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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公司好公民形象的条件，需要将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有明确的计划、有专门负责部门、有一定的经费保障、有可操作的规范化的管理程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方面论文例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公司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

摘要：公司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组织体，而劳动者则作为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在现代公司中的居于重要地位。公司与劳动者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和长足 发展，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宁。因此，现代公司法在强调盈利性的同时，也注重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那么公司对劳动者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立法对该问题的规制又该进行怎样的制度构建?本文将尝试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劳动者;公司社会责任;劳动权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确立及其对劳动者的责任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谋求利润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公司仅对股东负责，至于社会责任则纯属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其隐含的逻辑是，公司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就能极大地增进社会利益。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加剧。公司社会责任问题被屡屡提及并引起极大关注。

然而，究竟什么是公司社会责任?对此尚无统一学说。一般而言，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它是对传统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惟一目标的修正与补充，但并不否认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强调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公司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职工、消费者、债权人、公司所在的社区等)承担适当的社会义务。其中雇员利益是 企业社会责任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企业法尤其是传统公司法中，劳动者并非是公司的成员。但劳动者的利益和命运与公司的运营又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劳动者是公司的一种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了促使公司切实保障和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当代各国无一例外地将公司对劳动者的责任列为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项主要内容。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

(一)公司的营利性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公司作为经济实体，营利是公司存在和发展的动因。正是基于此公司社会责任是要公私兼顾(在 法律范围内兼顾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非从根本上否认其营利性。若公司无法营利就无法生存，那么如何来履行社会责任呢?因此,公司的营利性和社会责任并非必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两者可以辩证统一于公司利益基础之上,是相互促进的。例如公司给劳动者以较好的福利，提高劳动条件等，从而使劳动者更加积极地工作，为公司提高效益。

(二)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事实上公司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法律的规制状态，而任何的法律规制，无不体现出一种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价值平衡，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着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公司。实践中，我国已经将公司的社会责任化为法律规制，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等等。这些规定带有很强的社会性，若不承担会受到相应的制裁，是刚性的义务。

三、强化公司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之意义

(一)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首要内容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是指在股东以外，受公司决策与行为现实的和潜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的一切人。由于劳动者是公司最直接、最重要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是公司须臾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在确立公司社会责任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将公司对劳动者的责任列入其中。

1、现代公司的竞争最终都归结为人力资源的竞争，劳动者所拥有的高素质的劳动是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的资源，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是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制胜法宝。

2、劳动者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专用性。这种专用性将劳动者与公司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保护好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才能使公司充满活力。

3、在劳工问题严峻和民主潮流高涨的条件下，为缓和劳资矛盾的需要必须重视劳动者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为了保障公司劳动者的利益，而且也为了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确立公司社会责任的各国无一例外地将公司对劳动者的责任列为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项主要内容。

(二)公司社会责任是劳动者劳动权实现的保障和推动力量

公司与劳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二者的利益追求虽有诸多不同，但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司的行为不仅影响到劳动者，还会通过劳动者的行为影响到顾客及其所接触到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司与顾客、供应商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合作起始于公司的劳动者，劳动者在促进公司的长期成功和良好运营中担当重要角色，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效率，而劳动者能够真正为公司利益贡献自己的才智的根本基点是劳动权得到切实的保障。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有利于推动劳动权的实现，而公司社会责任的践行反过来会为公司的根本长远利益、乃至公司制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影响其短期利益，但如果公司注意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关注劳动者的健康并使其得到切实保障， 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安全感能促使他们为公司的进一步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有利于提升公司自身的社会形象。对社会来说，公司在劳动权保障方面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公司承担社会责促进劳动者的劳动权保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因日益受到“赚取工人血汗钱”的指责，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在各国被提起，逐步形成了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目前，国际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在劳动权保障领域主要以社会责任标准作为其实施和验证的工具和手段。当今国际上有关社会责任的标准形形色色、数量繁多，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三大类：政府及政府间组织的标准，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联合国人权宣言等;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民间标准，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GC)、道德贸易行动(ETI)准则、SA8000等;各跨国公司自身制定的供应链行为准则，如迪斯尼、沃尔玛、耐克、宜家等。

