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
人类是从山林中走出并一步步迈向文明的,山岳崇拜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国境内很多远古的文明遗迹都在山林之中。伴随着中华文明产生而生成的山岳文化,经历了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到社会化的宗教信仰再到游赏性审美感悟的演变。山岳被大量地写进了各类型的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小说。
与历史小说、世情小说等其他小说类型相比,神怪小说产生的时间无疑是最早的。就比如《山海经》《封神演义》等。神怪小说的核心就是神怪的观念。高峻的山岳、茂密的山林及居于其中的形态习性各异的生物,在生产力条件和认识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原始先民看来,无疑仍具有很大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感孕育、催生了神怪的观念,当他们运用神话思维试图对种种未知作出解释时,便产生了各种想象的存在于山岳之中的神怪以及山岳的信仰,也自然诞生了神怪小说。
1、山岳崇拜与山中精怪
由于高山峻岭自身的神秘性以及先民认识能力不足等原因,山岳中的动、植物逐渐被神怪化,《山海经》中各种形体怪异的动物和具有奇异功能的植物就是这种神怪化的集中表现。而《神异经》、《博物志》等博物体小说中对山岳物产的记载,在推崇山岳、神化山岳的同时,山岳作为神奇怪异之物产生之渊府的地位也逐渐被突出。这样一来, 神怪小说中的精怪以居山为多,也就成了此种山岳崇拜的表现。
山海经
2、神怪小说中的山中精怪
如《西游记》中的妖魔几乎全为动物型精怪。而这些动物型精怪的原型或本体又多为山中野兽。虎是典型的山善,被誉为山中之王,因而虎类精怪多盘踞于山。猿猴对于山林环境的依赖也无需赘述,变异后的猴精猿怪也多以山岳作为活动场所。
狐精可以说是最受小说家、文人雅士青睐的精怪类型之一。《仇章·涉江》中“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句,使“狐死首丘”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成语。《搜神后记》有一则故事云:“岗顶有一穿,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其他神怪小说也有很多狐精出现。《西游记》中压龙山压龙洞之九尾狐狸精、积雷山摩云洞之玉面狐狸《昭阳趣史》中松果山之自称悟真王的九尾野狐等。
山岳信仰信不信的不只是山。更包括居住在山中的山精鬼怪,与山有关的山神天宫。山岳对于古人来说是生他养他的家园母亲。对山岳的依赖以及因山岳之险峻、不可知而产生的畏惧感,逐渐形成了山岳崇拜的观念。最初的山岳崇拜主要是对自然山体的朦胧敬仰,而在万物有灵观念产生之后,山岳崇拜的对象由山体演变为山岳之精灵。随着宗教意识的成熟,山精被神灵化、崇高化,进而产生了山神的观念(《山海经》是这种山神观念的集中体现)。
1、原始山岳信仰
原始社会有许多与山岳相关的传说故事,其中最为突出的非禹莫属。治水是大禹的主要功绩,而要理水首先要治山。因为山为水之源:“禹别九州,随山睿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对先秦山岳信仰有集中反映的《山海经》更是与禹有着很深的渊源。姑且不论《山海经》为禹、益所作的说法,但《山海经》多次提到禹或与禹相关的风物却是事实,如:“禹日:‘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这段话向我们表明,《山海经》中的记载有一个经历见证者,而此人就是大禹。
大禹治水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山岳在五帝时代具有重要的地位。既然山岳与人们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人们对于山岳的重视和敬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黄帝时“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对山岳进行了频繁的祭祀。《尚书·舜典》对虞舜时期的山岳祭祀情况也有着详细的记载。
2、夏商周山岳信仰
《国语·周语上》中就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的说法;而《易》曾经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夏之《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国,夏《易》以山命名,并以艮即山为首卦,可见对山岳的推祟。这或许是对夏代山岳信仰兴盛的一个最好诠释。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时尊神事鬼之风大盛,遇事必卜。其中在这些甲骨卜辞之中,就有大量与山岳信仰有关的记载。我们依据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罗列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山神的记载,统计出甲骨卜辞中共涉及十四种山神:山笛岳、半、岳、哲、品、目、面兜、二山五山十山羊。在这些山神中,以邕即岳”出现的最为频繁。据林志强统计,甲骨卜辞中“卜岳之辞近450条”,并经过分析后认为:“岳神为山神之统帅。”所以商人对岳的祭祀是非常隆重的。
甲骨卜辞
岐山是周族的根据地、发迹地,在灭商之前备受周族所推崇。周王朝建立后,周人的对山岳的祭祀超越了自己的族群,开始以王朝统治者的身份祭祀象征天命所在的天室山即嵩山。周代的嵩山崇拜和天神崇拜是一致的,即嵩山崇拜就是天神崇拜。嵩山在周代文献中多称天室,并有“天在山中"和“因名山升中于天”的说法。
3、春秋战国时期的山岳信仰
山岳崇拜是一种古老的、具有延续性的信仰,春秋战国时期的山岳信仰与西周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由于东迁以后周王室衰落,诸侯国林立,与王室的统属关系名存实亡。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文化多元化,思想异常活跃,各诸侯国就有各自的局域性的山岳信仰。大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既有原始性的山精崇拜,又有完全人格化了的山神信仰。对后世影响深远。
1、山神鬼怪与神怪小说
春秋战国时期自然性浓厚的山精(或称山怪)信仰还是比较普遍的。
这些观念都是神怪小说的原型。
屈原
