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产志研究的论文

根据紫阳县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全县可分为3个植茶区域：（一）汉江、任河沿岸浅山丘陵适宜区包括中北部的39个乡镇：以优质高产区焕古、和平、长白、云峰、汉南、瓦房、太月、芭蕉、江河、红椿、深阳、尚坝、东木等乡和城关镇为中心，向北延伸到凤凰山、米仓山区的汉城、金川、松溪、三官堂、五林、安溪、双安、宝狮、北陡、蒿堰、复青；向东南扩及上东、苗河、解放、目连、洄水；向西南扩及广城、牌楼、高桥，以及碱土带西南方的瓦庙、保坪、紫黄、麻柳、毛坝、青荆等乡。区内有典型的北亚热带气候条件，茶叶生产基础较好。（二）巴山浅山次适宜区主要包括燎原、万兴、铁佛寺、高滩、双柳、联合、绕溪、龙潭、深磨、四坪、桥镇、斑桃、小河等13个乡。这一带雨量充沛，但气温偏低。东部米溪、三台、前河、石坝一带水热资源丰富，但因有石灰石矿群分布，也是次适宜区。（三）巴山山地及碱土带不适宜区该区包括热量不足的六河、界岭和碱土带中的新联、大坝、白鹤等乡，历史上有零星茶树分布；1974年盲目兴建了2200余亩新茶园。据1983年茶叶区划调查，全县茶园总面积96931亩，其中以粮茶间作为主的老茶园40522亩，占总面积41.8%。其分布的最高点在海拔1450米的洄水区斑桃乡秀道村花栎朳。海拔1000米以上为苦茶分布区。据典型调查，毛坝区青荆、麻柳2乡，洄水区斑桃乡，双门区四坪乡，红椿区红椿、尚坝、燎原3乡等地共有苦茶1150亩。老茶园大都分布在粮地中或桐林下，每亩平均300～400蔸（株）。全县成片新茶园56400亩。其中：分布在海拔900米以下39580亩，占新茶园面积70.19%；901～1000米间8670亩，占新茶园面积15.39%；1001～1100米间3640亩，占新茶园面积6.46%；1101～1200米间2780亩，占新茶园面积4.99%；1200米以上1710亩，占新茶园面积3.04%。分布在海拔900米以下的近40000亩新茶园，加上原有的40000亩老茶园，是县内的骨干茶园，共80000亩。县内583个行政村中不产茶的仅30个，年产茶0.25吨以下的130个，产茶0.25～0.5吨的92个、产茶0.5～2.5吨的250个，产茶2.5～5吨的63个，产茶5吨以上的18个。毛坝区麻柳乡染房村年产量最高，为16.78吨，是县内唯一年产10吨茶以上的行政村。产茶最多的乡是蒿坪区复青乡，最高年产52.55吨。年产茶15～50吨的乡有城关区焕古、云峰、太月、和平，红椿区红椿、尚坝、深阳、江河，高桥区芭蕉，蒿坪区蒿堰（镇），洞河区苗河，双门区四坪，毛坝区麻柳，洄水区斑桃等14个；年产茶5～15吨的乡有汉城区汉城，红椿区燎原、东木，蒿坪区北陡、宝狮，城关区汉南、瓦房（镇）、长白、上东，洞河区米溪、石坝、洄水区目连、洄水、小河，双门区解放、桥镇、深磨，高桥区龙潭、高桥，毛坝区瓦庙、保坪、毛坝、青荆、紫黄等24个，以及城关镇；年产茶1.5～5吨的乡有汉城区三官堂、松溪、五林，洞河区前河、三台（镇），高滩区广城、牌楼、高滩、双柳、绕溪，毛坝区联合，高桥区铁佛寺等12个；年产茶0.5～1.5吨的乡有汉城区安溪、金川，蒿坪区双安，高滩区万兴，双门区六河，洄水区界岭等6个；年产茶0.5吨以下的乡仅3个：高滩区的白鹤、大坝和毛坝区的新联。 紫阳境内茶叶产量，有记载的始于宋代。宋代，全国茶叶产量35000吨以上，而包括今紫阳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周靖民：《宋代的茶叶产区》，载《中国茶叶》1983年第4期）占全国总产60.1%。（兴元）《图经》载：“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高峰、贻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城固、洋州之西乡茶引钱，及利州路军博马，按帛发马，一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明承宋制实行“茶马法”。由于地理位置和茶叶品质方面的原因，朝廷十分重视陕、川之茶。《明史·茶法》除末尾一段提到其他茶区外，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了陕、川茶叶史实。当时，“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明史·食货志·茶法》）文中所称“汉中”，当指汉水上中游这一地域，而非仅限于今汉中地区。民国《西乡县志》载：“汉中之茶产于西乡”；“西乡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县又四百里，经于豺狼虎寇之窟，比以加赋。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自明至民国，紫阳茶运销西北，多先集结于汉中、西乡。所以，当时的汉茶，实际上多为今紫阳县所产。明末，由于战乱和灾荒，紫阳人口锐减，茶叶生产随之衰落。康熙《紫阳县新志·物产》载：“兵荒之后，比屋逃亡，林木遮蔽，鹿豕剥食，紫阳之茶日见其濯濯矣。”清乾隆以后，湖广川湘一带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紫阳。他们占据山林，垦荒种粮，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据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考证，清代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后因左宗棠西征，湖南茶大量涌入西北，紫阳茶受到排挤，渐见萎缩。民国《紫阳县志·地理志》在谈到清末民初全县茶叶生产状况时说：“茶麻以西南区及蒿坪河一隅为最多，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唯制法不精，行销地向复加以限制。”“光绪间价尤低廉，多有毁去茶树者。近年（按：指民国十四年前）茶价稍昂，植者渐广。”抗战期间，湘、皖等省茶区相继沦陷，交通阻塞，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而紫阳茶不但未因战争而停滞，销路反而扩大。它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而且向为皖、湘茶叶销场的西安、鄂北、豫南，也有紫阳茶销售，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茶农普遍增植新树，茶叶产量迅速增长。