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批儒批孔始终是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新学家之所以先后起而批儒批孔,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不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维护者,还是它的理论辩护者。
这便是所谓“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一旦儒学遭到猛烈抨击,其神圣性逐步丧失,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理论支柱,发生严重动摇。
同时,近代变革者、新学家对以三纲为核心的旧礼教也展开了持续而猛烈的批判。三纲解体,精神枷锁被打破,有力地促进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制度的瓦解和人的解放。
而对儒学自身的存在与转化而言,近代的批儒批孔也未必不是好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儒学而言,近代新学家们对它的批评,可以说起到了“排毒”、“去污”的作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净化”工作。
这对后来人们全面认识儒学、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学,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对儒学的转化来说,这种净化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儒学才有了“开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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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近代的改良还是革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绕开儒学这个话题,他们的目的都是“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他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
这也足以表明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即使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较多批评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时人在利用和扩大孔孟思想的政治价值时,不仅带来了传统儒学思想社会角色的转变,也导致其部分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的丧失。
参考资料来源: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儒学在近代的角色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