但屈原笔下的山鬼只是保留了民间信仰的名称,即作为精怪的山鬼是作为文学原型而存在的,后来的文本中的山鬼已经是完全文学化、私人化了的文学形象”,成为一个哀怨的女性神”。这显然与民间的山鬼信仰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但这种人格化的山鬼推进了由精灵崇拜向人格化山神演变的进程,即文学化的山鬼形象又反馈回民间的山岳信仰。此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中的巫山女神已经成为完全人格化的山神,从形式到内容都摆脱了原始的山精信仰。此外,《山鬼》、《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实是后世小说中山中遇仙、人神相恋情节之肇端.
2、昆仑山信仰之于神怪小说
作为“百神之所在”的昆仑山在战国时期开始产生普遍影响。《山海经》中有八处提到昆仑山(或昆仑丘、昆仑虚),至少有十六种神话传说都与昆仑山有关。《庄子》中也四次提到昆仑山,此昆仑是“黄帝之所休”,主要与黄帝神话相关联。《楚辞》中对昆仑的提及则更加频繁,如《天问》曰:“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涉江》云:“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楚辞》中的昆仑山明显已经是专指,但有抽象化、象征化的趋向,似指天地间最重要的神仙所居之地和通天之路。在昆仑山信仰对后世的影响中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昆仑山神话促进了仙山神话的产生。《楚辞》中的昆仑山已经有向仙山转化的迹象,而顾颉刚认为神怪小说中的蓬菜、方丈等三仙山的构建就受到了昆仑山神话的启发。“ 在后世传说、记载中,昆仑山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了《水经》中的“地之中”,《龙鱼河图》“天中柱”,“神仙之所集"”等。
西王母
昆仑山神话中的场景、人物对于后世宗教及文学作品中天界或仙境的构建产生了影响。最初昆仑山的最高神是黄帝和西王母,在后世演化中黄帝的神性逐渐减弱,最终定格为远古人王的角色:而西王母的神性越来越强,人神合体的形象被改造为人化的慈母,天界大神的地位逐渐确立,最终成为民间传说、通俗小说中的王母娘娘。同时,昆仑山神话中的昆仑山场景、风物如悬圃(九重天的结构)、瑶池、不死树、不死丹水等也被吸纳进了宗教信仰之中,构建出了一个万物皆有、富丽堂皇的神界天堂。而这种天界设置又为小说家所借鉴,在神怪小说作品中焕发了勃然生机。
3、居山之神仙之于神怪小说
神仙故事是神怪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题材类型,这些神仙故事中有许多都与山岳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神仙或为山居者,或降真、游览于山,或本身就是山神。故事情节中有山间修炼成仙型,山中遇仙型,神仙降真于山或主动引导凡人进入山中仙境型……种种故事中的神仙都与山岳有关,在古人看来,山岳高耸入云,与天相通,是神灵与凡人交接的通道,山中神仙也正应如此出现。这也是一种山岳信仰。
神仙故事:八仙过海
从上看来,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的关系是紧密而又特殊的。神怪观念无疑是神怪小说的核心要素,它决定了神怪小说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特质,而早期神怪观念的产生离不开山岳环境的孕育,同时,山岳及与山岳相关的事物也是神怪观念最初的主要观照对象。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盘古开天地 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混沌之中,一直睡了十万八千年。 有一天,盘古忽然醒了。他见周围一片漆黑,就抡起大斧头,朝眼前的黑暗猛劈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混沌一片的东西渐渐分开了。轻而清的东西,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 天地分开以后,盘古怕它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着天,脚踩着地,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也随着越长越高。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逐渐成形了,盘古也累得倒了下去。 盘古倒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四肢,变成大地东、西、南、北四极;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 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这个传说故事虽纯属虚构,但它说明了人类改造、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气魄,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抗争、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聪明才智。女娲补天 出自《淮南子·览冥篇》,全文如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女娲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慈祥地创造了我们,又勇敢的照顾我们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 女娲补天的记录见于《淮南子》: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打输而羞愤的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我们伟大的女娲的补天神石的彩光。夸父逐日 夸父逐日是一个神话故事。它讲得是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最后被太阳烤死的事情。古籍《山海经》对此有详尽描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 这段记述是说:夸父追赶太阳,追至太阳身边,因炎热而口渴,喝干了江河仍嫌不足,于是,欲饮沼泽之水,未等喝到,不幸渴死。手杖弃于路边,竞长成一片桃林。 夸父为何要去追赶太阳? 有人认为“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快;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水(不妨将水当作知识的象征);也只有获得更多的水,才能和时间竞走,才能不致落后于时间”。 还有人把夸父逐日看成是自然界的一种争斗,夸父代表“水”,而太阳代表“火”。