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感纪录片毕业论文范文

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之际，在200多部提名的纪录片作品中，《镜子》脱颖而出，入围终审环节，角逐纪录单元最佳中国长片奖。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分享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1

国内知名实战派心理咨询专家张久祥在《镜子》走进石家庄第二中学活动中表示，“这是我看到央视拍的、与心理有关的节目当中最接地气的，直入父母、还有成长中的青春期孩子心灵深处的穴位点，接触得最近的。”以下是我个人对于《镜子》的一些心得：

一、家长要重视 家庭 教育

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最容易模仿家长的言行，只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最好的教育效果。在校每周五天的教育，老师都是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性格、品行、意志和兴趣等等，孩子也易于接受和成长。可是周末的两天，孩子在家容易受到家长的溺爱，没有规律的学习和生活，把在学校五天培养出来的好习惯给忘掉了。只有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动去做好家庭教育，孩子才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才能成长为可以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栋梁之才。

二、父母要以身作则

孩子需要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这些受父母的影响最大。你让孩子不乱扔衣服，自己回到家后却随手把衣服扔在沙发上，还口口声声地让孩子把衣服整理好，孩子会照你说的做吗?不让孩子看电视、上网玩游戏，可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家长却目不转睛的看着放大音量的电视节目或坐在电脑旁忘我地玩着各种游戏，孩子的心里会怎么想，能感觉到平衡呢?所以，家长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最好的方式就是陪着孩子一起写作业，或者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家长看看书，读读报，轻声地做些家务，让孩子感觉到他(她)写作业时父母也没有清闲，这样孩子的心里会有一种平衡感，也愿意写作业了。

三、加强与孩子的沟通

家长要多与孩子交流和沟通，哪怕再忙，家长也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陪孩子一起 说说 话，聊聊天，给孩子讲讲 故事 。家长与孩子的沟通，要注意讲究科学 方法 ：首先要善于倾听。只有倾听孩子的心里话，知道孩子想什么、关注什么和需要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给予孩子关心和帮助，也会使以后的沟通变得更加轻松。孩子向您诉说高兴的事，您应该表示高兴;孩子向您诉说不高兴的事，您应该让他尽情地宣泄，并表示同情;当孩子向您诉说您不感兴趣的话题，您应该耐着性子听，表示您关注他的谈话内容。这样，孩子便乐意向您倾诉，父母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2

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之际，由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出品，卢钊凯、范永东执导的纪录电影《镜子》在提名的200多部纪录片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终审环节，角逐纪录单元最佳中国长片奖。此前，《镜子》的主创团队还参加了一系列进校园活动，家庭情感教育、孩子的自我成长等话题瞬间引发广大师生和家长们的热烈讨论。

纪录电影《镜子》讲述了3个因孩子辍学而陷入困境的家庭的故事——父母们无奈将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校接受“改造”，却意外地让自己接受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而家庭更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有专家评价，“《镜子》是一味中药，给社会提供 反思 、给生命提供力量。这是纪录片本身的责任”。

“《镜子》虽然讲述了关于家庭情感教育的话题，但在其背后，却融入了我们创作者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于爱和欲望的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将来要去哪里?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全部贯穿于电影始终。”卢钊凯说，做纪录片除了要会讲故事，更要会“选择”。《镜子》选择以代际情感问题为切入点，通过真实呈现3个家庭的社会学样本，重新审视了当今时代中国家庭所面临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等情感问题。

《镜子》的另一位导演范永东表示：“我们想要呈现给观众的不仅仅是一个家长需要接受教育、社会需要给家长受教育的机会的问题，我们更想探讨关乎人的精神构建的问题。我们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解决中国人精神层面或者心灵层面问题的线索，随着持续的深入探讨，我希望这个线索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完善法制建设的一把钥匙。”

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3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分享了观看《镜子》的感受：“我的感受是非常真实，因为这种跟踪拍摄中间没有太多的造作……我觉得这部片子值得中国的家长们看一看，因为对于孩子教育的启示还是蛮深刻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就看家长是不是好家长。”以下是我对于《镜子》的一些心得：

