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代表性成果撰成于1917年。在此之前，从1912年起，他已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对运用新史料以考证历史问题作了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最后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鲁迅对近代学术具有卓识，又于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整理古代文学典籍深有造诣，他曾对王国维《流沙坠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大加褒扬：“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青年学者沈颂金在其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中，即称王氏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过程中，“已经自觉地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视作‘二重证据法’的肇始”。。《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有敦德亭间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并记其年，敦煌汉简有新望与盛里公乘□杀之年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顼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而张守节《正义》所引，其所依据亦应当是《博物志》。故王氏得出慎审而重要的结论：“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由于王氏此文详引《史记》全书有关的记载与多种汉代史料互证，故其所得的司马迁生于孝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和司马迁一生约与汉武帝相终始的结论，遂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和援引。王氏利用新出土汉简史料所作考证的缜密可靠和识力之卓异，后来已从海外发现的史料得到确证。日本学者水泽利忠编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引用了日本现存南化本《史记》，书中《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所引《博物志》之文即为：“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有力地证明了王国维利用出土新史料考证的正确。
三石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