抗战初期，中国地理研究所人生地理组王成敬和綦江县立中学贾秉温对紫阳茶叶生产进行综合考察后指出：紫阳“居陕南茶区之中心，全县产茶。因而陕西茶叶普遍即以紫阳称之，所有外销者亦多称紫阳所产也。”“每年约产三十余万斤。”（《紫阳茶之产销》见书内文献辑要）《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亦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紫阳“全年运销量320000斤”。（交通部邮政总局编，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3月台一版）。到抗战中期，全县茶叶产量增长60%以上。据陕西省银行紫阳县分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10月16日报告：该县“本年茶采至五次，总产量约五十万斤。计洞河十九万，瓦房店十三万，蒿坪河八万，宦姑滩六万，本县城四万斤。”“本年运销西安约十四万斤，汉中十六万斤，甘肃六万斤，安康四万斤。”（《紫阳茶叶调查》，见书内文献辑要。）民国三十三年（1944）紫阳茶叶运销量达到260吨；至抗战结束以后，全县茶叶产量超过500吨（折合100万斤），比抗战初期增长两倍以上。解放战争期间，全县茶叶生产处于稳定状态，没有新的发展。至1949年底，全县茶园面积20000亩，总产545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紫阳茶有了迅速发展。1953年3月，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建立后，以紫阳为重点，进行生产示范和技术推广工作，促进了茶叶增产。当年，全县茶园面积达到26000亩，总产达到750吨。1954年，人民政府发放了3亿元（合今3万元）茶叶预购款，扶持茶叶生产。并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时，教育茶农组织起来，响应国家增产号召。在县内红椿坝、毛坝关、宦姑滩、瓦房店及邻县岚皋选择了5个工作中心基点，开展加强茶园经营管理、补植缺株、有计划地发展新茶园、提高茶叶产量、提高制茶技术水平和茶叶质量等示范性工作，认真总结推广了茶园中耕除草、施肥、老茶园更新、防治病虫害的经验。其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动下，茶叶生产持续增长。至1957年，茶园面积达到38500亩，比解放初增长92.5%；产量达到1075吨，比解放初增长97.2%。成品茶质量有显著提高。据陕西省供销社统计，1957年1～4级茶比重由1956年的59.85%增至74.88%；5级以下粗茶则由40.15%降为25.12%。茶农实际增加收入20.33万元。毛茶收购价由1956年的每担（50公斤）51元提高到55元。1958年虽因贻误采期，使7吨鲜叶老在树上，茶叶总产仍达1150吨，为此前最高产量。1959年，紫阳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不仅当年茶叶产量比1958年下降11.4%，茶树生机也受到很大破坏。60年代初，因缺粮矛盾突出，茶园面积缩小，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1962年，全县茶叶年产量仅650吨，为1958年的56.5%。1965年初，安康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农业生产方针，紫阳兴起茶叶生产热潮。县级机关带头进行茶树短穗扦插，收购部门提高茶籽价格，政府对农民实行茶籽补贴，从而发展了一批新茶园，并对原有茶园加强了管理。当年，产量有了较大回升，总产达950吨，较1962年增长49.2%。其后，由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错误地认为“茶叶不能当饭吃”，茶叶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全县产量长期在650～900吨之间波动。1974～1978年，贯彻全国茶叶会议关于“茶叶生产要有个大的发展”的决议，全县播种茶籽1455吨，发展条列式茶园60000亩。并建立公社茶场56个，大队茶场410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茶叶产量稳步回升，结束了长期低而不稳的状况。1884年，茶叶总产超过1000吨；到1985年，茶园总面积达到120900亩，茶叶总产1177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在1974年以后的发展茶叶生产热潮中，由于有近30%的茶园种植在海拔900米以上的山头上，而且周围林被较差，易受旱、受冻；还有一部分茶园建立在碱性土壤上；所播茶籽除少量当地种外，绝大部分是从湖南省调入的群体品种，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到2012年，紫阳县全县茶叶栽植面积逾17万亩，年产茶总量达到3800吨，实现产值7亿元，综合收入10亿元。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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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综上所述，鉴于《华阳国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及后人因研究此书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华阳国志》中关于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资源、生态、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记载，其成果对于今人研究西南社会发展、探究西南经济发展规律等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参考价值。 