四、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以及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公司法》在制定时不见得有意识地以公司社会责任理念为依据，但现行《公司法》的某些条款却体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例如，《公司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 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该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该法第16条还规定：“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 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此外，《公司法》第52条第2款、第56条、第68条第2款、第122条、第124条第2款也规定了有关公司劳动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定。

这些规定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以公司的营利性为其唯一价值取向的做法，要求公司在追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同时，也要采取措施维护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特别是公司劳动者的利益。2002年由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则在借鉴国外公司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准则》第81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尊重银行及其它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准则》还对职工在公司中利益的维护等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准则》也要求上市公司重视其社会责任不能偏离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国《公司法》还是应该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包括公司对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的义务。虽然这一义务可以是非强制性的，且已在《劳动法》中有相关的规定，但在公司法这一组织法中作出这一规定，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意味着公司管理者不仅承担着对股东的义务，还对劳动者负责的义务。它授权公司管理者可以动用公司资源履行这一原本为道德上的义务，其行为的正当性可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不会受到股东的追究。加之当今社会环境的变化，公司受到外部有时是很强烈的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这一授权就更有可能被公司社会责任的权利主体实际受益。

总结

劳动是财富之源，劳动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的缔造者，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公司应积极主动的践行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提升自己的形象，增强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劳资关系的和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及制度完善

摘要：从 经济 法角度讲，公司 社会 责任体现为经济法对公司行为的规制，达到社会可持续 发展 ，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经济法价值目标。公司社会责任有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信誉的建立和长期的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引进和探讨必将对《公司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为我国 现代 企业 制度的发展提供宝贵借鉴，公司制度的健全又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法律

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营利责任相对而言，指在公司追求最大限度的自身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同时，还应当承担起不断增进不特定社会利益的责任。公司不仅是营利法人也是社会组织体，不仅是股东获取利润的工具还必须对其获利行为承担社会责任。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 理论 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被称为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最早于1924年由美国的谢尔顿提出，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广泛 研究 ，取得了大量成果，并被立法和司法实践确定下来[1]。近年来，随着 中国 企业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进入中国，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含义、要旨大都包括：公司社会责任，指在公司制度以及社会环境的演进中产生的，社会期望公司经营者除了对股东利益负责外，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制度设计、角色定位、运营与管理应当充分体现有关企业利害关系人或相关利益者(包括股东、雇员、顾客、广大公众)的利益和意志[2]。

从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和特征来看，其一，公司社会责任是对传统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合理补充和扩展，明确公司利润合理化与社会责任并重的二元价值目标，要求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兼顾社会责任，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其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综合性义务，包含企业对社会负有的必须强制履行的法律义务与自觉履行的道德义务[3]。一方面，公司社会责任实质是社会使命，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应表现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为社会必须承担的法定性责任;另一方面，公司社会责任的核心是通过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社会期望或者公司自愿履行的道德性承诺。

二、我国现阶段强化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公司在社会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 影响 到与公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利益群体，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司以赢利为唯一目标已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制造者，强化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显得必要和迫切。

首先，有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在市场经济中，公司的发展是各项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各种资源在成本、信息、风险、耗损、价值、利润、贡献、回报等方面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的参与[4]。否则，由于公司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其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自身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权衡时，往往会牺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将造成不平等竞争，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

其次，有利于公司信誉的建立和长期的发展。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与提升公司软竞争力相结合，使公司内部股东、管理层、职工的关系得到协调，符合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体现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目标，从以短期速成为基准的观点转变为着眼长期利益的追求，避免政府不必要的法律规制，有助于公司自身形象的树立和信用体系的建立，保证公司持续长远的发展。

再次，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强烈反对资源滥用和环境破坏，保障了生活品质改善和社会公益实现，促进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引进和探讨必将对《公司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提供宝贵借鉴，公司制度的健全又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三、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与完善

