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发布李鸿章

清国战败 *** 了日本人

萩市是山口县北部的一座小城，这里留存着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长州藩志士们的诸多历史遗迹，松阴神社就是其中之一。

松阴神社的四周，有一圈黛青色的山影。神社前那一个昂然挺立的“鸟居”——一种类似于中国牌坊的日式建筑，通常屹立在通向神社的大道上。“鸟居”的侧面，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写着：“明治维新胎动之地”，既然是“胎动”，就必然是隐秘的，穿过一片幽黑的树林，才能看见那隐秘的“胎心”——吉田松阴当年的村塾。那是一间传统的和式民居，旁边立着一块石碑，写着：“史迹 松下村塾”。

松下村塾的一部分门扇开着，我想象着吉田松阴在这里教学的样子，那时他刚刚从幕府的监狱里出来，坐在“讲义室”里，面对着一些求知的目光，讲述物理、化学这些新鲜的知识。有穿堂风吹过，拂动着他身上的和服，他的心情一定是舒畅的。

中(清)英刚刚开始交战，日本幕府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战争的情报，要求清国来的商人必须提供清国的信息，这些信息被称为“风说书”。幕府政权根据这些来路不同、说法各异的“风说书”，将鸦片战争的详细过程一点点地拼合成形。

此外，流传到日本的清国书籍也成为幕府了解鸦片战争的重要信息源，这些书包括《夷匪犯境闻见录》、《乍浦集咏》等。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日本人还自己撰写、出版了一些介绍鸦片战争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名叫《海外新话》，书中详细描述了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过程，以及双方在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交战的场面。作者枫江钓人(岭田枫江的笔名)在书前的序诗中写：“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1]，透露出大难将至的紧张感。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由于没有得到幕府政权的出版许可，因而被列为禁书不准发行，作者岭田枫江也被捕入狱，就连为此书绘制插图的画家也被关进监狱，冤死狱中;而这部日本当时急切需要的著作，却在幕府内部悄然流传……

清国战败的消息，让日本的志士张大了吃惊的嘴巴。以中国之力量，在西方面前都挺不过几个回合，轮到日本，恐怕连交手的资格都没有。这些日本志士中，就有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是受到了鸦片战争的 *** ，才开始决定放弃他少年时曾经学习过的传统的山鹿流兵法。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一败涂地让他看傻了眼，这位十岁时就向藩主毛利敬亲讲解《武教全书》战术篇的天才少年，已经痛切地认识到他学习的战法完全是一堆垃圾，无论是武士刀砍，还是骑兵冲锋，都只能是给西方人的枪炮充当炮灰。他学习成绩优异，但那跟零分没有区别，一切必须推倒重来。

他想随“黑船”去美国学习

果然，13年后美国人兵临城下，这一事件日本人叫“黑船事件”。对“黑船事件”的经过，我在《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如下描述：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黑船”，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的门户——上海完成编队，直指日本江户湾[2]的浦贺港的。与鸦片战争不同的是，美国舰队没有开炮，因为这个弹丸小国实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没有必要开炮，佩里在给日本幕府的国书中傲慢地说：“你们可以选择战争，但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他甚至送给幕府一面白旗，告诫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他们要学会投降，简直是羞辱到家了。只是吓唬了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颜大失，一筹莫展了，江户城也乱成一团，“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3]“落后就要挨打”，终于，这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公元1854年，当佩里的“黑船”还停泊在江户湾浦贺外的海面上时，有一天夜里，一只小舢板在向美国人的军舰缓缓靠近。舢板上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吉田松阴，另一个叫金子重辅，都是长州藩的藩士。他们是在凌晨二时，从伊豆半岛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边出发，一步步向“黑船”靠拢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甚至可能被误认为向美国“黑船”袭击报复，他们的呼喊也终将被海风吞没，他们的命运也许就像这浪涛中的舢板一样不堪一击。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冲动。像吉田松阴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或许只能产生在大变革时代的日本。遍寻中国历史，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起初，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透过密集的风声，军舰上的水兵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呼喊，把他们拉上船。接着，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请求，让船上的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希望跟着这条船去美国。