水神、火神相争,水火不容。 夸父逐日的故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已不仅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而它积极的意义在于,人们以各自不同的理解,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实现自已美好的追求。精卫填海 《山海经》原文: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枯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译文:再向北走二百里,有座山叫发鸠山,山上长了很多柘树。有一种鸟,它的形状像乌鸦,头部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名叫精卫,它的叫声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传说这种鸟是炎帝小女儿的化身,名叫女娃。有一次,女娃去东海游泳,被溺死了,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化为精卫鸟。经常口衔西山上的树枝和石块,用来填塞东海。浊漳河就发源于发鸠山,向东流去,注入黄河。 传说在上古时代的发鸠山上有许多桑树。树上有只小鸟,它的形状像乌鸦,头上有花纹,白色的脚爪。它的啼叫声像“精卫!精卫!”所以人们便称它为“精卫”。 精卫鸟本是炎帝(即神农氏,传说中我国农业和医药的始祖)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她很喜欢玩水,一天到东海去游泳,不幸遇到了巨浪,被海水吞没。 女娃死后变成精卫鸟。她从不闲着,每天从西山叨着树枝、石子飞到东海上空,将它们投下去。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直如此。原来,它决心要把东海填平,免得别人也淹死在大海里。 “精卫填海”的故事,反映了上古时代人类对大自然艰难的斗争。由于当时人们抵御大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大海经常吞没人的生命财产,于是产生了填平大海的愿望,精卫鸟正是当时人们征服大海的坚强决心的象征。 “精卫填海”比喻意志坚强,奋斗不止。精卫填海的传说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些有志者为成就自己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着共工怒触不周山① 昔者共工与颛顼②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③,天柱④折,地维⑤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⑥;地不满东南。故水潦⑦尘埃归焉。 注释:①选自《淮南子》。②共工与颛顼(zhuanxu):共工,传说中的部落领袖。颛顼,传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③不周之山:神话中的大山。④天柱:古代传说天是用九根大柱支撑着的。⑤地维:古代传说地是用四条大绳拴着的。维,大绳子。⑥焉:这里。⑦潦(lao):路上的流水。 翻译:从前共工与颛顼争做皇帝,(共工在大战中惨败,)愤怒地撞击不周山,支撑着天的大柱子折断了,拴系着地的大绳子也断了,(结果,)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这里移动;地向东南方向下塌,所以江河道路上的流水尘埃都在这里汇集。黄帝擒蚩尤 蚩尤作兵,伐黄帝〔2〕。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3〕。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4〕。黄帝乃下天女曰“魃”〔5〕。雨止,遂杀蚩尤。注释:〔1〕本篇选自《山海经·大荒北经》。神话反映了上古氏族间的战争,其间对于战争手段的描述在我们今天看来充满了神奇色彩,却是古人解释战争胜败的常见思维。〔2〕黄帝与蚩尤是传说中上古两个强大的部落集团的首领,他们之间经历了多次的战争,互有胜负。作兵,造作兵器,传说蚩尤发明了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3〕应龙:传说中长翅膀的龙。〔4〕风伯雨师:风神、雨神。〔5〕魃(bá):黄帝的女儿。一说是旱神。后羿射日 传说中后羿和嫦娥都是尧时候的人,神话说,尧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常俊命令善于封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除人民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的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 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除下那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只因为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才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但是后羿的丰功伟绩,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妒忌,他们到天帝那里去进谗言,使天帝终于疏远了后羿,最后把他永远贬斥到人间。受了委曲的后羿和妻子嫦娥只好隐居在人间,靠后羿打猎为生。 嫦娥又是怎样奔月的呢在古书上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淮南子》的记载是,后羿觉得对不起受他连累而谪居下凡的妻子,便到西王母那里去求来了长生不死之药,好让他们夫妻二人在世间永远和谐地生活下去。嫦娥却过不惯清苦的生活,乘后羿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全部的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亮里去了。另一种说法是屈原(约前340年-78)《天问》的记载,说后羿后来对嫦娥有不忠行为,和河伯的妻子发生暖昧关系,因而引起嫦娥极大的不满,便离开后羿跑到天上去了。嫦娥奔月以后,很快就后悔了,她想起了丈夫平日对她的好处和人世间的温情,对比月亮里的孤独,倍觉凄凉。 关于后羿之死,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年-89年)所著《孟子》和西汉初年刘安(前179年-22)编成的《淮南子》都说他是被恩将仇报的徒弟逢蒙暗害的。