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宏观研究分析论文

金融危机是由一部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制造的，这帮人都是具有很强的理科背景，数学功夫、想象力都相当的了得，吃饱了整天没事就开始捣鼓怎么样制造出复杂的、让人很难以理解的金融衍生产品来，从博弈论的角度上来说，这些产品很多都是零和博弈产品，但是在金融分析师的改造下具备了存在的价值，有近几年在中国股票市场上风生水起的Warrant，还有最近因为巨亏事件浮出水面的Zero Cost Collar以及Accumulator（音译：I kill you later），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分析，存在即合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存在经过金融工程的改进在某个角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正如巴菲特在本世纪初语言的“大规模杀伤性的金融武器”，市场需要它们，但只是在它们正确发挥本来的设计原则的前提下需要，比如期货的功能主要是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应对危机，中国面临四大问题：第一，中国虽然出台了四万亿计划，有“国十条”、“金融九条”、“国三十条”一系列的措施，现在的关键是2009年特别是上半年，以总需求拉动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能不能迅速地生效？从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GDP增长率6.1%，主要是因为四万亿投资的刺激。由于一季度投资额已经很多，如果要想保8%下半年投资额必须加大，全年投资额必将超过四万亿。第二，结构调整能不能切实融于这次反危机行动中，能否到位？如果不到位，总需求的拉动可能不困难，能拉上去，但是最后还是重复过去的故事，还在干粗活，中国的制造业还在大量的生产过去那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中国的结构调整能否像奥巴马那样出台明确的东西，以结构调整作为拉动内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三，中国危机可能碰到的问题。中国在反危机措施下面临的形势与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是经济体系影响实体经济部门，中国是由于外需问题，由于新《劳动合同法》问题，甚至可能也由于我们2008年9月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中国是实体经济部门先出问题，金融部门除了股市之外，其他的部门情况都很好。所以中国碰到的问题与美国相反，实体经济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第四，商业银行的积极性问题。多年前，中国搞西部大开发，后来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两次大战略的成效很不理想，其实责任不在中央，中央政府有积极性，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但是这两次大开发背后的东西要看到。掌握全国绝大多数货币金融资源的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系统，在内部评级中把西部地区划在末尾，把东北好多地区划为信用的D类和E类地区，有钱就往江浙投。因此，中国扩张内需的关键在于怎样让掌握大部分货币资源的银行行动起来。随着中央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政策的出台，势必会有大量资金投向东北，有了资金的刺激股市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涨幅。目前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2007年4月爆发以来的次贷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花旗认为2009年全球经济会进入收缩状态。金融行业调整与恢复的深度、范围和速度仍然是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即使到2009年下半年，经济收缩的速度有可能放缓，在2010年经济如预期恢复之后，经济增长率可能仍会在低位徘徊。”显然，花旗对于全球经济的态势较悲观。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的预测，花旗认为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在0.5％，到2010年恢复到2.6％；2009年的全球通胀率在2.5％、2010年的通胀率为2.6％。其中，2009年GDP出现负增长的地区为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2009年GDP增长率保持领先地位的依然是中国，花旗投资研究部认为不仅保八没问题，而且会略高，达8.2％。花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实现其目标增长”，他表示，“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在GDP中所占比重居高不下，而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资产仍由国家控制，可见，尽管经济改革已有数十年，但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并未削弱。”尽管中国GDP能够保八，但是企业利润下滑无法避免，也就是说GDP可能软着陆，但企业盈利只有硬着陆。中国在1998-1999年间和2002年遭遇了两次通缩问题，通缩的原因在于出口疲软、生产过剩。而现在外需的疲软态势比过去10年中任何时候更为严重，所以出口减少造成的产能过剩和通缩问题在当前的经济低迷时期，挑战更为严峻。而通缩对企业盈利而言是利空消息。对于中国股市的判断，股价涨跌的因素更为复杂。尽管肯定会受收入不佳等负面影响，但流动性相对充足、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估值便宜及风险偏好趋稳等将可能是重大利好因素，市场或在今年上半年就开始复苏。尽管受到宏观经济调控和次贷危机的双重影响，2008年中国A股市场延续了2007年末的下行走势，但依然保持相对活跃并从11月份开始回暖。随着各项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的显现，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市场有望在2009年展开震荡上行走势。2008年A股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纵观2008年中国A股市场走势，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下一些重要特点：第一，股指大幅下调并于年末企稳。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到创纪录的6124点以后，中国股市即进入下行阶段，2008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延伸。但这一时期影响市场下行的因素更加复杂，除了市场自身调整要求之外，政府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投资者产生了未来经济降温的预期，同时，监管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股市走高的措施。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2008年A股市场总体下行。上证指数从2007年底的5261点跌至2008年底的1820.81点，跌幅达到65.39%。此间，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曾探底到1625点的年度最低点。2008年在全球主要股市的跌幅排位中，上证指数跌幅仅次于俄罗斯的MICEX指数，位于第二，远高于金融危机震荡中的美国和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英、法、德、日等国，因此，此轮A股市场的下跌，仅仅用国际金融危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如果以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的幅度29.42%为据来估算，假定2008年上证指数在5261点的基础上也下跌同等幅度，那么，其下跌的绝对数为1547.79点，上证指数的年末收盘点应当在3700点以上。因此，可以说，2008年的A股市场属于严重超跌范畴。受A股市场下跌影响，与2007年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和交易也跌幅下落。2008年境内融资减少了4386.58亿元，跌幅高达56.80%;其中，A股IPO的融资额从2007年的4590.62亿元减少到2008年的1036.52亿元，减少了3554.1亿元，降幅高达77.42%。与2007年相比，2008年的交易日增加了2天，但股票成交金额却从460556.2亿元下落到267112.6亿元(降幅达到42%)，股票成交数量从36403.76亿股减少到24131.38亿股(跌幅达到33.71%)，这些下落幅度都超过了2000年以来的任何1年。