在当时的日本，偷渡属于重罪，但是对西洋知识的渴望已经让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奋不顾身了。或许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好惹，有美国军舰保驾护航，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远渡重洋。但他们忘了，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那个就是佩里。当时美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在他内心的天平上，美国在日本的利益无疑是最重的，与此相比，这两个小毛孩轻如鸿毛。他几乎没加思索，就决定把他们送回岸上，但承诺替他们保守秘密。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回到岸上，望了一眼海上那艘黑漆漆的军舰，就转身走向奉行所自首了。

吉田松阴被关押时写下《幽囚录》一书。这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列入《吉田松阴全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船舰之于海国，譬之兽之有足，鸟之有翼”[4]，呼吁幕府迅速组建日本的国家舰队，并将此作为当前的一大急务。同时，强调不能盲目照搬魏源“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的观念，他提醒幕府，西方侵略者之所以频频横渡大洋，侵入东方，完全为商业利益所趋使：

夷以贸易为生，以侵掠为事。潮汐之所通，无远而不至，唯其贸易为生，故其国富饶可以偿制船之费。唯其侵掠为事，……故其船有所用，而非徒设之器[5]。

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比钦佩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如城堡般漂浮在海上的军舰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驱动力不是它们肚子里的蒸汽发动机，而是背后的商业利益，是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吸引他们远道而来，成为那些军舰的真正动力源，使它们的掠夺成为良性循环，使那些在东西方之间疲于奔命的西方战舰们成为不会休止的永动机。

假如失去了商业的驱动，任何强大的船队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许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们称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识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认定，“市舶之利最厚”，于是，宋朝颁布了鼓励航海通商的政策，对影响“舶商”的官员一律降职查办，还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灯塔导航系统，整个海岸线全部开放。南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环中国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了中国船的天下，14世纪 *** 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在元代，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船的帆影。到了明清，情况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明代初年的郑和船队因为失去了商业利益的驱动而沦为一项“形象工程”，最终无以为继。我在《盛世的疼痛》一书中说：“明清两季的帝王更希望他们的帝国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固体，这样，他们的权力才是真实可感的，因此，他们喜欢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将增加他们统治的难度，是‘秩序’中的异类，所以要坚决取缔，唯有如此，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构建一个同质化的帝国。”[6]明朝人王圻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当时的 *** ：

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

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7]

吉田松阴为日本建立海军提供了一个真正目标——“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似乎是担心他的这些在当时看来很不靠谱“远大理想”会吓坏了幕府当局，吉田松阴还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直接学习;在日本设立近代化军事学校，在军事学校中的教学必须是按照外国书籍的原文去教授学生，如此才能直接了解并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此外，吉田松阴在呼吁组建日本国家舰队的同时，又附带提出了许多强化日本军事的建议。譬如为了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提议日本应利用并发挥间谍的作用。他认为：“军之用间，犹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使用间谍是使日本国力强大的重要手段……

狱中的光阴，他并没有浪费，除了写作《幽囚录》一书，他还给一同囚禁的11名囚犯办起了学习班，从而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授课的内容，包括《孟子》等儒家经典。第二年(公元1855年)十二月，吉田松阴被改判在生父杉家中软禁，他就继承了叔父的松下村塾，教附近的孩子读书，向其灌输维新思想。公元1857年时，有三十多名塾生在这里上学，杉家的幽室和起居间太狭窄，因此将院内的旧小屋改建成八席宽的教室。但是塾生继续增加。翌年松阴和学生共同劳动，增建成十席半的私塾。

他从不采用“填鸭式”教学，而是与学生共同探讨，希望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这股自由的教学空气，弥漫在当时日本的西学教育中，因为它本身就合乎西方的平等精神的熊本藩士横井小楠的四时轩，也是采取“朋友讲学”的方式，师徒之间以平等的身份自由讨论。吉田松阴摒弃了“师道尊严”，在学术领域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鼓励学生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他的学生队伍里，相继走出了木户孝允、高山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

