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论文范文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则是毛泽东同志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这两篇都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论著，分别写于1937年7月和8月。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些论文写得很及时，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共产党内的思想状况存在着两种倾向。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狭隘的经验，不了解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轻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实践论》就从认识上来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而《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揭露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唯物辩证法的轨道。 《实践论》写的是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首先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以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再由实践中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各个事物的片面和外部联系。这些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随着实践的继续，认识也不断地加深，就由感性认识飞越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才能理解现象的本质，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的感觉它。接着，认识到了理性阶段还没完，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又因为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认识运动也得跟着推移和发展。总的来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的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反复循环以到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第一部分介绍了两种世界观，即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见解，论述了矛盾的世界观基础。第二部分论述矛盾的普遍性。由于作者对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有了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一部分写得比较简单。第三部分讲矛盾的特殊性。作者分了几种情形去论述。第四部分讲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部分开头指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最后一段说明了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跟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第五部分讲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是对前面内容的深化。第六部分讲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这是对第五部分矛盾斗争性的细化，作者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最后，第七部分，作者进行了总结。这几部分连接紧密，结构严谨。 读了这两篇论文，我感受到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渊博的知识，还有缜密的逻辑思维。确实受益匪浅，这对我以后的学习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你选些重要的摘抄下来就OK了，祝你好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哲的诞生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成熟的无产阶级，欧洲无产阶级正从一个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兴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 为马哲的创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直接理论来源: 以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关于阶级斗争作用的论述；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 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 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并由此终结了传统哲学。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论 辩证法 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 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唯物的、辩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哲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正确地、彻底地解决了哲学地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四、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 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 实践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否定性关系。 马哲同时代的步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及时修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业已陈旧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以保持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对来自各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错误观点和理论，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与斗争，指导现实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同各种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中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哲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吐故还要纳新。马哲的理论活力来自实践。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随着发展会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 马哲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哲看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使之永远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僵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 一、现时代的思想智慧 马哲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 1、 反思功能。 反思既是对思维对象的反复思考，又是对思维本身的反身思考。反思首先是反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再思、三思、多思。反思具有反复思维和反身思维的双重含义，是思维之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 2、概括功能。 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的理论反映，在概括各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图景。 3、 批判功能。 马哲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世界现实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作为现实之否定形态的理想，再通过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不是消极的否定。 4、 预测功能。 哲学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引导着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它可以从大体上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哲学的预测不同于具体科学的预测，它更带有宏观整体性、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 二、人生的根本指南 科学的人生观是马哲即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 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对人生观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是他所信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是在马哲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努力为人民服务，无私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是正确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哲既是认识世界又是据以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中共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防止、打破思想的滞后或僵化，使主观思想不断与新的实际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保证，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既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哲的根本方法。 我们只要坚持和按照马哲所固有的科学本性和逻辑来理解它，对待它，就能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真正地和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是实践为人提供了认知对象。因此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改造了世界，在天然、自然的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的属人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 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 结束了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原则的状况。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 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十八个基本原理： 1.物质与意识辩论关系原理； 2.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论关系原理； 3.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 4.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7.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原理； 8.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 9.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原理； 10.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原理； 11.量变与质变相互关系原理； 12.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 13.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原理； 14.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原理； 15.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关系原理； 16.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互关系原理； 17.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18.人的价值原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 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 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 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 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 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 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 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于大学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思修论文精选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把理想信念 教育 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

摘 要： 从党章历史沿革的维度来研究党的思想建设，得出的结论是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特别重视和不断加强对中青年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理想信念

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苏联、东欧共产党发生政治巨变，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教育全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通过对中共党章的梳理和研究， 总结 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特别是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 经验 教训，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章：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教育全党