2008年总体下行的市场行情给投资者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投资损失，但此轮的市场走势与2001-2004年的持续阴跌行情有较大不同。首先，2008年行情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2006-2007年将爆发性行情的理性修正色彩。2007年前10个月上证指数上涨126%，最高超过6000点，这种上涨速度在全球股市都非常罕见，在中国股市历史上也不多见。虽然当年国内外经济景气状况较佳，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无论基本面发生如何重大变化，都不足以支撑股市以如此速度上升，更难以支撑股指继续上涨，股市向下调整是必然的。其次，2008年市场下行并没有引致成交量的历史新低，市场仍然保持一定活跃度。2008年上交所周均成交量351.6亿股，低于2007年的526.1亿股，但高于2005年(190.5亿股)和2006年(230.1亿股)，是中国股市历史上周均成交量第二高的年份。交投活跃表明市场调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投资者信心，场内仍然存在大量买盘承接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抛售，这是日后股市回暖的重要原因。第三，2008年股市调整的低点接近于2006年年末的水平，并没有严重损失掉2006年股市上涨的成果。如果舍去2007年股市爆发性行情所造成的指数虚高，那么2008年11月市场调整结束后，可以看作是承接2006年牛市的进一步发展。第二，A股市场的走势受到欧美股市的明显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股市动荡在2008年下半年对于中国股市的影响日益明显。2008年欧美股市的走势对中国A股市场走势的影响有着加大的效应(这种影响的内在机理和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和欧美各国政府救市措施陆续出台，欧美股市的波动幅度加大。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经济衰退的预期对于股市投资者的心理影响逐步加强。自2008年9月份起，A股市场紧跟欧美股市的趋势逐渐形成，这成为A股自年初以来股指跌去60%以后继续下探的重要原因。跟随走势持续到年末后才逐步发生改变。事实上在A股市场提前进行了幅度远大于欧美市场的调整以后，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已经偏低，这个时候市场继续跟随欧美股市下探，缺乏基本面依据。第三，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08年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和股本规模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上市公司从2007年的1530家增加到1604家，市场总股本从1.42万亿股增长至1.89万亿股，其中，已上市流通股从4946亿股增加至7000亿股。年末股市总市值12.4万亿元，流通市值4.7万亿元。虽然低于2007年水平，但仍高于2006年水平，这是继2007年之后中国股市第二大融资年份。另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所产生的限售股解禁和2007年新股上市锁定的逐步解除，使市场中的上市流通股本总量有所增加。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统计，到2008年年末股改产生的限售股份共4682亿股，其中1364亿股已经解禁，占比达29.1%。未来限售股份还会逐步解禁，从而增加上市流通股数量。股本结构的变化不仅扩大股市流通盘规模，而且将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进一步影响。第四，市场平均市盈率下探至历史低点。股指迅速回调挤除了2007年市场大涨的虚高成分，股票平均市盈率在2008年10月末降至12.86倍，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后，随着市场回暖，市盈率有所回升，到2009年2月16日，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了17.74倍。市盈率不是股票估值的惟一可靠依据，但从这一指标可以发现，股市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期比较消极。但是，如果认真审视和对比分析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很难得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全面陷入极度恶化的结论。暴跌之后，股价有可能被低估了。市场平均市盈率从66倍跌到13倍，只用了1年的时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难道在这1年中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投资者必须大幅调低全部上市公司盈利预期吗?通过分析最近3年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并没有发生普遍恶化的现象。2006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5.1万亿元，同比增长19%。2007年由于大盘股集中上市的原因，这一指标迅速达到7.8万亿元，同比增长52.9%。2008年各季度上市公司主营收入保持基本稳定，表明市场总量指标受新股发行影响较小，各季度主营收入介于2.6-2.9万亿元之间。营业利润逐季有所下降，从一季度的3028亿元降至三季度的2440亿元，表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确实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上市公司利润的下降幅度有限，而且总体来看各项财务指标相较2007年仍有一定增长。2008年前三季度的主营收入、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已经超过或者接近于2007年全年水平，可以肯定2008年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将超过2007年，只不过增长幅度有所收窄。因此，可以说，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并不支持市盈率大幅调降，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股价可能处于被严重低估状态。第五，投资者信心保持稳定。2008年的股市大幅下滑，尽管对投资者信心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也有一部分投资者作出了离场的选择，但与前一轮熊市不同的是，此次市场回落并没有完全抑制新投资者的进场热情。2008年新开A股、B股和基金账户数合计达到1664万户，虽然低于2007年水平，但仍相当于2006年的3倍。从历史上看，新开账户数量与股指的变化存在跟随关系。在股指回落年份，新开账户数量会减少，在股指上涨的年份，新账户会增加，这一跟随效应在2007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96.7%，新开账户数也从2006年的538万户，暴涨至6057万户。可见，新账户数量与股指之间的这种跟随关系在2008年依然存在。随着股指的逐步回落，新开账户数量也稳步减少，但仍然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绝对水平。11月份股市启稳之后，12月新开账户数量又迅速从11月份的77.7万户增加到108.7万户。当然，投资者新开账户数量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股市的资金总量净增长。在股市回落阶段，新投资者进场的同时，可能会有大量老投资者离场。虽然缺少直接数据说明2008年股市资金流入和流出的真实情况，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发布的月度投资者持仓报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走势。从图7中可见，根据该公司统计，A股持仓账户从2007年6月的3432万户，稳步增长至2008年7月的4789万户，此后持仓账户数量有所回落，但一直维持在4700万户以上，持仓账户占全部账户的比例保持在40%左右。持仓账户数量的增加虽然不能说明进场资金量绝对增加，但至少可以说明进入股市的投资者数量是增长的，而且持仓投资者仍然具有相当的资金实力，2008年11月和12月的股市回暖之际，持仓投资者总量没有明显增加，表明本轮反弹行情主要是现有投资者继续增加投资而形成的，行情初期基本可以界定为“自我解围”式反弹行情。投资者的损失承受力和再生能力是考察一个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指标，而下半年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出现市场回暖的事实说明，A股市场现有投资者群体的投资能力已经可以支撑市场在回落期稳定运行，投资者群体正日益走向成熟。2009年股票市场走势展望2009年是中国经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一年。