老天似乎有意要成全吉田松阴，他在19世纪五十年代培养的这些年轻人，到了明治维新的六十年代、图谋霸权的七八十年代、与大清决战的九十年代，都刚好派上了用场——

他的学生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是尊攘、讨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高杉晋作成立“奇兵队”，推翻幕府统治;伊藤博文是明治宪法的制定者，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共四次组阁。甲午战争就是他在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发动的;山县有朋是日本陆军之父、第三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

吉田松阴的这些学生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却又环环相扣，相互配合，仿佛一个精整的团队，在合力完成一次历史的长跑。

而吉田松阴本人则因其尊王攘夷的政治立场，在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被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拘捕，并在次年五月押解至江户传马町监狱。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吉田松阴在江户传马町监狱中被问斩，终年29岁。

吉田松阴被处死刑后，被安葬在小冢原回向院(现东京都荒川区)的墓地中。文久三年(公元1863年)，他的学生、攘夷派的志士高杉晋作等人将他的遗骨葬在现在的东京都世田谷区，墓碑仍然留在回向院的墓地。明治十五年(公元1882年)，世田谷区墓地对出的大街建造了松阴神社。我在萩市参观的这座松阴神社，是在吉田松阴死后第一百天建造的遗发冢。日本的多位天皇、皇后曾经来这里拜谒，植树纪念，有碑刻为证。萩市还有另外一座松阴神社，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建立的。靖国神社内也供奉有吉田松阴的牌位。

梁启超对吉田松阴有这样的评价：

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诺诺。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8]

在梁启超看来，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维新精英，都是成功的英雄，唯有吉田松阴是没有成功的英雄，他偷渡国外、策划倒幕，一事无成，但正因为这一系列的失败，才使他得以培育出一大批维新精英，他知道在亚洲崛起的时代里人才最贵，所以梁启超赞叹他是“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

吉田松阴的先见之明

吉田松阴是“幸运”的，因为后来日本的发展，几乎完全按照吉田松阴设计的“六步舞曲”里亦步亦趋——“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他的“光辉思想”，为日本照亮了未来的航程。他以不在的方式存在着，而且是更加有力的存在。

他不仅使日本的学习西方运动不盲从、不机械，而是活学活用，后来的明治 *** 不断向大清帝国派遣间谍，组成庞大的间谍情报网，便是采纳了吉田松阴的构想。公元1884年在上海昆山建立了东洋学馆“玄洋社”、公元1886年又在汉口成立了日本在华最大间谍机构“乐善堂”等，这些机构好听的名字背后，都掩藏着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搜集有关大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报。仅根津一一人，就将汉口乐善堂成员搜集的清国情报整理成一部厚达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提供给日本军部，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手资料。相比于日本，清国不仅未设任何专门的情报机构，而且对于对方的间谍活动一无所知，而且还热心地帮忙。日本间谍头目、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在甲午战前的公元1893年4月来清国“考察”，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这次探听虚实之旅，竟然受到大清帝国当局的热情接待，李鸿章试图通过炫耀自身实力来打压对方，允许他参观军工厂、武备学堂、军事设施和军队演练，使川上操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清国的军事现状作出准确调查和评估。大清帝国用自己的错误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先见之明。可以说，甲午战争还没有打响，大清国就已经输定了。

历史给日本天赐良机

日本由传统王朝向近代社会的转身，刚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19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都被各自的问题绊住了腿，征服东方的步伐骤然出现了停顿。英国虽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领导下走进了新时代，却在爱尔兰问题上一筹莫展;美国南北战争激战正酣，无数人经历着战争的煎熬，很多年后，这些人走进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一部小说，作家为佐治亚庄园里那个由高傲、叛逆走向倔强、坚强的斯人佳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斯佳丽;俄国人在克里米亚鏖战;法国也因普法战争失败而一蹶不振，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普鲁士占领后禁教法语，改教德语，于是有了法国作家都德著名的《最后一课》……