我国第一次在《公司法》里以法律形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科学 发展观，在公司追求利润目标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作出平衡，从只强调股东责任到强调包括股东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公司责任体系。这使得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得到法律的正式规范和支持，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

第一，一般条款的规定。

法律维护正义的过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利益平衡过程，面对市场实际操作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 和日益暴露的弊端，《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第5条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意味着对传统公司的角色或目标定位的突破。

第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至关重要的是切实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确保交易安全。《公司法》第1条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定为公司立法宗旨之一，第20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引入，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第三，董事与监事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不仅将强化公司 社会 责任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设计了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就职工董事制度而言，《公司法》第45条第2款和第68条要求两个以上的国有 企业 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第45条第2款和第109条第2款允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职工代表董事制度;第52条第2款、第71条和第108条要求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从而有助于扭转一些公司中职工监事比例过低的现象。

第四，职工劳动保护与民主参与。

《公司法》第17条：“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 合同，参加社会 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同时规定，公司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司职工的 职业 教育 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公司法》第18条：“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另外，公司 研究 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 问题 、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信息查询与披露条款。

《公司法》第6条第3款：“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明确了社会公众监督的途径;第34条：“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 法律 规制

以中国的国情，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需要阶梯式发展 ，如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其内容和标准都需要全方位考量，在学术研究上仍应请求如何将之具体落实的 方法 ，否则将沦为纯粹道德化的诉求[5]。

第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环境。

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首先表现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规制。通过强化董事的职能，以保证公司在决策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6]，以及强化监事会职能等措施，保障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第二，整合法律资源，构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框架。

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往往需要多部法律的协调配合才能实现，我国与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的内容分散在除公司法之外的诸多法律法规之中，而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缺少制度设计所必需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因此，应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并加以整合，从不同的主旨和范围全方位建构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框架，明确社会责任承担主体和对象范围，使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具体化、内容明确化、实施操作化。

第三，进行道德立法，形成公司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中有一些高于法律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方面由公司自愿为之，但国家应设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意识。又如，公司对外财务性和社会性信息的公开与披露，对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税费减免或政策优惠，以及公益诉讼制度与诉权保护机制的建立等措施。

第四，与国际接轨，建立符合国情的中国公司社会责任标准。

目前 全球范围内的公司社会责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司自订责任准则，二是国际统一的社会责任标准，即SA8000标准。我国应建立自己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要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培训到建立制度化评价体系，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推进战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全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 实践[7]。同时，还应建立社会责任指数资料库，把这些对于社会责任或者是环境保护的因素当作一个具体的指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体系结构可以借鉴国外标准的通行做法，还需突出中国转型发展阶段的国情并符合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将其落实到具体而有效的履践对策中。

参考 文献 ：

[1] 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 经济 学与 法学 分析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 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

[3] 黄寅.企业伦理：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7.

[4] 廖斌，徐景和.公司多边治理研究[J]. 政治 论坛，2003(1).

[5] 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2.