发达经济体短期内不太可能从危机中恢复，面对不利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有力举措，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将对资本市场产生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同时，尚存的制度性缺陷和新的改革措施也将继续从不同着力点影响市场运行。宏观经济因素。国际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已经产生深远影响，2008年美国GDP累计值同比下降0.2%;3季度欧盟GDP同比增长0.6%，日本GDP同比下降2.1%。12月，美国工业产值同比下降7.8%，欧盟下降12.7%，代表发达经济体经济景气度的OECD综合领先指标延续了年初以来的持续下跌走势，降至92.9，较上月回落1.1，较上年同期回落8.2。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截至2009年2月13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近月期货价格已降至每桶34.44美元，铜、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也在低位徘徊。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为-0.1%，2010年可恢复至2%;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分别为4.5%和6.1%，其中，中国为7.5%和8.5%。中国经济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到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低至6.8%，全年经济同比增长9.0%。工业全年增长12.9%，其中11月和12月份仅增长了5.4%和5.7%。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万亿元，同比仅增长4.9%。2009年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3%，显示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出现萎缩迹象。宏观经济增速回落态势将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预计2008年四季度将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出现利润下滑甚至亏损，从而拖累全年盈利水平。2008年年末开始，国家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计划陆续启动，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业等支柱行业的国家振兴计划出台，为2009年保持经济继续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总体上应适当调低2009年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预期。关于资金面因素。由于对中国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紧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上，对银行体系的冲击比较小，因此，2008年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表现出较强的信贷投放能力。2008年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余额从年初的27.8万亿元增长至年末的32万亿元。与此同时，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也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年末企业存款余额16.4万亿元，增长13.1%，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2.2亿元，增长26.1%。在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大规模去杠杆化和收缩信贷的形势下，中国银行体系能够保证信贷规模具有一定幅度增长，缓解企业在不利条件下的财务困难，体现了中国银行体系长期稳健经营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同时，企业和居民存款的增长，为二者顺利度过经济调整期储备了资金。当然，一般来说过于宽松的资金面有可能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已经预先进入调整期的情况下，今年国内资产价格再次飙升的可能性不大。关于政策因素。克服金融危机影响，全力扩内需、保增长是2009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就资本市场而言，保证市场稳定运行应是2009年管理层的主要目标，各种改革措施和新金融产品的推出都必须与此目标保持一致。在这一大背景下，管理层对于创业板、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制度的推出将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从而使得2009年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出现重大调整的可能性降低。2009年A股市场的可能走势。2008年的中国股市跌幅远远超过了欧美等严重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同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以判断，A股市场属于严重超跌状态。在2008年9月以后，随着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不断下调，在A股市场中存在的几百只市盈率5倍左右的股票，其年收益率大致是1年期存款的8-10倍。这意味着，A股市场已具有重要的投资价值。曾几何时，在2006年(尤其是2007年)股市大幅上扬以后，一些人后悔不已地感叹，2005年入市的好时机已今生不再，但面对2008年后期的行情，可以发现，在最好的投资时机来临之时，许多投资者还在观望，等待着所谓底部的出现。实际上，所谓的股市下跌底部，常常只能在股市上行之后、回过头来看才能发现;即便在股市运行中底部形成，在此底部能够成交的股票也极为有限，并非人人可以买到，因此，希冀于底部购股，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也往往不能如愿，更不要说，个人投资者了。既然A股市场属于“严重超跌”，在宏观政策放松和股市政策从松的背景下，2009年它就有着超跌“补涨”的内在要求。如果在2009年下半年，实体经济走势能够比较回升，那么，这种“补涨”还可能继续展开新一轮的上行行情。因此，2009年A股市场总体走势是上行的。

1.什么事金融危机？这次的金融危机时如何产生的？2.分析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股市的联动性3.股市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4.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5.结论和建议，如何应对？方法：ARCH GARCH VAR SVAR ....

一是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加速大变局演变，此次会议认为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持续存在，防疫防控措施、纾困政策效果等将影响复苏程度，不排除疫情加剧使得全球经济再度陷入停摆，这将加大我国外贸压力；美国大选后国际政经格局呈现新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在技术、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产业链安全和转型升级面临挑战；疫情后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推高全球债务水平，新兴市场国家脆弱性上升，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风险可能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冲击我国经济金融稳定。 二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类衍生风险。其一，疫情在局部地区反弹和外部输入风险依然存在，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疫情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接触性活动的影响将持续存在，餐饮、 旅游 等全面恢复或受到一定制约。2020年11月全国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增速为-0.6%，恢复程度不及商品零售总额（11月增速为5.8%）。服务业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加值降幅虽然逐季收窄，但依然为负，2020年三季度分别为-5.1%、-6.9%。其二，金融风险持续积累。