1921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后文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用简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对党忠诚，并且必须与那些和我们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这说明，一大的政治纲领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体现了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没有任何机会主义色彩。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2年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党章。二大党章的中心内容是加强组织建设和建立严明的组织纪律，特别对党员和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3]。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明确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章的内容，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二大的党章和决议对于健全党内生活、指导党员的政治言行、促进党的组织发展与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崇高的革命理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分别通过了两个《党的修正章程》。党的三大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四大制定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三大和四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迎来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党在组织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建党初期的50人、二大召开时的190多人、三大召开时的400多人、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到1927年五大召开时已经发展到57900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1927年4月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会议期间没有制定党章。根据此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个修正章程共计12章85条，除了没有总纲以外，在结构上已经与七大党章很相似，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4]。大革命失败以后，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绝大部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头可断，血可流，也决不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出卖组织机密和革命同志，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为之感叹不已。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 至今仍然激励和鼓舞着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些活下来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大批农村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成为我们党的中坚力量和各级领导干部。这些足以证明，从一大到五大，我们党制定的党章是基本正确的，各级党组织依据党章对党员干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六大党章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实际上，六大党章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加以解决了。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决议》要求支部要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封建主义思想以及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这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5]

1945年4月至6月，党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七大党章与六大党章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1.七大党章增加了总纲部分。在七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是我们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和思想水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七大党章最鲜明的政治特色。

2.七大党章具有高度的自主创新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苏共党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七大党章充分吸取了一大到六大党章(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的优点，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 》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并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6]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党的七大修订党章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真正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一建党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二、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党章：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艰辛探索

(一)八大党章：大力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八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一是更加强调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并且着重要求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要求“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7]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意识。二是明确指出要提高党员标准。邓小平对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8]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而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

(二)九大、十大党章：党的思想建设出现严重混乱

九大是在“”的高潮中(1969年9月)召开的，九大党章仅有12条，文字表述极为简单，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错误的、不科学的论述。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大。十大党章除了对涉及到林彪的文字表述做了必要的修改，其内容和结构都保持了九大党章的原貌。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9]

总的来说，在““””时期召开的两次党代会及其制定的党章，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正确建党思想。这就必然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左”的政治狂热，严重削弱了对党员干部进行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教训惨痛。

(三)十一大党章：思想建设的进步与徘徊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强调要大力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做坚决的斗争;强调“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0]。在条文部分全面规定了党员的8项义务，贯穿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内容;在第19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中，还明确规定了“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1]的内容。这些修改无疑都是积极的和正确的。

但是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述等，这些又是错误的。

十一大是在毛主席去世和粉碎“_”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党代会。由于党的领导层还没有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从“”的“左”倾路线和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中觉醒过来，更不可能系统地纠正九大、十大错误的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十一大党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既体现了一种努力向前、稳定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面貌，又暴露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迷信与固执。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党章：不断深化对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十二大党章：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党章奠基

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大。十二大党章在加强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根据七大、八大党章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奋斗目标、党的指导思想、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等，形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总纲;第二，对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党员的8项义务、8项权利的表述更加严谨科学;第三，专列“党的干部”一章，明确提出了干部的6个基本条件。

十二大党章专门针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其中第二项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要制定和实行能够体现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国以后3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搞腐化、脱离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十三大提出了10条党章修正案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十三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也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对十二大党章提出了10条修正案，涉及十二大党章中的10个条文，共计有13处增删改动。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党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革命、而主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新提法、新论断实际上充实和发展了党章总纲的内容。[12]

(三)十四大党章：对党章总纲进行重大修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建设的内容

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一理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把这个理论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写进党章，并且表明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长期坚持、绝不能动摇的基本路线。三是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命题，这对全党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四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进行了重大修改。

(四)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十五大党章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在党章上，确定为党的旗帜，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是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十五大党章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就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13]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14]现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完善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大党章最为引人瞩目的修改，是对总纲第一段(关于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的修改;其次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单列一段加以论述[1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命题，它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这个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进党的团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六)十七大党章：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倡导理想信念教育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七大。十七大党章修改的主要亮点：一是在总纲第七段增写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6]这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二是在总纲第八段增写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7]这段文字，这是总结改革开放29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政治结论，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应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总纲部分增写了第14段和第17段，同时大幅度修改了第15段和第16段。在先进 文化 建设这一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民”的重大命题。同时提出“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18]四是在党章第三条(党员义务)增加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在党章第34条(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也增加了“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论述。[19]这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和政绩标准。

总之，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章结构最稳定、体系最健全、理论创新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党章在十二大奠定的框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经过五次党代会的反复修订，现在已经日臻完善，对党的思想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2][3][4][6][7][8][10][11]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22;33;74;177;193.

[5][12] 范平，姚桓. 中国共产党章程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0;36.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75-198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33.

[13][14] 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7:353;353.

[15][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6;.

[17][18][1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6;1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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