[6] 刘俊海.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商事结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赵琼.广东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J].大经贸，2004，5：(37).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综述湖南农业大学李立清与李燕凌合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充分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实施现状及其实施对策进行了分析论证。全书共分9章，虽然开篇就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多方位思辨，但综观全书仍然以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为论述主轴，在笔者眼里，从该书的题旨及其论述重点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实应是“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研究”。在绪论和第一章中，作者就从企业仿生学的角度，将企业比喻为“生命体”，认为“组成企业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就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制度等，企业责任则是整个生命运动” [1]（ P1），这固然不能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和充分依据，但是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出发的贯穿人类思想史全过程的审视，则弥补了这样一个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缺憾。作者引用中外学者的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在矛盾中寻求了统一的论断：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继承了孔茨、格里芬以及德鲁克等人的观点，指出“企业是应当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对保护和增加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责任” [2]（P689，格里芬）、“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化之中，因为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 [3]（P81，德鲁克），引进利益相关人的理论，指出企业的存在不时孤立的，企业周围存在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需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政治学角度上，作者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乐某种善而建立的” [4] (P1亚里士多德)观点,指出“企业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政府或社会，从而换取企业在有序竞争市场中生存，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实现最佳生存目标” [5]（P69）；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作者求助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解决公平和不公平问题，提出“权力和财富只为一部分人所掌握……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和不满……化解这种部门，毫无疑问是那些拥有合法性统治权的人当然的责任”。 [6]（P80）在最后的论证中，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归纳为“是企业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作者认为这三种责任在时间、空间上三维并存），它是企业在社会领域内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回应义务。”并将这种义务生发的根源——企业的内部性与外部性统为一体，继续阐述为“企业社会责任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内在星，即这种责任是由于企业在社会领域内自身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而非任何外在压力推促下的企业义务。”[7]（P30）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论述企业的社会功能说，作者创新地提出了权力圈理论，将企业权力划分为内外两种属性，为继续论证企业的社会责任打下了理论基石。作者力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标准化，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基于以下考虑：即强调合作、扩大和统一三个广泛的企业活动领域[8]（P126）”，力图以机器式的形式统一与中国特色的内容外延，促使企业在社会责任上寻求到最大公约数。为此，作者选择了由美国制定的SA8000标准，作为国际标准化的指向，在作者看来这个基本内容包括“劳动保障、人权保障、管理信息系统”的标准代表了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尺度，在不少学者以“该标准被注入了西方人权的影子、在最低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上的规定不利于我国发挥竞争优势”等为理由排斥这个标准的时候，作者力挺该标准的适时性并预测其能够取得将来的地位，并从“可带来定单和效益、改善管理、改善劳工状况”等角度阐述，认为中国需要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在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论述中，作者是这样构想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应该“首先是一种最大限度保护企业共同生存的企业社会规范；其次，是一种能够促使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第三，是一种保持民族先进文化的企业社会规范；最后，它必须是能够不断创造和谐社会建设新动力的企业社会规范”（第六章），在实施对策中，作者提到要分别从企业社会责任主体的角度、从规范内容的角度、从加强企业内部监督的角度、从加强企业外部监督的角度，修改和完善《公司法》、《企业法》、《劳动法》、《工会法》、《消费者权益法》等法律体系，政府也要加强对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科学引导。从行文逻辑来看，作者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辩开始入手，继而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及其实施对策上，重点捉墨。其立意是明确的：我国企业无论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从国际背景来看，实现社会责任标准化甚至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诡计接轨是必要的。全文内容证明，作者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坚定支持者，并对SA8000标准垂青有嘉，其追求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标准化的实行必然对于企业自身的管理目标以及企业的社会存在产生重要意义，对于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不失是一个有力手段。但是，笔者，还是认为，中国的企业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文化角度思辩责任本身。很明显，我国在儒家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背景中，几乎每个企业都具有“内紧外松”的特征，即对内部员工比较强调紧张，有的企业对待员工近乎苛刻；对外，企业则追求松弛，有的企业不惜捐出为数不小的资金换取宽松的竞争环境和中国传统看中的“面子”。从其生存生态来看，不可不说中国的企业有其生存之根，抛开企业的动机不言，作为实体它们也有追求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动力。