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加大力度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采取了减税降费、贷款贴息、发行特别国债、降准降息、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这在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保障 社会 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高了宏观杠杆率。2020年三季度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为270.1%，较上年末上升24.7个百分点。各部门杠杆率都有所提高，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三季度末为164%，较上年末上升12.7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常态，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将上升，债券违约压力仍然较大，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本次会议特别提到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与此同时，在资金面相对宽松背景下，“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抬头，比如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市场内“空转”等。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2021年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宏观调控政策大概率“转弯”，实施有序退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和外部风险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宏观政策更强调不转急弯，不会快速收紧或退出，政策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仍保持积极，但强调财政更可持续。第一，财政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和提质增效。“十四五”开局和外部不确定性都要求财政政策保持一定支出规模，继续支持落实“六稳”“六保”，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支出，在 科技 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提高支出效能。第二，加强财政持续性，平衡财政压力。此次会议没有重提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有为”，而在保持积极基调的同时提出“更可持续”，强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和过紧日子，预计财政政策力度将有所减弱，财政赤字回落到3%左右，专项债规模略有回落。 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与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强调“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一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同时，这次会议未提去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 社会 融资成本”，而是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预计2021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恢复，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预计M2和社融增速均将较2020年有所回落。一方面，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性，加大对 科技 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经济持续恢复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平衡好支持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对防风险的重视程度提高，针对金融领域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等潜在风险，将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本次会议继续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并再次重申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需求侧管理)。 一是在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基础上，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扩大消费。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预计未来除了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之外，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财税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步伐都将加快，这不仅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将有效提高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除了收入因素以外，消费潜力的释放还需要有序、科学合理地破除当前存在的一些限制消费政策。结合2020年10月国家发改委提出要促进 汽车 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预计2021年，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有望率先实质性地推动 汽车 限购政策向强化限行等引导使用政策转变，从而促进 汽车 这一大额消费的增长。 二是强调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消费仍处于温和恢复阶段、外部风险因素依然较多、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持续的背景下，投资仍需要在托底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指出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有效投资，预计2021年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将继续增加。同时，传统基建投资也将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此外，为了给新一代 科技 革命打好战略基础，未来新基建投资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也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 力量。本次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 力量作为2021年的首位重点任务。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结合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攻关揭榜挂帅”，预计未来可能以重组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重点以国家力量来推进基础 科技 研究。我国当前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覆盖8个学科领域，主要分布在教育系统和中国科学院[1]。结合会议关于创新重点攻关方向，以及创新合作方面的指示精神，预计未来国家实验室重组工作，一方面将结合未来 科技 发展的重点方向调整学科覆盖中心，提高信息科学、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重要领域的比重。另一方面，结合本次会议强调的“发挥企业在 科技 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未来可能将通过民营企业与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方式，提高研发成果的应用性。 二是推进基础研究成为未来 科技 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创新能力提升上取得不少成绩，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无论从投入强度还是产出应用情况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为6.03%[2]，预计2020年有望达到6.2%左右，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美、欧、韩、日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左右。