆》就是以“却看到一个迅速拾起花束，匆匆离开的工作人员的背影”的一种“未完成式”的结尾引起了人们对于北大“三角地”的无限的思念与现实的思考。 一般而言，“完成式报道”是比较多见的。以消息类来说，凡是那些具有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的消息都属于完成式报道，你随便拿份日报即可见；通讯方面，多见于人物报道，比如我最近看的《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武汉首任市长吴德峰的谍报人生》（三联生活周刊2009第13期）即属于此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