笔者还注意到，在作者提到的案例中，还提到SA8000标准甚至要求最低工资要达到当地和出口地所在国的最低标准，在中西劳动力市场价格及其不均衡的情况下，很明显是对劳动力密集国家所采取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是一种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应该看到，SA8000在某种诚度上代表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国企业大多数的竞争力还不强，甚至多数企业处于资本积累期，还没有太多精力去进行社会责任标准化运做，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植入作者主张的国际标准，可能会适得其反，扼杀企业发展。在这里，笔者不妨提出一个构想：在我们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发展趋势的同时，要认清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首先要保证在我国法律条件下企业的正当生存，其次，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我国政府商务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认证机构进行谈判，提出“企业社会标准化时间表”，按照我国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步骤、按行业逐步完成标准化建设。参考文献[1] [5] [6] [7] [8] 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2] 里奇·W·格里芬，《实用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3] 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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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存在争论。企业社会责任论的思想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而其学术渊源则可上溯至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实业界从不讲社会责任到讲求社会责任，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转变。企业社会责任论的实质是公司基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为实现长期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竞争力的一种管理思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我国企业管理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关键词：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竞争优势一、理论文献综述1．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理论可上溯到上个世纪初，但真正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德. 德鲁克（1974）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领域是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另一个领域则是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里基. 格里芬(1989)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斯蒂芬. 罗宾斯(1991)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他还区分了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两个概念。一个企业只要履行了经济和法律责任，就算履行了社会义务。而社会责任则是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道德责任，它要求企业分清是非并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哈罗德• 孔茨(199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高巍（1994）认为企业在追逐利润，谋求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同时，还要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如缴纳税金的责任、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等。李鸿贵（1995）认为CSR是指企业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应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标准，并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个体应包括对消费者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国家及主管部门的责任三个方面。张兰霞（1999）认为，CSR是指企业为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陈炳富、周祖城（2000）认为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承担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在内的一种综合责任。狭义的CSR主要是指道德责任。郑孟状、潘霞蓉（2003）认为CSR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本文以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企业遵守最起码的伦理规范与社会准则。如公平交易、诚实信用、遵纪守法等，大致与陈炳富、周祖城所说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一致。第二个层次是指企业在遵守社会基本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对雇员、供应商、顾客、管理者及当地社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本文讨论的主要指后者。2．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从以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可以看出，CSR的实质是社会对企业的一种软约束，企业可以承担，也可以不承担。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企业到底有没有社会责任？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对此西方经济学家一般3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盈利性机构，其首要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赚钱，为股东利益服务，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社会责任。他们信奉的格言就是：“Business`s business is business”。亚当• 斯密是这种观点的早期倡导者，他认为人们在自利本性的激励下会自动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财富，而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和提升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是一个超道德（amoral）的实体，它只管盈利，提高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社会责任则通过法律法规来实施，而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非企业。托马斯• 霍布斯以及约翰• 洛克的哲学也是这种逻辑思想的反映。而这一思想最有名的支持者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米尔顿• 弗里德曼。