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明确指出“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在促进 科技 创新方面更加主动作为，进一步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创新资金支持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基础研究资金的增长将更快。 三是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领域作为创新主攻方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关于创新的主攻方向，本次会议指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预计2021年的创新重点突破方向仍将围绕“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方面开展，即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航空航天 科技 等世界前沿领域；生物医药、公共卫生防疫等人民生命 健康 重点领域；集成电路、半导体等关系到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的经济主战场领域；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国家重大需求领域。在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将着重通过深化改革为开放创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利用开放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同时，与上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措辞不同，本次会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疫情、中美摩擦、疫苗推广是否有效等不确定性，对外贸增长和扩大外资利用不宜过度乐观。另一方面，为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博弈加剧，我国将坚决捍卫多边主义，不断对接和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第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已签署RCEP的背景下，积极考虑加入CPTPP更体现中国支持多边贸易，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的目标。未来，一是将RCEP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商品、服务、技术和人员自由流动增加，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消减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继续加快双多边谈判协调。二是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窗口作用，落实相关法律和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至2020年，中国已连续四年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缩减至33条和30条，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未来在落实相关法律的同时，中国将积极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负面清单和扩大应用范围，在服务贸易领域全面推进负面清单模式，在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是重视开放背景下的安全问题。2020年12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式公布，2021年1月18日将正式实施，我国安全审查机制将进一步完善，这在积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同时，有利于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其一，打破制度障碍，建设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制度成本。将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参与竞争。坚决落实放管服改革，降低不同经济主体的制度成本。其二，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面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十四五”开好局，都要求国有企业在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力上发挥骨干作用，未来将引导国企对标世界一流管理，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商业一类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持股，引导各类战略投资者参与治理。与此同时，将鼓励国企民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其三，金融市场领域将更加注重规范市场秩序，包括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打击逃废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一是大城市住房问题。与2019年将房地产相关表述放在民生保障任务中不同，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八大任务之一，足见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视。这主要与2020年以来在流动性宽松背景下部分大城市供需矛盾突出、房价上涨过快等现象有关。一、二、三线城市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0.01%、-0.38%、-0.24%上升至6月的0.47%、0.46%、2.41%。部分城市房价出现明显上涨，比如深圳房价自2020年3月以来保持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市场 健康 发展对于释放消费潜力、保障民生、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大城市是产业集聚、人才流入的重要区域，2021年针对热点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放松，预计将通过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性需求和打击投机炒房。 二是高度重视租赁市场建设。租赁住房建设是平抑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供给端手段之一，也是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住建部等八部委就下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并选取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成为住房租赁试点城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而本次会议更是用较大篇幅对租赁市场发展进行部署。2021年租赁市场发展，第一，完善长租房政策。“租购不同权”是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会议提出将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第二，增加租赁住房供给。将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应，包括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探索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等。第三，规范租赁市场秩序。2020年以来以蛋壳为代表的长租公寓爆雷事件频发，2021年将加强长租房市场的监管，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同时加强对租户的保护，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作者均供职于中国银行研究院） 更多内容请下载21 财经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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