一、给孩子一个和谐的家

孩子的健康成长，最最离不开祥和安全的家庭环境。首先是和谐安宁的家庭氛围给他以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要让孩子全面发展，和谐家庭至关重要，建立温馨的家庭。才能让他们有信心、有兴趣学习，在家中，不但要给孩子和谐愉快的学习空间，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培养孩子的基本生活技能，有自理能力，有克服困难的意志，有爱心。再次，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学习和游戏。 文化 知识固然重要，但游戏对孩子来说必不可少，父母要让孩子在学习和游戏中得到成功的喜悦，使孩子在学习和游戏中充分找到乐趣。让孩子觉得生活在家庭中的幸福感。给孩子一个愉快的成长空间。

二、父母教育子女要有耐心

初中阶段是孩子们“翻坎”的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家长心情比较着急、浮躁。孩子与家长之间出现了对立的情绪，这时的家长应先冷静下来，学会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平时与孩子相处时总会发现孩子的不少言行不符合父母的意愿，有时甚至无理取闹。但父母应该给孩子辩白表达的机会，耐心地听取孩子的意见，要让孩子在父母耐心的说服教育中感受到自己的过错，进而主动改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和付诸的行动往往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学校的教育也是同等的重要，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出效果。

三、培养孩子良好的自信心

在孩子的成长中，家长要引导孩子无论干什么不但要用心而且要尽力，即使结果不是最好的，但只要努力了就是最棒的，只有让孩子们跳一跳，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孩子才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建立起自信心。当孩子有了错误时，家长也不要过于斥责孩子，首先要教育孩子有承担错误的勇气，然后再帮助孩子分析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会造成什么后果，以后应如何改正错误。多鼓励自己的孩子，看到他们的进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要盲目地批评他们的努力和失败。给孩子树立信心，自信心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能够让孩子害怕做一件事，因为其可能失败，而应该让孩子乐于做一件事，因为其可能成功。正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培养过程，因此，需要我们无论在生活的小事上，还是在游戏、学习中，都需要始终注意这一点。生活中，孩子需要帮忙，需要爱，作为父母不是全盘代替，而是进行合理的关怀和训练，要让孩子知道自尊和自信是自己用行动树立的，而不是别人能给予的，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

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4

最近中国首部深度探讨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镜子》在央视CCTV-12频道《天网》栏目上映，该纪录片分三集讲述了各种“问题”孩子被强制带入训练营的事情，让人感受颇多。笔者并非心理专家、也非教育相关职业，所以本文仅仅是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纪录片，以下内容为业余观点。

女儿今年6周岁半，刚上小学一年级,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最深的体会是：

一、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源泉

家是孩子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父母绝不能经常在孩子面前拌舌头吵嘴，那样会使孩子产生恐惧、自卑甚至厌恶的心理。不仅会疏远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在同伴之间还可能会出现偏激行为现象。给孩子一个安全、舒适、温暖的家，是教子的第一步，家人之间要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在这方面，我们是以实际行动让女儿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二、逐步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很重要

女儿从3周岁起上幼儿园,步入正规的教育系统，我们要为她的人生的第一步打好基础，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她一些优良品德，借此也可改掉“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代独生子女的通病。比如：给她讲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并付诸于实际行动，让她知道尊敬长辈的道理;告诉她帮助别人是件很开心的事，让她知道应该助人为乐;在和小伙伴之间嬉戏时要相互谦让等等。闲暇时，常和女儿做连句的游戏，我说上句：“妹妹摔倒了。”女儿连下句：“我马上把她扶起来。”……乐此不疲。

三、让孩子“自己来”，培养孩子的动手和自理能力

成人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孩子是否会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成人重视与否，教育方法正确与否，首先是观念问题。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学习上不断加大压力，生活上关怀备至，却将良好行为习惯置之脑后，听之任之。我认为孩子爱劳动良好习惯尤为重要。让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勤劳的品德，而且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责任感、自信心、意志力等良好素质和各种能力。因此，在我女儿很小时，我就开始让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 。如：收拾玩具、穿衣、洗手绢、洗袜子、整理床铺等，当然，孩子干活常常不一定能够干不好，就此我们不能以成人的标准去评价他们。只要孩子作出了努力，家长就要充分肯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需要孩子付出很大努力。