暗害的手段记载各不一样,有的说是用桃木大棒打死的,有的说是用暗箭射死的。总之这位盖世的英雄死在阴谋家的手里。 有的传说里还说,后羿死后英魂不散,变成了打鬼的钟馗神。这一说法是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根据《淮南子》等古书的记载考证出来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这位不幸死去的英雄的无限怀念。大禹治水 &n中国远古神话传说bsp;鲧因治水失败被流放后,他的儿子禹接替了鲧的职位,成为夏部族的首领。面对仍在到处肆虐的滔滔洪水,众人又向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舜推荐禹来治洪水。禹在接受了任务后,没有贸然动手,而是带领益、稷等人,先到全国闹洪灾的地区进行全面的勘察。史书记载说:大禹先用测量工具对洪水泛滥地区进行测量,了解各地的山势地貌,摸清洪水的流向和走势,制定统一的治水规划。他接受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凿山开渠,疏通壅(yong)塞,将洪水引入大江大河,最后汇人大海。 禹在治水中身先士卒,常年奔波在外,弄得皮肤黝黑,蓬头垢面,手上长满了老茧,指甲也脱落了,脚底布满了血泡,腿上的毛都磨光了,老百姓见了无不心痛落泪。传说大禹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淮南子》记载,大禹治水时,为了开凿轩辕山,他化身为一只力大无比的神奇动物大熊。一次,劈山崩裂的石块,误中了大鼓。鼓声是送饭的信号,禹的妻子涂山氏听到鼓声,连忙烧火做饭,饭刚做好就拖着怀孕的笨重身体,挑担上山送饭。当他看到变成怪物的丈夫时,受到惊吓,顷刻间化为巨石。大禹随后赶来,呼唤着妻子和妻子胎中的儿子,巨石突然从北面开裂,生下了儿子启。于是后人称这块裂开的巨石为“启母石”。到了西汉武帝巡游嵩山时,也被这个传说所感动,令人在这里修建了启母庙。今启母庙虽然无存,但东汉时在庙前修建的启母阙还依然保留着。从残存的碑文中依稀可见汉代对鲧、禹治水的记述和对启母涂山氏的颂扬。 大禹在治水的同时,还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重建家园。史书上记载,在洪水退去后,他带领人们在田间修起条条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su谷子)、黍(shu大黄米)、豆、麻等农作物。他还让人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水稻。在获得治理洪灾的巨大成功的同时,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进步,人们逐步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大禹治水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大禹不仅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象征。刑天舞干戚故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于常羊之野。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刑天,传说中的兽名。:刑,刑杀,砍伐;天,巅也,意思是头.刑天者,被砍掉头颅的人.干戚,盾和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斧。一个被砍掉头颅的人挥舞着斧头和盾牌与天帝斗。刑天为炎帝近臣,自炎帝败于阪泉,刑天一直伴随左右,居于南方。蚩尤起兵复仇被黄帝削平,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刑天吞不下这口气,他一人手执利斧,直杀上中央天帝的宫门之前。黄帝也不是好惹的,他亲自披挂出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刑天终于不敌,被黄帝斩下了头颅。黄帝把它的头颅埋在常羊山里。没了头颅的刑天却突然立起身来,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一双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持斧,向着天空猛劈狠砍,战斗不止。相关阅读:日本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传说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介绍组图 玄武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武,是黑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古希腊的神话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 蚩尤,中国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风唤雨,以金作兵器,常以兵作乱。2008年02月19日评论0|浏览11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蚩尤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 蚩尤,中国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风唤雨,以金作兵器,常以兵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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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铺相成,互为所用的关系。两者都得通过对方才能体现
腊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一样迫害她的情敌。但神祗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传说,忒修斯的传说,伊阿宋的传说等等。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神话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臆想杜撰出来的,而文学确实是可以描述事物,可以添加自己的想象等,神话可以通过文学表现出来,而文学则是神话表现出来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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