弗氏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大师，在1970年给纽约时报写的那篇引发了一场有关企业CSR的大论战的文章中，他分别从经济角度和哲学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后者包含了自由，个人主义，以及避免市场合谋现象的存在，认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前者认为，个人可以同时投资于资本市场以及把一部分所得利润用来作公益事业。当然，社会公共品也可以让企业以CSR的形式来提供，但一般来说，由CSR形式提供的公共品给个人带来的效用是比不上个人自由捐赠所带来的效用。因此，弗里德曼（1970）被广泛引用的一句名言就是：“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利用资源并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内提高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诚实无欺地从事交易活动。②”在弗里德曼的分析框架里，企业是由股东所拥有的，股东跟企业管理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的管理者只是企业的雇员，其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秩序（包括法律上的，伦理习惯方面的）的前提下，根据所有者的意愿来管理企业，为股东尽可能地增加利润。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那无异于管理者不经股东、顾客和雇员的同意就用他们的钱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向他们征税，把政治机制扩展到经济领域，从而根本上破坏了个人的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按照这一关系，管理者是服务于股东的利益的，是不允许出现损害股东利益的现象的。进一步说，这一论断是由著名的费雪分离定理（Fisher’s separation theorem）引申过来的，费雪分离定理的原意是说，个体（指股东）在生产（这里指获取利润）和分配（包括个人消费和捐赠）之间是可以分离的，即可以先最大化股东利润，再把所得利润在个人消费和个人捐赠之间作分配。在这里，由于社会公共品是非贸易品，不满足费雪分离条件的前提假设。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把股东的决策拆分成，投资于一家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然后再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个人捐赠，这一决策过程也可以由直接投资于一家CSR企业来形成，股东既可以获取部分的利润回报（financial returns），还可以从CSR企业用另一部分利润来提供的公共品中获取一定的社会回报(social returns)。弗里曼（Freeman，1984)在反驳了弗里德曼的“委托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认为管理者不应该只对股东权益（Stockholder Interest）负责，还要考虑满足其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比如工人，消费者，供应商以及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根源则是契约理论。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契约联结体”。这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与股东（shareholder）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弗吉尼亚大学企业管理的教授爱德华• 弗里曼（Edward Freeman, 1983）对此有过不止一个的定义。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由于企业行为会受益或受损，以及他们的权力会因为企业行为遭到侵犯或加强的群体和个人。或者是对企业有利益要求权的群体，具体包括供应商（suppliers）、顾客（customers）、员工（employees）、股东、当地社区（local community）以5及管理者(management)。弗里曼和里德（1983）还区别了两种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从狭义上讲，它是指对企业的生存和成功有决定意义的群体。从广义上讲，它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并受企业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企业不仅仅是独立的生产者或法人，它还是依托于各种利益相关者基础上而存在的一个实体，因此企业从根本上讲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组契约的联结点。这就是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相对应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另外，有其它学者也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来考虑CSR，但强调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基于企业跟各利益相关者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合作关系”，认为这些都会增进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绩效水平（Donaldson1990,Donaldson和Preston1995）。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鼓吹者认为产权概念十分复杂，单独依靠某一个“个体判断”理论来描述产权是不完整的。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从多元理论的角度出发，公司控制权一部分赋予股东，另一部分由利益相关者掌握。因此唐纳森和普雷斯顿（T. Donaldson、 L. E. Preston 1995）指出：“只要一种多元的产权理论能够被掌握，那么产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联系就是显而易见的。”显然，“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是主张企业无社会责任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基础，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论这一学说的滥觞。而从学术渊源上看，两者都可以从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根据。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作为合法实体和众多个人所组成的集体，CEO和高层管理者被雇佣是为了实现所有者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为实现这一目的，企业对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相应义务。所以，企业对所有者的义务虽是第一位的，但为了生存和更好发展，它必须对企业内外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作出适时合理的回应。这样，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企业应合理合法地追求经济效益，同时应该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与道德的责任。 6除了上面介绍的股东利益至上论和相关利益者理论以外，还有其它几种用来解释CSR的主流理论，比如企业的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 of th Firm ）以及企业理论（Theory of the Firm）等。最早使用企业的资源观来分析CSR的是Hart(1995),他认为，对某些产业以及公司来讲，用在环境投资上的社会责任可以构成企业持续竞争力的一种重要资源或者能力。Mc Williams,Van Fleet和Cory(2002)运用同样的理论得出，CSR这种企业策略行为可以被用于建立并且提升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运用企业理论来分析CSR，可以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CSR是企业用来吸引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群体，企业在提供公共品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实施他们的市场/商业策略。”