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官网评论员文章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从总体看，央行副行长刘国强给出的货币政策信息是积极的。比如，面对当前经济的“三重压力”，刘国强简要论述了“稳与进”的辩证关系，确立了“以进促稳”的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刘国强介绍未来的货币政策要“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并实现“保持总量稳定增长，促进结构稳步优化，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再比如，在谈到“充足发力”的内涵时，刘国强指出：充足发力就是“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 在市场预期管理方面，刘国强罕见强调：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后面的事就难办了。所以不能拖，要走在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 这些提法和论述都引起了金融市场人士的高度关注，并给予积极评价。但是，偏偏就有人抓住一句“降准空间变小了”大做文章，说这是央行对未来货币政策空间的表态，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依然“以稳为主”。一位自称“证券企业证券投资顾问”的人甚至解读说：法定存准率虽然还有下降空间，但恐怕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什么是他理解的“极端情况”？大面积的经济危机。 这是否属于“正面信息负面解读”？同样的事情绝非偶然，而是伴随每次货币政策出台。比如降准，立即有人质疑“还有多大降准空间”；降息，立即就有人声称“幅度有限”；只要央行说一句稳健、不搞大水漫灌，立即就有人说“这是收紧信号”。从观察看，这样的说法往往都会对股市产生消极影响，让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很有点“废掉央行武功”的味道。 可以肯定地说：法定存准率越靠近零，降准空间就会越小。对需要保持一定比例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中国而言，每次降准都将压缩继续降准的空间，这事显而易见。所以关键在于：仍然还有一定的降准空间。正如刘国强所言：“我们可以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使用。” 为什么不在乎99%的大方向，而只在乎1%的细节？站在股市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股市散户为主。多年的主观经验告诉他们，往往因为对貌似小问题（细节）的忽视，而使之损失惨重。所以，他们对政策1%的关注甚至胜过99%，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恰恰是利用这一特点，把自己包装得十分神秘，有时候反而会更加有效地影响股市。 当然，还有个问题不得不提示一下。央行官员面对公众讲话，尤其是在关键时点对重要政策的解释，千万要格外小心，切忌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负面解读政策”的话茬。比如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央行传达的信号是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在经济下行压力根本缓解之前，进要服务于稳，不利于稳的政策不出台，有利于稳的政策多出台，做到以进促稳”，这是主体，但一句无碍大局的“降准空间变小了”的字眼儿，就让别有用心者有了借题发挥的把柄。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20年初。当时，新冠疫情初露肆虐迹象，基于疫情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消极影响的判断，央行决定1月6日降准0.5百分点。1月16日，同样是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对降准给了这样一番解释：发达国家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高，所以相比之下，我国总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他还说：存款准备金率具有维护金融稳定、抵御金融风险的作用，当前维持一定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有必要的，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处于适度水平。当然，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降准也存在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孙司长的这番话当时也引起了市场热议，而各路分析中，更是不乏消极解读，认为未来央行不会继续使用降准工具。从股市表现看，这样的说法，确实让政策效果打了一定的折扣。 其实，把“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混为一谈并不合适。因为，法定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紧缩，超额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宽松，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两个国家“法定存准率+超额存准率”——总准备金率大致相等，其货币松紧的内涵可能截然相反。所以，用总准备金率是否大致相等去评价货币收紧程度是否适宜，值得商圈。再有，在强调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独立性时，可能不宜过多强调我们与它国的数据比较，这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对货币政策是否适宜的独立判断。 诚恳地提些意见，绝非否定功绩。这些年，央行为支持实体经济创建了许多新工具，比如基础货币的定向投放，以MLF管理一年期利率，而且坚持“收短放长”的货币操作，倡导更加从善如流的工作作风等等，这些全都可圈可点。但是，我们确需更多放弃一点“学究气”。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是一个“艺术”的过程，它的重点并不只是在于“降准释放多少长期流动性”的计算，也不只是在于“降息减少多少融资成本”的算计，而更在于我们必须借助这样的表达引导市场预期，引导 社会 资金更多流向股权投资、流向实体经济。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货币政策空间远远大于世界其它主要国家，事实也是如此。所以，面对未来“降准”空间的提问，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货币政策空间很大，完全有能力促进经济 健康 发展“这样的表达加以应对，而没必要只是纠结于具体数据是多是少。 责编：姚坤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在前不久的一篇评论中，我提出了资本“为富当仁”的主张。不过，一些网友似有不解：“仁”属于道德范畴，企业是不是守法经营即可？以道德标准约束企业行为，是不是要求过高？好吧，现在就来解释一下。 曾几何时，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为使经济效率最大化，政府必须尽量减少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只要基于法律，企业或资本则“法无禁止即可为”；曾几何时，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企业或资本不该有任何盈利以外的目标，而必须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其唯一行为诉求。 表面看，企业和资本守法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根本谈不上什么错。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有人会认为“为富当仁”是不是要求过高？是不是“为富守法”就够了？但在我看来，大家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1）法律是道德的底线；（2）法律可能具有滞后性。在一个特定时间段里，一些缺德行为未必违法。 多年来，大家已经看到过不少可能有“缺德牟利”嫌疑的生意。比如，某打车信息平台公司，最初打着廉价、让利的招牌“砸钱”吸引客户，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后，再提价杀熟，这算不算“缺德牟利”？一些巨头资本把触角伸进社区，去和更小的小商小贩去争最后一块“铜板”，这算不算“缺德牟利”？ 当然，上述这些行为最终被监管层叫停、处罚，有的因触犯了《反垄断法》而被法律追责，但在形成垄断的过程中，多家公司你砸钱、我也砸钱，表面看是在为消费者创造“ 科技 红利”，合法竞争，但行为背后的资本是不是最终未能抵挡“缺德牟利”的诱惑？ 所以，资本也好、企业也罢，或投资为富、或经营为富，整个过程不能只看自己的钱袋子，最好还考量考量自己的行为和诉求会给 社会 、给公众、给客户带来什么结果。如果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给 社会 、给公众、给客户带来损害，而还要一意孤行，这是对企业负责的做法吗？在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商不仅要守法，还要远离“缺德”。中国有句俗话：不干缺德事，不怕鬼叫门。翻译成经济语言或许就该是：以德为商，法不仅不会束缚你，反而还会护佑你。这就是“为富当仁”道理。 责编：姚坤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