这个历史的空隙，仿佛是上帝专门为日本安排的，日本人没有浪费这样的天赐良机，开始了它的咸鱼大翻身。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明治 *** 向西方派出一个以外务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包括大藏大臣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臣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特使团，遍访欧美，试图跻身先进国行列。公元1873年，是日本明治六年、大清同治十二年，这一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抵达大清国，在谒见同治皇帝时，没有按照要求行跪拜礼，而只是三鞠躬。一年后，明治 *** 禁止琉球向大清帝国派遣朝贡使，并下令废琉球藩设冲绳县。也是这一年，明治 *** 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带领着一支由3658人组成的军队登上了中国的台湾岛，并开始了侵略和屠杀。

副岛种臣认为：“把无主野蛮的人民变为文明人民，是文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这个任务首先应该由清国承担，然而清国自己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么下一个应该承担这一任务的国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日本。日本征讨台湾，使其沐浴文明教化，是文明国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是国际公论所允许的。”[9]尽管他们所说的“教化”，是以屠杀和 *** 的方式进行的。

日本人是在“黑船”的 *** 下猛醒和崛起的，所以“黑船”到来之日，就是日本开国之时。但日本人对美国并没有切齿痛恨，他们不像中国人对1840年不期而至的英国军舰那样痛恨，相反是对美国人感激涕零。日本人认为美国人非但不是他们的大仇人，反而是他们的大恩人，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大救星、活菩萨。是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睁眼看世界，并学会了弱肉强食的本领，在人类的食物链上争当上游——日本人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 丝逆袭，从侵略台湾、甲午战争，到“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当中国人还在为“西体”到底能够“中用”、还是中看不“中用”而争论不休，日本政客已经决心开着自制的“黑船”(航空母舰)去“解放”全人类了，因此，“黑船事件”非但没有伤害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相反，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民族自豪感。

19世纪六十年代，大清陷入内战不能自拔，日本则开始在西方的江湖上闯荡。历史错进错出，似乎已经成为决定中日两国未来命运的胜负手。

日本自强梦想发酵成军国主义

在吉田松阴的教导下，日本人听懂了“黑船”的语言，也相信了“黑船”的哲学。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黑船”，去兵临别国的城下。这样的“黑船”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 *** ，让他们欲罢不能，最终让他们陷入彻底的癫狂。从松阴神社的课堂出发，日本的自强梦想很快发酵成军国主义。

吉田松阴的学生山县有朋认为，欧洲列强与日本相距遥远，日本凭借日益壮大的军力，欧洲尚不构成威胁，日本中长期假定的敌国应该是近邻清国。日本如不充实军备，国家独立就不能维持，更没有富强可言。

从入侵台湾、黄海海战的战场出发，吉田松阴的徒子徒孙们一步步走向亚洲和世界的战场，师傅教给他们的“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理想，也变成南京屠杀的血腥残忍、七三一部队的活体实验、“三光政策”的变态与疯狂。最终，他们的“大东亚”之梦在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中灰飞烟灭了。他们的帝国梦始于美国又终于美国。他们从西方列强那里学来的威权原理最终又被西方彻底击碎。

吉田松阴只看到了开始，而没有看到结束。

[1]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3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今东京湾。

[3]转引自(澳)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第70页，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4](日)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593页，岩波书店，1935年版。

[5](日)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页，岩波书店，1935年版。

[6]祝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第187页，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7]转引自萧春雷：《中国的制海权是怎样一步步丧失的》，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第10期。

[8]梁启超：《自由书》，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3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9](日)坂本太郎：《日本史》，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虽然历史造就英雄 但英雄可以改变历史！

功过参半。 他兴办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创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在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实际上他兴办洋务运动希望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在封建势力和外殖民统治者的压力下，他没能获得成功，他应该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些不平等条约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他只是按照清政府的意愿办事， 而且有资料记载他也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曾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他始终还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还是他身上无可淡化的污点。

”羁縻”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清朝的外交政策,甚至是中国古代各王朝对周边国家的传统政策.我觉得,我们对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的评价都有欠公允,我们是在对近代史的资料了解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的作出的评论.就如你问的这道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将李鸿章与王朝贯彻了很久的羁縻政策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李鸿章，毁之者认为，他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则认为，他有开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那么， 对于李鸿章不能一骂了之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认为，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盖棺尚不能论定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学术界》杂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