从前的目录书，或者把它列为霸史，或者把它列为伪史，也有归入别名或杂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据它叙述古代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三省一市的历史地理情况来看，作为地方志比较合理。国内学人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从20世纪初至1979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比较缓慢，因为《华阳国志》自问世至20世纪前的一千六百多年间，竟未出现过一本注释，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整理研究的专著。也就是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确切地说是从20世纪开始的，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对缓慢，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朱士嘉对《华阳国志》版本的研究论文《华阳国志版本考略》，有著名学者顾颉刚写于40年代的《<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有姚思廉《<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互勘》等等。而这一时期，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他着手搜集资料并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考证、注释、辑佚等一系列工作，并于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跋》记载，十年浩劫中，其初稿第一、二稿分别留在川大历史系、川大图书馆。此初稿曾先后经冯汉骥、蒙文通、徐中舒，刘运寿、吕子方各位著名学者的审阅，第三稿经过张秀熟先生的批注。真正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和整理取得丰硕成果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的这20年间，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刘琳之《华阳国志校注》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强之《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两部专著相继问世，成为《华阳国志》整理研究工作繁荣兴盛的标志。特别是《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91年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一等奖，1993年又荣获全国首届国家图书奖。另外还是在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重来之《常璩与<华阳国志>》。进入21世纪，对《华阳国志》整理和研究的专著有200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启铭、赵静合著的《华阳国志译注》以及2008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由刘重来、徐适端主编的《<华阳国志>研究》，并出现了大量与《华阳国志》有关的学术论文。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硕士生论文以《华阳国志》为题材，不乏见解独到、颇见功力之作 。《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第一次将《华阳国志》历代重要版本以及辑佚、校勘成果加以汇编，并以影印的方式出版，这既便于保存各种珍贵的版本，又有利于今人和后人能够参校各个版本作进一步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书末附有《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著目录》，将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华阳国志》论著成果目录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编排，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该丛书由李勇先、高志刚主编，李勇先撰写《前言》，高志刚作《序》，2014年12月成都时代出版隆重出版 。 《尚书·禹贡》称华阳黑水为梁州，所以这部书名为《华阳国志》。这部书叙述蜀汉史实较陈寿《三国志》为详。如诸葛亮平定南中，《三国志·蜀志》仅寥寥数语，而《华阳国志》却有长篇论述。晋代蜀中史事也较他书为详。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对西南地区史多取材于它。可以这样认为，他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历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根据文献记载，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在成都做官时，曾经刊刻过这部书。吕氏刻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他为这书写的序现在还保存下来。南宋李（旡土）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又刻此书于丹棱，通常称为嘉泰本。明清以来刊印《华阳国志》都用这个本子为祖本。但是李（旡土）这个本子的原刊本流传不广，明朝钱叔宝曾经抄写过它，《四部丛刊》曾影印流传。清朝顺治年间，冯舒又抄录过这个本子，后来为校勘学家顾广圻所得，并加以雠校，孙星衍曾经倡议刊印。当时四川人廖寅表示愿意刻印这本书。因为他是蜀人，便让他刻了，这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题襟馆本。《四部备要》就是用这个本子排印。