（Baron,2001）.而针对消费者在面临私人品和公共品时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information asymmetry）,Fedderson和Gillgan(2001)就认为：那些非政府机构（NGO）在消费者降低CSR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有些学者如Waldman,Siegel和Javidan则强调了“CEO的领导能力在CSR实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个更加有头脑有眼光的CEO一般会更倾向于实施那些策略性的CSR行为。”以上的理论分析都只是对CSR作比较定性分析的，而Mc Willams和Siegel(2001)对CSR从需求/供给角度进行了成本/.收益的定量分析，从而推算出了最优的CSR水平。另外一些学者也通过其它一些理论来试图解释CSR,比如Donaldson(1990)的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就认为，管理者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而这时就不用考虑这类行为会不会影响企业绩效。Jennings和Zandbergen(1995)用制度分析方法，强调了制度对CSR企业要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组织（ecologically sustainable）当中所起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企业社会责任无疑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7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我们称之为“硬约束”。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地形成的行为规则，具体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形式，我们称之为“软约束”。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放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那么很显然，企业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3．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从静态角度来看，那些实施CSR的企业他们的股价（市场价）往往是低于那些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因为股东对CSR带来的效用评价比不上自已捐赠所带来的评价，这种对CSR的低评价，反映在市场价值上，就是那些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他们的股价要高于那些CSR企业的股价，也就是说实施CSR是要有一定成本的。但这种成本不是由投资者（股东）来承受的，因为一旦他们理性地预期到了CSR企业会把一部分利润用于作公益事业，这类企业的股价便会随之下降，这使得他们购买股票的成本下降，而这种成本的下降程度刚好可以弥补投资CSR企业跟投资利润最大化企业给他们带来的效用评价上的差异。从理论上我们可以知道肯定存在着一种均衡的评价比例（即由企业的CSR行为带来的效用跟自己捐赠的效用的比例，一般来说，这个比例都会小于等于1），使得股东在投资CSR企业和利润最大化企业之间是无差异的。低于这个比例的，则会偏好于投资利润最大化企业。同理，高于这个比例的，则会选择投资于CSR企业。由于股东不承担CSR的成本，这种成本就必须由创立企业的企业家来承担。John Mackey(2005)，这位whole Foods的CEO就曾表达过这种观点。Vogel(2005)曾经给出个CSR的定义，就是：“那些旨在改善并提升工作环境，并且作出对社会有益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是不属于企业需要履行的法http://www.ncer.tsinghua.edu.cn/lunwen/paper2/wp200606.doc【摘 要】企业得以可持续经营，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对股东负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到环境和社会因素，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应由董事会承担，而不是股东、债权人或者企业的管理者直接承担。本文通过分析财富杂志评选的二十家“最受尊敬的企业”，讨论董事会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一般通过怎样的机构和制度来实现。目前，国外先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董事会决策模式和董事会承担、经理决策模式。【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 董事会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承担*宁向东 吴晓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84）网页打开较慢，请耐心等待，多试几次国有企业改革文献综述许多在微观层面研究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文献发现它们的业绩是增长的。这些文献包括陈等（1988）、道拉（Dollar,1990）、高登和李（Gordon and Li, 1991）、哥诺斯等（Groves，1994，1995），杰佛逊等（Jefferson,1992,1994,1996）和肖耿(1991)。基于对国有企业业绩的这样一个正面评估，林毅夫等（Lin et al.,1997）、麦克米兰和诺顿(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诺顿(Naughton，1995)和罗斯基(Rawski，1994)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不经过私有化而改进，他们并且认为，非国有企业被允许进入市场从而为国有企业创造竞争环境，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胡永泰(Woo et al.1994)、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7)、白重恩等(Bai et al 1997)等对在微观层面对国有企业业绩表现的正面评估提出了质疑。樊刚和胡永泰（Fan and Woo,1997）、沈联涛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6,1997)等则发现在总量水平上国有企业业绩在逐步恶化。肖耿（Xiao,1991,1997）以及其他研究者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生产率和增长两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对国有企业的这类负面评估和其他国有的改革经验，帕金斯(Perkins,1994)、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7)、胡永泰(Woo et al.，1994)、沈联涛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6,1997)和肖耿（Xiao,1997）等因而强调了产权和所有权改革的重要性。车和钱（Che and Qian, 1996），李(Li, 1996)，魏兹曼和肖(Weitzman and Xiao, 1994)、钱(Qian)和肖(Xiao,1991)运用产权方法研究中国企业问题。这些研究强调了政府控制对企业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委托-代理问题；却很少注意到国有产权承担着无限责任的问题。一般而言，这些研究关注于国家所有制与产权错配在微观上的意义，而没有分析这种错配的宏观意义。樊刚和胡永泰（Fan and Woo,1996）、沈联涛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以及肖耿（1997）将国企差劲的激励机制和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联系了起来。沈联涛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以及肖耿（1997）运用产权理论探讨了许多在中国改革中与产权和所有制有关的许多问题。这些研究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一致。布劳德曼和肖耿(Broadman and Xiao,1997)是一项运用同样方法的早期研究，而且所使用的数据也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