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法改革论文范文资料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们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决定》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深刻认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司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缺乏必要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因此，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统一、正确、严格实施，已经成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重点。《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力量，不仅自身应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保证公正司法；而且应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用权、公民依法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高发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迫切需要发挥司法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作用。多年来，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群众广泛认可。但是，也要看到，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损害了司法权威。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遇事“找法律”、“讨说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司法领域，法律手段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人民群众关注的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三大问题，都与司法密切相关。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享有知情权、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监督权。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已经变得十分尖锐，如何正确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完善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二、始终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为确保改革不入歧途、不走弯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始终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健康发展，始终随着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始终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同步深化，必须坚持以下基本遵循：（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四）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司法制度。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既与时俱进，又不超越现阶段实际提出过高要求。（五）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司法活动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遵循和运用司法规律，才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司法体制改革只有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高效权威的要求，才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六）坚持依法有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配置，事关重大，必须依法有序推进。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过程中，既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步实施。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在完善法律制度后再全面推开。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以确保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七）坚持统筹协调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提高司法机关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的能力，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兼顾公正和效率，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公民法律素养的要求，又适应司法职业特点，做到整体规划、科学论证，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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