上世纪初成都志古堂还翻刻过这个本子。 《华阳国志》属于史志类著作，其文字典雅古朴，很少僻字和生僻用语。但时代绵远，传抄刻写，出现了一些错讹，今天人们读它，文字障碍也是一个难点。《华阳国志》，一作《华阳国记》①， 《水经注》赂称《华m记》②。是书十二卷．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此书记载地域范围为东晋梁、益、宁三州，当今四川、云南、贵州、重庆三省一市及陕西、甘肃、湖北三省部分地区。书称“华阳”者，东晋梁、益、宁三州届牧《禹贡》梁州之域，谓“华阳照水惟梁州”，当为滥觞。又是“K《蜀志》云： “蜀之为邦，天文扑洛辉其上，地理顺、嚼铁其娩五岳则华山表其闲”。又白： “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 西奄峨、喂，地称大府，原日华闭。”此可见，华阳因取义丁自然地形，以地居华山之阳得名③，亦即以即《华阳国志》名目之来历。作者常璩，字道将，纷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州市北)人，生卒不祥。成汉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掌若佩人称“蜀史”。此职使其得以接触大量文献，进行广泛实地调查之便，为编纂是书提供了条件。东晋永和三年(347)，桓温伐蜀，常琼劝李势降④，后任桓温参军。晚年或可在建康不得志，于《华阳国志》中每每借题发挥，牢骚溢于言表。掀今人刘琳氏考派此书成书年代当在东晋司马耽永和四年至十年(348—355)之间①。常蹿若述陈是书外，尚有《汉之书》笔 多记成汉民但传下来的难《华阳国志》而已。《华阳国志》十二卷，本文约十一万字。其卷次为：第一巴志，第二汉今志(以J：梁州>，第三蜀志(益州)，第四角中志(宁州)，第五公孙述刘二牧志，第六刘先主志，第七刘后主志，第八大同志(记汉晋平蜀之后事)，第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十光贤士女总赞(晋前人物)，第十一后贤志(晋代人物)，第十二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光后以来士女目录。是书记事范围，从时间上说，姑于开辟，终于晋水和三年；从地域况为梁、益、宁三州三十三郡一百八十县。全书包括三部分：一至四备写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叔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自西汉迄东晋初年的“贤士贞女”，相当正史中的列传。这种写法，刘琳光生概括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况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的三结合。”③这是符合是书实际情况的。然而归根结带，《华阳国志》是一部方志。我国始有方志之依可溯之于先秦以因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固”。汉魏六朝以后，以图文并重之图经体方志，抑或离开图的载言纪事的方志，应运而兴。先于《华阳国志》的各类方志已经很久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即达上百种，可惜或早已亡仇或只能片断地散见于他化唯独《华阳国志》转辗钞玑挺拔于方志之林，成为今日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方志。此当非属偶然，应归于它的史料价值和所独具之编祭特色。从历史地理价值氮前四卷是全书的精电正如刘琳先生所归纳的，记载着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队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名宦的政筑各县的大姓，等等。所有这色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文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特别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补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在政治史方面，有补于《三国志》，在经济史方面，有补于《史记．河渠书》、《汉书．沟砌志》，以及《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贷殖传》在民族史方面它对于西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特别是其中主要者的历史及其同汉族、中央政府的拄还关系所作记载，比史、汉等。《西南夷列传》详尽得多，更有许多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见此书博大精深，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的内容上的三结合和体裁上的三结知对后世地志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直至元明清时期的《一统志》和各地方各类方志，似乎都不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编纂特点大凡有五：第一，是书内容上的历史、地理、人物的三结合，体裁上的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是方志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比较前此一般方志小历史、地理、人物分离， 各执其一，只能反映地方史地的—个侧面来此是一种更完备纳全新的方志体裁。其实，这种写法正是编纂正史的基本要求。作者当是以正史《史》、《汉》为难修志，既充分发挥了方志记载地方的优执也俭达到了不亚于正史的史料价值。第二，此书是专门记载包括几十种少数民族的西南边疆地区的方志。从时间说，包括了晋以前上千年历史；从地域范围说，包括了云、贵、川、渝和陕、甘、鄂部分地区。从时间范畴抑或空间范畴氰它都是非常博大丰富的，这在我国方志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后世亦属鲜见。