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

个人简介张志公（1918～1997），语言学家及语文教育家。河北省南皮县人。1937年入中央大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毕业后曾历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副教授，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外语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逻辑与语言研究会顾问，北京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学语文教学》顾问，《语文教学与研究》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法和修辞及语文教育方面。在语法修辞方面，他著有《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修订）、《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修订）、《语法学习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语法和语法教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汉语语法常识》一书，自成体系，对汉语词类划分进行了新的处理。该书注重实际应用，以丰富详实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语法书之一。《语法学习讲话》是一本通俗而富于新意的语法书，对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主持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及主编的中学《汉语》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后更名为《汉语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以及由他主编的为介绍和阐述该语法系统而出版的论文集《语法和语法教学》是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最大贡献。该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法教学，不少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主要依据，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他还有不少论文来阐述自己的语法论点，如《关于汉语句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语文学习》1956年第4期）、《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中国语文》1957年第1期）、《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4期）、《可能的和必要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5期）等。《修辞概要》一书打破以往修辞学著作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面，而将修辞与语法联系起来，并讲到了风格学。此外，他还提出了“汉语辞章学”的概念，并撰文《辞章学？修辞学？风格学？》（《中国语文》1968年第8期）和《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等，初步构拟出汉语辞章学的理论框架。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漫谈语文教学》（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通过对蒙学和蒙书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与整理，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另有关于外语教育的一些论著，如《怎样学习俄语》等。此外，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教材，有《语文教学论集》）、《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张志公文集》等著作。

张中行：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 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近日，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同时，他被《诗垦地》一群年轻诗人邹荻帆、阿垅、曾卓、冀汸、绿原等清新的诗作强烈吸引。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1914年11月19日，出生于北京。幼年受父教，读儒家基本典籍。七岁入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小学，跳级毕业。11岁入北京师范学校，后转入成志中学。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男部。1932年毕业，同时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因后者学费较高，最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罗常培学音韵学，毕业论文《篆隶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任助理员，得以向赵元任问学。和董同和同寝。1937年回北平省亲，因抗战爆发，滞留家中。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1938年《广韵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祖谟手稿1939年被聘为辅仁大学国文教员，后被聘为国文系讲师、副教授，讲授过语音学、等韵学、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比较训诂学、甲骨文研究等课程。1947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文科研究所秘书、图书馆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主讲现代汉语、汉语史、音韵学、说文解字研究、语言文学要籍解题等课程。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编辑委员。1955年受高教部委托起草《现代汉语教学大纲》。1957年代理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1958年《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著作《问学集》（上下）一书是他的代表作。197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1年被批准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同年12月被国务院聘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1981年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学。1982年至1984年任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兼研究室主任。1984年古典文献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所长。1984年出版的《唐五代韵书集存》是作者30余年来搜集、整理、考订的总结性成果，总集唐五代韵书并考释其源流的一部大书，为研究汉语单韵、词汇、训诂提供了重要资料。1984年赴日本讲学，并参加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1985年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1995年1月14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学术生涯周祖谟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周祖谟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祖谟于此，六十年代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1932年，周祖谟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祖谟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祖谟为清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祖谟一见，而周祖谟始终回避。以后周祖谟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祖谟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轻蔑之心欤?沦陷时期，周祖谟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四人帮’呢?”

◆出版社主要负责人（2010年）社 长：王明舟党委书记：金娟萍总 编 辑：张黎明副 社 长：孙晔、李东、张涛副总编辑：杨立范、李东（兼）、张凤珠党委副书记：刘乐坚

名人姓名：张中行 出生年代：1909-2006 名人职称：著名学者、散文大家。 名人国家：中国相关介绍：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补充资料:2006-02-23 凌晨两点左右，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