四、让孩子少一点压力，多一份轻松。在学习之余要注意让孩子适当放松，每晚抽出半小时进行散步、慢跑，并利用这一时间，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并经常和孩子谈心，随时观察其身心的变化，善于利用生活小事，敞开心扉，学会用欣赏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孩子，善于捕捉她身上的闪光点，不要将子女与别人的孩子相比，将子女的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纵向看进步，及时发现和肯定自己孩子所获得的任何一点成绩，使孩子感受到我们的赞美和鼓励，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孩子的心田是敏感的，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果，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家长们撒下的是美丽、善良、友爱的种子。让美丽、善良、友爱的花开满孩子的心田。不要让“望子成龙”的心理变成孩子的压力，顺其自然，因材施教，让孩子轻轻松松学习，要相信：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5

看完前两集，笔者不禁深思，是孩子出了“问题”，还是家长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难道都是孩子造成的?哪一个“问题”孩子背后，没有一个“问题”家庭?究竟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家长的责任真的能推卸掉么?难道这些孩子不想做一个阳光少年?为什么我的童年和别人不一样?本纪录片都给您带来详细解答!

成人是目标。学会做人，是孩子的立身之本，孩子终身受益。教育孩子要有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决不能让孩子成为知识丰富而性格古怪，对父母没有感情，对他人 、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要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立的人，充分尊重和理解孩子，无论犯有多大的错误，要和他讲道理。我对孩子一直是坚持这个教育原则，让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下，从小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最起码应该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合格公民而适应现代社会。

家长是镜子。“天才”不能创造，但家长只要不失时机地去发现、培养，开发孩子天赋中的特长，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去走自己所追求的人生道路，孩子就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家长不仅是孩子的天然教师，也是监护人，同时是伙伴、朋友和榜样。孩子的 言行举止 无不体现着家长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当父母不容易，当好父母更不容易”。事实确实如此。如何当好家长，我认为，首先，努力“学会关心”。家长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地关爱社会、国家、他人、朋友、同事等等，使之尊老爱幼，相帮谦让，宽容大度，待人和气。其次，要加强自身修养。家长应坚持以德育人，奉公守法，依照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自觉地将完善自己道德品质的实践活动示范于孩子。再次，要创造和谐环境。教育环境的优劣是孩子成长的寒暑表，要建立和谐的家庭和社会，那么家庭生活气氛的默化熏陶不可忽视，家庭长辈品行道德的心灵潜在不可低估，孩子在适当表扬和鼓励中生活，他将学会自尊和自信;在羞辱中生活，他将学会自卑;在平等中生活，他将学会公道;在争吵、埋怨、偏爱和缺乏温暖中生活，他将学会诡辩、责怪、妒忌和冷漠……，这种现实是“无言之教”。不是危言耸听。

孩子是老师。家长应善于学习孩子们的优点和长处。孩子们有很多“可爱的缺点”值得大人们学习。如蓬勃向上的朝气，好问好学的 学习态度 ;不保守，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点;少世故，对人对事的真诚直率;对新科技和新型玩具等未知知识一学就通、一玩就会的本领等等，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优点都是值得家长学习的。孩子的这种优势，作为家长应充分的给予肯定、鼓励和赞扬，不可忽视、指责、抑制，以至于扼杀。

尊师是关键。老师是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系统教育的主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孩子们幸福的缔造者，心灵的抚慰者和医治者。对于我来讲体会很深，我的孩子处在单亲家庭中，尊师敬亲的感情较薄弱，学业基础不够稳定，但是他的老师注入了大量的真诚爱心，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千方百计、苦口婆心地强化学校教育，使我的孩子在品德、智力、身体都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弥补了我们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样的老师倍受我、孩子和社会的尊敬，那么这样的“园丁”培养出来的花朵无疑会更加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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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76252.21992 71247.111993 66948.231994 62948.351995 57745.131996 51142.21997 49747.521998 50750.181999 58854.722000 72064.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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